现实：学校若无权力，则无办学实效激发办学活力，学校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校长要有一定的管理权。这意味着，政府的一部分管理权力要下放到学校来。 当下的问题是，多数学校权力不大，有些学校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从结构关系看，从政府主管局——教育局到学校，是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上下级之间是单向度的关系。从管理模型看是命令型管理，上级发指令，下级学校无条件服从。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管得过多，管得过死，导致学校缺乏办学活力，也导致了一些怪相产生： 形式化盛行——不务实。上级不给学校相关权力，只下发一堆文件，学校怎么办？只能应付。上级怎么说学校就怎么说，上级要什么材料学校就给什么材料，至于这些材料是否客观现实，只有当事人知道。当然大家其实都懂的…… 同质化办学——无个性。千校一面、万人同语，不考虑地域差异、学校差异、学段差异、学生差异的同质化办学的情况非常严峻。 口号化课改——虚课改。不是要课改吗？上级说什么学校就说什么，流行什么口号就喊什么口号。声音越大，“改革力度”就显得越大。 工具化存在——非主体。本质上学校变成了一种工具化存在，成了教育局局长手上的一个工具。 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在于政府向学校适度放权。而如何界定“适度”的权力，是眼下的关键。  对策：《意见》出台，明确学校至关重要的三个自主权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后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了中小学在三个方面有自主权：第一，有事权，教育教学的事权；第二，有人权，人事工作的人权；第三，有财权，经费的使用权。 这三方面权力对学校至关重要，少了它们，学校没办法办好。 ● 保证教育教学自主权《意见》首先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自主权。如何保证？从学校层面，鼓励支持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它的前置思想是“强化学校课程实施主体的地位”。解决方法是五个自主：自主安排教学进度、自主运用教学方式、自主组织研训活动、自主实施教学评价、自主实施跨学科主题教学。 从教师层面：第一，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改革中的主体作用；第二，鼓励教师大胆创新，改进教学方法；第三，积极探索符合学科特点、时代要求和学生成长规律的教育教学模式。
对于“保证教育教学自主权”，学校还有什么进一步的奢望？作为校长，我始终认为“教什么”和“怎么教”相比，永远是第一位的。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作进一步探讨： 其一，给学校基础性必修课程的选择权。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学校差异大、学生差异也大，全国上下统一用一套教材，无法体现教学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然如此，国家可以尝试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学校开发多种版本教材，以针对客观存在的差异。 其二，给学校拓展性的选修课程设置权。在尊重国家课程标准前提下，应该给予学校开发设置特色校本课程的权力。学校要办出特色，至少要在课程层面上有特色，以适应孩子个性化的需求。 其三，给学校各种课程资源的选择权。在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前提下，学校应该有权力选择丰富多彩的课程资源。 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提到，“教育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学校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必须有自己的经过批准的课程，这些课程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的需要由其自己的老师开发出来。”可见，由学校教师在国家课程标准前提下开发一定课程，也是需要的。 ● 扩大人事工作自主权关于学校的人事权，《意见》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其一，扩大副校长聘任的参与权和选择权，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由学校按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提名、考察、聘任副校长。 其二，扩大中层管理人员聘任自主权，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学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自主择优选聘中层管理人员。 其三，扩大教师招聘的参与权，由学校提出招聘需求和岗位条件，并全程参与面试、考察和拟聘人员确定；在学校先行面试的基础上组织招聘，对具备条件的学校可自主按规定组织公开招聘。 其四，扩大职称评聘自主权，中初级职称和岗位由具备条件的学校依据标准自主评聘，高级职称和岗位按照管理权限由学校推荐或聘用。 其五，扩大绩效工资分配权，新增绩效工资总量主要用于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性绩效工资由学校在考核的基础上自主分配。
这五个方面，作为校长我非常认同。如果对此学校还有什么奢望，首先就是落实真实聘任制，学校可以独立招聘或解聘教师，让优秀教师进得来，让不合格教师出得去，这才能把学校办好。否则，学校这一潭水就活不起来。 其次，学校自主设置内设机构这个权力非常需要。传统学校中层部门太多，运行不畅甚至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我在深圳办学，学校就设两个中层部门：一个课程处，管教育教学、教育科研、教师培训；一个校务办，管财务、后勤、安保、人事、宣传、接待等。减少不必要的扯皮，简洁高效。 第三，学校分步实现自主制定教师薪酬制度和奖励方案，让激励机制更加贴合学校实际，实现教师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 落实经费使用自主权对于学校经费使用，《意见》明确了三点： 第一，学校按照有关规定和需要自主提出年度预算建议，自主执行批准的预算项目，对预算资金进行全过程绩效管理。 第二，完善学校公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加大学校经费使用自主权。 第三，学校依法依规自主使用社会捐资助学的经费。
在这个方面，如果谈一谈学校的奢望，就是实现“规范 效益”的双重效果。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包干制，政府的财政拨款按照生均经费的标准拨付给改革学校。规范化，学校在董事会（或教育局）的指导下建立财务章程、采购流程；学校按照财务章程、采购流程自主使用办学经费；审计部门根据学校的财务章程审计学校的经费使用。  挑战：政府放权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学校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是权力的再分配，由政府的管理向学校公共治理转变。治理和管理的差异，就在于由上级对下级这种垂直化的权力结构，向水平化的权力结构转变。 近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学校治理的逻辑走向是：由政府治理，到市场治理，再走向公共治理。 ● 为什么说是奢望？因权力让渡与人的本心相悖不过，政府放权是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因为，权力让渡与人的本心相悖。 有权的人习惯于掌权，不习惯于向下放权。有权的人习惯于统一化、规范化管理，一管就死；不习惯于个性化管理，一放就无所适从。有权的人习惯于下达“严禁”“不许”之类的指令，不习惯于有效激活基层学校创新改革。 权力让渡也是对人性、习惯的严峻挑战。行政部门习惯于用目标、手段来实现对学校的控制。主要目标是控制学校不出乱子，这是行政刚需；管理手段是文件下发、行政审批、计划指标、比例控制、检查督导，这一套已经驾轻就熟；“严禁”“不允许”“不能”“严查”“追责”等措辞语言，也已经操控舒适。基层学校权力越来越小，因此抑制了学校的办学活力。 ● 为什么担忧？因实践中必然遇到困难对实现权力的适度让渡，有识之士身怀忧虑，从纵横两个方面看。 横向看，即使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局）主张激活学校，但其他政府部门，如人力资源保障局、发改委、财政局、审计局，他们是否秉持改革思想，是否支持教育改革，也直接关系到激活办学活力的成功与失败。 纵向来看，有些主管领导还是有一定的情怀，愿意支持学校，帮助学校把学校教育办好。但是，政府的人事变动太快，上一任领导和下一任领导之间交替太快，而教育改革的初始者和后继者又常常秉持两种不同的态度，教育改革的创始者大都有一定的格局和能力，然而政府人事变动也会影响后续改革是否得以持续，后来者是继续改革，还是另起炉灶，这是很难确定的，所以一份文件能管多少年就成了一个问题。那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大气风范还是比较少见的。 管理的质量，主要由管理者的质量决定。现实改革的运行状态常常并不理想，这与政府机构有些人员的素养有极大的关系。 这之间的关键要素在于：各级各层领导者、管理者的职业品质及其站位立场，是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还是从狭隘的、短视的、甚或自私的利益出发？是站在促进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促进教育事业创新发展立场，还是站在维持现有一切权力关系，维护现有一切制度、规则的立场？ 如果是前者，部分激活实现的力度就比较大；如果是后者，激活就是纸上谈兵，虚晃一枪。 当然，政府的放权，不是放任不管，不是放弃政府应尽的责任。政府放权，但不放弃引领。引领的方式可以是领导要引领、专家可引领，也可以说优秀的同伴引领。政府放手，但不放弃扶持，政府要给学校一定的政策支持、财力支持、物质支持、人力支持。政府放飞学校，但不放弃评估，包括评估学校的办学方向、评估学校的办学绩效、评估学校是否可持续发展等等。 从《意见》中可以看出教育部等八部委的决心，但要实现政策落地，解决权利的让渡，放权、赋权、用权都是关键，我们需要建立起良好的教育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推动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释放、增强每一所学校的办学生机与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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