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7号作品 骆勇《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产品》 夷陵评论总351期 组稿审定：元辰 发布媒体：元辰文苑 编发：元辰
骆勇，涉猎小说、杂文、散文、随笔、文艺评论及报告文学。出版长篇小说《荷舞》、散文随笔集《左脚黑右脚白》、杂文评论集《左打叉右打勾》。写作理念：描说故事，不生法相；传讲文化，自性本源。 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产品 一、是文化还是媚俗 运河堤上，深桔黄的阳光，朦胧，隐藏生机的欲望；柔和，焕发城市的包容。散步的男女，少了黄昏下暗黑覆盖的啅噪，悠远，安静，即便有私下昵语，也是喁喁细软，生怕惊扰冬日普照的秩序，只是拉长淡灰的身影，漫过尚未成型的青绿低矮高山榕，洒下一丝灰青，增添一丝灵性，滋生丝丝历寒而韧的希望，描绘着天人合一的愿景。 风是轻软的，也会偶尔嬉戏，抵不过堤坡下银杏金黄的诱惑，展示顽皮的天性，挟裹着男女的身影，漫延……此时的银杏树，配合风的率真，开始任性、洒脱，展示着万物通灵的野性，恣意地挥霍身体，撕碎了银装，裹住了枯草那颓废却仍弥漫情欲的目光，催生漫步人的视觉贪念，体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霸气。 唯有那株修长的高山榕，独自面对岁月的洗涤，娴静，优雅，淡定地目注风和银杏的戏耍，洽淡地吸收冬日光的精华，温暖的微笑，化作涟漪的波纹，塑造着气生根的不同姿态，相互交织，相互依偎，远若盘虬卧龙，近若小鸟戏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鹦鹉头型，慵懒地倚靠在树杆上，仰望青翠的伞盖，月牙的眼白，裹着黑亮的眼珠，在冬日光下，散发出诡秘的光折。美，只是留给世人发现。 一对年近八十的老年夫妻，发现了高山榕的静美。老爷子欣喜地从老伴手中接过背包，掏出摄影机，颤悠悠地探向高山榕，盘腿斜坐在堤坡的草坪上，择选着不同的角度，矫捷地按下快门，瘦削而肤色健康的脸上，露出欢趣的笑容。老伴是宁静的，轻松的姿势，站立在堤上。目光专注，欣赏，深情，鼓励，与冬日阳光融合温情，罩着老爷子的身影，传递温馨，感染着路人。 一位少女，天生瓷娃娃气质，目光聪慧，与风景交融，散发出天然的灵性。举着摄影机，活泼地摄下满意的作品。当眼光扫向那位专注的老爷子时，露出了甜甜的笑容，感动，唯美。她半蹲在运河堤上，焦距对准了老爷子，也对准了那棵高山榕，她的眼里只有老爷子，老爷子眼里只有高山榕…… 那位少女没有惊动那对老年夫妻，洒下了一片感动、感谢的目光，轻轻地离开了。留下了轻软的后影，也留下了一幅冬日阳光环抱的持续温暖的画面。 一个星期以后，我漫步在三峡大学校园，在半青半黄的银杏树下，有幸看到了2017年校园摄影大赛展板，那幅获取第一名的作品，熟悉而温馨，震撼心灵：半灰半青的草坪；深褐色的衣服和头帽包裹的老爷子，专注的神情，透出丝丝童趣；瘦陷的脸腮，掩盖着沧桑；倒垂的榕须，环抱嬉戏的鹦鹉头型；不远处的堤坡下，漫延着金黄银杏叶的恣意……一切与光、与岁月相关的美好名词油然而生…… 在摄影作品的下面，加附着一张小小的纸片，我看到了那位少女的照片和名字：善。她那甜甜的笑容和清澈的目光，在金黄的银杏树叶反光下，我看到了深邃…… 二、身边的文化生态 少女善在运河堤上，把一个近八十岁的老爷子自娱摄影的画面，摄成作品，在没有告知老爷子的前提下，参加校展，获得第一名。这是日常文化生活生态，我把它写成《是文化还是媚俗》的小故事，大多数文友不赞同这个标题，就散文写作而言，绝对文不对题。 任何一种行为，每一个行业，都潜隐着自己的文化内涵。承载文化形式之一的文学，也传承自身文化之根，既包括内容创作，也包括历史沉淀的写作规范，“化”成作家内心自觉觉醒的修养，我把这种规范称为“写作文化”，即使创新，也应遵循文化自身所载的约束力，日常生活行为，亦是如此。 作家梁晓声曾讲过他在法国想超车的故事：狭窄的道路上，前面旅行车碾起的尘土，因为风雨，弄脏了自己的车窗，他请法国司机超车，司机却说：“在这样的路上超车是不礼貌的。”正说着，前面的车停了下来，下来一位先生，让他们先过去，理由是：“一路上，我们的车始终在前面，这不公平!车上还有我的两个女儿，我不能让她们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且不说让车的先生如何文明，也不说我们自己曾经多少次在拥挤的道路上见缝插针地超车，甚至因此发生争吵斗殴，单就让车先生不想让女儿培养出理所当然的感觉的行为，不得不让梁晓声羞愧，不得不尊重那位让车先生。 文化究竟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泰勒，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他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随着人类学研究的不断创新，有关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截止目前至少有两百多种。在美国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里，文化是使用各种符号来表达的一套世代相传的概念,人们借助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延续并发展他们有关生活知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美国拉尔夫·林顿说：文化是指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 少女善和法国让车先生依据内心修养所展示的行为，存在一定差异。文化是中性词，向外从他，即是文明、修养；向内从己，既是野蛮、媚俗。 就肖像权而言，也有文化沉淀，但在我国，仍是一个争议概念。《民法》把“以营利为目的”视为侵犯肖像权的必要条件；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律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不得展览、复制或出售；英美法系则需要当事人之间有委托约定合同。在我国实践中，《民法》虽未修改，但在民间里，这种合约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自觉的行为，也算人文化成的一种进步。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尽管大众眼下的偷拍算不算隐私仍没定论，但从行为文化层面看，少女善还缺乏根植于内心的修养认知，即个体文化缺陷。 三、人文化成的文化 一直以为，我国才是表达出“文化”这个现代词意的鼻祖。“文化”一词，虽然最早源于拉丁文cultura，但其原意是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直到15世纪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对人的品德、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具有了“教化”的涵义。我国在战国以前，文与化分开使用。战国末年编辑的《易·贲卦·彖传》说：“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渗入国人骨髓。及至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化”二字合用:“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南朝梁的萧统在《文选·补之诗》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辞海》对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但国人文学者在文化的实用性探讨上，重点立足“化”字，更多地体现活动创造所引出的指义。无论时代无何进步，这种指义始终逃脱不掉传统道德的评判，在既定的“人文化成”的思想体系下，不敢越雷池一步，采用时间划分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或近代文化的分界中游弋，并倾向于传统文化的世代相传。 2009年4月7日始，人民网主办了一个“文化讲坛”活动，到2010年12月22日止，一共十五讲。不同的视觉，给予人不同的体悟。余秋雨强调现代中华文化做“减法”，要不断地递减谋术文化、民粹文化、复古文化和区域文化，适当增加大道文化、理性文化、创新文化和整体文化。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在谈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时，强调“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纵观文化十五讲，大多集中于某一个层面，或者渲染在传统文化的狂欢之中，缺乏系统性地阐释。 作家梁晓声说到文化二字时，时常深感忧伤。他用四句话概括文化的理解：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他人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在“文化讲坛”第六讲中，描述我国文化现状有一个空白，即“可以化到人心去”的文化地带。2015年，他在绍兴文理学院演讲时，提出了“我国文化需要补课”的观点，需要补上经济、科技、法律课。从这个层面讲，梁晓声的文化内涵视野，开始向“人文化成”更遥远的方向迈进。 百度百科对文化的描述深受国人欢迎：“广泛的知识并将之活学活用与根植内心的修养。”我却不敢苟同，一方面局限于我国式文化的道德层面，另一方面无限放大文化内涵，“知识”一词，至今尚无明确边界，再加上“广泛”一词，更是难予把握。 白岩松对单个人的文化给予了平民化的解读： “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并非看他的学历有多高。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我突然想到《文化的解释》中的一句话：每一个人，毫无例外的都是文化的作品。“文化”应该是一个放之于人类并能觉知的概念。 四、文化的盲从转向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寻根文学”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因大多数作家的视野，局限于乡厘伤痕、城市反思，忽视文化的民族特性、交流和发展本质，最终未能光大。 1981年，企业文化概念在美国提出。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授泰伦斯·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艾伦·肯尼迪，出版了《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成为论述企业文化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也刺激了我国经济及文化学者、企业家们的神经，开启了文化寻根之旅，他们从《易经》、《道德经》、《论语》等历史文化经典中，总结管理之经、经营之道，企业及企业家文化点燃长远生存的星火，尽管相比ＧＤＰ、业绩微不足道，但燎原之势初成。 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6大类别的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走向前台，它不仅指引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也丰富了娱乐文化的内涵，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旅游产业的平台，一股文化清澈，将经典的民间传统文化呈现，影响着现代国人的文化视野。 然而，“寻根文学”、企业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娱乐大众化。娱乐文化是人类文明形式的重要补充，古已有之，主要体现为游戏，我国传统游戏中最有代表性的有：闺阁游戏，如荡秋千、踢毽子；士人游戏，如斗茶、酒令；角游戏，如斗牛、拔河；博弈游戏，如斗蟋蟀、打麻将；禽兽游戏，如戏鼠、耍猴；节令游戏，如耍龙灯、放风筝……现在，户外运动正在成为新兴的游乐活动，登山、攀岩、蹦极、漂流、滑雪、潜水、越野、溯溪等以其挑战性和刺激性得到许多人的青睐…… 娱乐于人，无可厚非。席勒说：游戏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说：游戏被压抑欲望的一种替代行为。无论是本能还是压抑欲望，不可否认的是，以游戏为代表的娱乐文化，最能彰显“文化层次”原理。 2005年，标志我国娱乐文化的转折。湖南电视台主办的《超女》节目，将娱乐的狂热气氛推向高潮，不分男女老幼全民参与的“集体无意识”的娱乐狂潮，在神州大地上兴起。随之，喧嚣尘上的影视娱乐化，正逐渐将人的盲从心理推向高潮。 不仅如此，网络娱乐的诞生，把这种盲从演绎到了极致，网络游戏、直播服务、远程交流工具、八卦新闻、博客……文化娱乐化，似乎悄悄成为时代主题，吞噬着“人文化成”的本质，文化的信仰、道德、法律、科学性等诸多元素，在狂欢的笑声中逐渐散去，长期盘旋在国人头上的精英文化开始走向祭场。 五、用文化解释生活 当前文化的盲从转向倾向，给予了精英文化者的无限困惑。我不是精英文化者，也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文化作为一个带历史沉淀属性的中性词，不是精英的专属。文化在民间是一种形态。我赞成格尔茨“人是文化的作品”的观点，不能单纯地用生活现象来解读文化，更重要的是，用文化来解释生活现象。 乡愁是一种寻根文化。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著名诗人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写下《乡愁》这首诗。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带着《乡愁》离开了人世。余光中用诗的形式，解释了旅者思乡的情绪，不管旅者是不是精英，是不是有“广泛的知识并将之活学活用”，有没有“根植于内心的修养”，都能与旅者产生共鸣。共鸣者用自己的方式，对拨动他心弦的诗人离世，表达哀悼，或撰文，或心里默悼，或用远程交流工具呈现，是一种寻根文化自有的特性，与认不认识诗人，有没有读诗人的书，并无直接联系。文化的传播、呈现和渴望，不唯读书。 12月26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了张畅的一组文章，提出了一个讨论话题：文化名人去世，朋友圈为何掀起“我们很熟”刷屏狂潮？书评周刊评论员说：“朋友圈中纪念文章、蜡烛、双手合十、签名、合影层出不穷。还有杨绛、陈忠实、陈映真、汪国真、杨洁……与他们生活的低调相比，去世后朋友圈的缅怀与悼念'狂欢’，带有那么一点'嘲讽’的意味。” 果真只是简单的“嘲讽”吗？且不用人间至善、崇尚美好这样的大话题，单就评论员用来评论的文字、文化素养的根基，哪一样不是来源于滚滚大江东去的历史文化大家？问题是，这个评论员到底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大文豪熟还是不熟？这不是混账式的吵架，而是作者立意的逻辑，文化自身带有生命自觉认识、同情、大同的本能，中国文化具有“尊德不尊业、尊品不尊位”的潜质，点赞者一方面赞的是余光中们文化敬业的品和德，信息来源于渠道传播；另一方面，赞的是发贴者缅怀逝者的那份心意，赞的是文化本能的心灵共鸣。 文化是为满足人类的需要而创作出来的。张畅在《当哀悼成为一种大众化仪式，个人情感与情绪已不重要》中，引用了美国欧文·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观点，这种引用是不是“假装很熟”不得而知，但我感受到了一种需要从作者笔下涌出，它源于用来佐证文章观点的发现，而与戈夫曼熟不熟，已是次要。 网络中的“云悼念”，也不排除社交礼节的存在，但赞或不赞，在自发的意念之间，选择者不一定全都是“秩序的顺从者”，或是“全民表演”式的“狂欢”。从心理学角度看，更多地是心灵共鸣的发现，带有突发性，因而选择快捷、方便的表达方式，“云悼念”应运而生。这种发现，也是心灵共鸣的需要，与作者笔下涌出的需要类同。 新京报书评周刊评论员的初衷是好的，是劝导世人不要被朋友圈绑架，而是要把被迫点赞的时间，用来多读一点文化名人的书，但若用“嘲讽”一词，似有逻辑不完备之嫌。 六、用发现解密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出版《文化的解释》时说：“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格尔茨把“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作为解密文化的钥匙。 倪匡，香港人，第31届香港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小说超过三百本，剧本超过四百本。他曾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生活体验》，他说：语言，绝不代表心意。在“人文化成”的我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无疑是“言行一致”诚实观的背叛。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书面还是口语，都会成为文化的镜子。在人的交往中，三言两语，可以判定他的文化高低；在收到的公文报告里，语言表述，可窥见写作者的文化深浅。倪匡通过文章和电影语言判定导演文化高低。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访谈时说：张彻的文化程度很高，在电影界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他了。他和胡金铨的文化程度都很高。现在的电影界的人完全不懂文化的，不读书的。 张彻和胡金铨都是香港著名的导演。张彻在中央大学读过书，编写过不少剧本；胡金铨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是个读书人，涉猎过不少国内外戏剧及电影剧本和理论书籍。在香港电影界，张彻和胡金铨的文章写得最好，对电影语言要求非常高，所以倪匡评价他们两人文化程度很高，而对其它导演，并不是说没有文化，而是说不懂文化。一个“懂”字解密了文化的根本属性：文化只有高低之说，没有零文化。 倪匡把读不读书作为文化高低的评判标准，不是说读书提高知识水平，而是夸奖张彻和胡金铨能从书里发现并获取文化涵养。读书了，没有发现，也只是消闲。倪匡没有上过大学，但生活体验里爱好广泛，通过涉猎各类书，发现其奥秘，由迷转痴，由痴变狂。倪匡的读书法，不是走马观花，不是彰显他读过多少书，而是他在语言里有多少发现。 有位医生在电梯里劝阻吸烟，结果被劝老人突发心脏病离世，家属因此索赔40万。这则新闻引爆国人怒火，纷纷笔诛吸烟老人及其家属无知、没文化。有位朋友感慨：那些自称有文化而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其实未必真君子。且不论医生、老人、朋友的对错，但朋友的感慨正暗合了“语言绝不能代表心意”的观点：这世上有多少台上高唱清廉的官员贪污落马？因为他们缺乏文化的另一元素：法律。 没有了语言，就没有了文化？格尔茨给了很好的回答：社会的形态即为文化的实体。对文化的分析，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这种表达，除了包括读书的语言之外，还有行万里路的“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发现。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远程交流工具下的微信、ＱＱ里跳出来的语言，并不能完全代表交流对方的心意，只有真正体验了，才能发现是不是真的被骗了。 七、尴尬的文化研究 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文化逐渐趋热。但什么是文化？却并没有权威且普遍认可的定义，文化的定义，隶属文化学范畴。 文化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范围不同。我国已构建了现代文化研究体系。既有文化研究杂志，也有文化研究官网，侧重于行业性、区域性、当代性、价值性的文化现象和活动。打开网页，没有发现专业性的文化学研究网，几乎全部是行业性文化网。官方有《中国文化网》，更多地是对外宣讲中国文化，内容多见文艺类、传统文化类。 前不久，收到一则手机短信：“关注公众号'落步埫村’，参与16日点军区土城落步埫村'年猪文化节’，助推产业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年猪”算不算物质文化范畴，不得而知，但“年猪”被归于行业文化和价值文化，已成事实。 文化学的正式提出始于德国，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斯瓦尔德发表《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建议开辟文化学专业。文化学立足文化本身，研究其本质及规律。在理论上，文化学属于人类学体系下的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我国提出“文化学”一词，始于李大钊，到1952年钱穆的《文化学大义》，基本与西方同步。但之后的走向甚为尴尬。人类学家乔健在2016年接受文汇报访谈时，乔健承认国人类学在国际上还处于边缘地位，其原因是人类学一直没有被认定为一级学科。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被指称“伪科学”而扼杀。 1981年5月,在全国学术界相关学者的支持下，在厦门大学召开“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没有选出会长，而只是推出了一个主席团。该学会一直隶属于教育部，1999年，重新调整管理部门：业务领导为教育部，登记领导为国家民政部，直接挂靠于厦门大学党委。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费孝通、乔健、周大鸣等人类学家及教授做了不少努力，但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里，人类学仍然屈居二类学科，而具有相同属性的社会学、民族学却是一级学科。 人类学的坎坷命运，自然让文化学的地位及其研究显得很更加微妙，分析其原因，大抵为：一是与文化学相伴而生的人类学处在边缘地位；二是民族氛围浓厚，但文化学需要跨越民族文化，文化学的研究者对民族学的跨界准备不够充分；三是文化相伴历史沉淀，与当代需要的文化价值不易粘合，文化学的研究者更多地趋从文化研究；四是文化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是纯学术，在人文哲学主导的环境中，除了教学必需，有关人类学研究相对匮乏，没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学科关联性不满足；五是作为文化学基因传播的文学、影视，多数将关注社会历史与关注人性割裂，缺乏探究人文和人性的态度，文化学的传播活力不强……因此，文化学的研究很难蔚然成风，没有风，不能成势，也就鲜有人相随。 八、无所适从的文化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三科并立的环境中，西方对人文学的学术性研究态势一直炽盛，因而对文化学的系统性研究更为深刻。自英国人泰勒把文化一词作为研究课题开始，就从不同侧面地掀起了文化学研究的浪潮。 中州大学冯辉教授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文化的分类》论文，统计自泰勒始的1871年至1951年间有关文化的定义有164种。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对“文化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定义的认同，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用、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渐实现价值观念的过程。这是中西文化融合却主要是西方学术性的研究成果。 中西方对文化的价值观念属性的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西方对文化的定义视觉，把单个的人是放在人类这个大群体中进行客观的分析，多趋向于全人类和人性的范畴。相比之下，我国对文化的定义相对狭窄，多趋于民族性导向，儒、道、释三教融合的“人文化成”传承，绑架了我国式道德。 201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何谓文化》一书，余秋雨在书中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文化的核心是道德；文化的精髓是哲学；文化的本质就是教导人做人的文化；文化是生命，生命是文化。” 余秋雨的文化核心论正代表着当前我国文化内涵的主流：梁晓声和百度百科说“根植于内心的修养”；吕丹、楼宇烈、王逸舟等教授学者在人民网主办的“文化讲坛”上进行传统文化狂欢；易中天解读诸子百家…… 不可否认，我国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独立和自信的原则。但，理应不止，文化还具群体性、普同性和系统性。我国文化毕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区域元素，用我国文化覆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难以体现文化定义的人类性，局限了文化学的研究视野，还需要更具价值更广远的学术性探讨。 关于文化的分类，冯辉教授也做出了概括：文化的分类也因包括人类创造的全部成果而越来越细密、繁杂。粗略搜集到的一次分类也有上百种。从广义上分，二分法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法加上行为文化；四分法再加上制度文化。从狭义上分，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包括按范围、时间、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文化有多少定义，就有多少分类。 诚然，我国的教授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和分类，增强了老百姓对文化与文明概念的模糊性，但始终围绕文化即文明这一临界点，让越来越开放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无所适从。 纵观西方文化学的研究，人文是永恒的主题，人性探测是不灭的源泉。虽然承认人是文化的主体，但离开人类的人文和人性谈文化，终究是空中楼阁，不接地气。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文化学研究者的心胸和气魄，还要向西方文化学研究者取经。
九、文化究竟是什么？ 面对社会越来越开放的态势，远程交流工具不断创新，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百花齐放，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延伸变得越来越活跃，文化元素不断向经济、科学、法律及日常生活渗透、交织。但是，我国当前文化学的研究怯弱现状与西方文化学概念的浸淫气势，呈现一种新的不平衡，无所适众的文化，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侧重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教授学者笔下的文化，依赖传统文化的延续逐步延伸、拓宽；社会精英的文化趋从产业文化的价值导向，展现强势地位，不断刷新世界观；老百姓眼里的文化，仍局限文学艺术表演，它让文化的原始游戏本能无限喷发，狂欢狂热，同时，读书人即是文化人的传统认知，在挣扎中表达诉求、传递渴望……有关文化的探讨和挖掘，通过各种不同的传媒渠道掀起热搜新闻、活动、话题、舆情牵引。 在此基础上，文学艺术和道德，成为当前国人的文化主流元素。生活现象成为分析、评判群体文化优劣的杠杆，而文化自身却是无根之萍，缺乏主导、引领，个体文化人只好用生活现象搅来搅去。文化之根无力，主要原因还是文化学的研究势力贫弱，特别是民间缺乏文化学研究和传播影响力的土壤。繁荣文化学已成必然，从统一规范并获取各阶层普遍认知的文化定义开始，逐渐“化入人的心里”，达成共鸣。 文化是一种形态，需要人来丰满。民间的文化学研究参与，是必经之路。由此，我将真实的文化定义概括为：因发现而自觉呈现的生存能力、态度、习惯和方式。发现是一种觉知，包括了群体时间及空间的视野发现，也包括个人的意识流……舞蹈、绘画、图片等艺术同样能觉知文化魅力；行为、物品也能因觉知而承载文化感染力；顿悟、想象、灵性等意识发现，亦能助推文化力的觉醒。因为自觉呈现，媚俗←文化→文明的关系更为清晰：适当抑制自觉呈现，向外从群体价值方向延伸，势为顺向，即成文明；适当放纵自觉呈现，向内从个体欲望方向展开，势为逆向，即成媚俗…… 因为发现，一个群体从《超女》电视节目中觉知了娱乐的需要，群体文化逐渐向大众、低俗演变；哥伦布呈现人类未曾发现的印第安人文化，尽管早已存在，但他赐与的“印第安人”之名，却烙下了不灭的印记；英特网的不断变革和创新，让世界特别是我国觉知生存方式变化，并快速形成一种文化合力，衍生了互联网文化的特性……即使是纯道德式的文化自觉抵制，也无法改变正在影响或参与的趋势。 民族已成为必须跨越的边界，不同语言的歌曲及音乐旋律、影视背景、广播的音质穿透，亦能因发现而觉知文化的融合力。费孝通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展示，以道德为核的文化概念洞开，人类的先进性或正在挖掘的文化理念有了吸收的路径，人文不仅仅是具有“化”的强制属性，于民族、于个人，还需要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十、文化分类简约化 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起初只有一小群人观看湖南电视台的《超女》栏目，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趋于全民的影视娱乐狂欢态势？或许是人们从影视里感受到了文化里还有共同接受的游戏本能。为什么一部国外古老题材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能超越《祝英台与梁山伯》，搅动了中国人的神经？或许是除了真实神秘事件与传说的差异之外，它能让危急中的人类本性“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劣”更加分明。为什么一个马云能让本属远程交流工具的互联网，刮起一股改变中国思维方式的旋风？或许是马云从互联网中发现了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后可以促进文化改变的奥秘…… 在这里，个体或一个小群体的文化漫延至人类这个大群体。从《超女》中发现娱乐快感的一小群人，感染扩散到更大的群体；从《泰坦尼克号》中发现了爱情普世价值，助推了跨国籍、跨年龄、跨性别、跨时代；从马云小团队的践行中自觉呈现生存习惯和方式其实是全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断发现的觉知下，传统的文化分类感受到了无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已经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文化的要素不断扩大并与文明内涵相距越来越远，个体文化的主导趋势更趋明显，其攻击力愈来愈强势，个体人和群体人的创造干扰力在很多情况下呈现并驾齐驱的态势，不断地发现成为文化创新的驱动力。至此，一种新的文化分类喷涌而出，即群体文化和个体文化。 群体文化的自发觉知源更加清晰，它可以覆盖全人类。在范围上，延伸到家、团队、单位、区域、国家、民族、世界；在时间上，延伸到每个历史阶段甚至未来；在空间上，延伸到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在意识里，只要有一个引点，便可以觉知到可能发现的领域。它可以解释突发性地生活现象。当媚俗力量强大致使群体文化发生偏离的时候，因具强大独立性的个体文化，可以自我觉醒，甚至驱动群体文化的自我修正。 个体文化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状态，更能让群体文化的共有属性发挥呈现作用，而这种呈现又将受到共有属性的制约。与此同时，趋势性的个体文化喷发或感染，彰显价值评判的力量，触发群体文化的交流、延续和发展，驱使群体文化在创新中更具凝聚力。 当个体文化与群体文化并立的时候，个体文化的自觉功能进一步加强，群体文化的熏陶、牵引甚至强制，让个体文化获取共鸣，驱动个体的生存能力、态度、习惯和方式，逐渐趋近群体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共有属性。这种趋近，需要知识、信仰、文艺、道德、法律、习俗、科学等形式来影响和支撑，当这些形式中尚有未被群体文化发现时，意识流动所展示先知先觉的个体文化，通过自我反省，推动群体文化的自我创建，继而更有力地助推文化自信。
十一、任性的文化本能 文化的主体是人，人的共同本能聚集在一起，构建了文化的本能，这里牵涉到人性话题。孟子说“人性之善”，延续着中国传统的“人之初，性本善”教育；西方自古希腊神话传播人性本恶，众仙们赤裸裸地展现人性的自私、贪婪、懦弱和欲望；《圣经》中的“七宗罪”开启了耶稣的原罪救赎旅程。 有一部美国电影《人猿泰山》，曾在中国赚取了不少的票房。泰山是出生在非洲原始森林的婴孩，在猿猴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泰山学习猩猩的一举一动，内心一直以做个好猩猩为最大目标，但是他的想法却在人类探险队深入蛮荒后，有了重大的改变，泰山惊觉自己竟与人类长得那么像。正当他内心万分挣扎，想要弄清自己究竟属于猩猩还是人类时，有两件事情让他更加左右为难：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对探险队的女儿简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另一方面，他却又发现探险队里部分成员正有计划要伤害森林里的猩猩族群…… 依靠猩猩族群长大的泰山，在面临决策时，善良、报恩、爱情的本能，与现代人贪婪的本能展开了殊死斗争，演绎了一场人猿与现代人的本能大战。 个体人的文化本能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翻开历史画卷，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相对汉族而言，元朝、清朝是外来民族统治，但蒙古和满清等外来文化最终被汉族本土文化兼容。 元朝尊重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推崇程朱理学，并鼓励中国国内各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同时还包容和接纳欧洲文化。清朝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并以此原始萨满文化为基础进行自身的整合与创造特殊文化。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汉族文化能在元朝、清朝延续并光大，虽然得益于元、清统治者的文化包容政策，但与文化自身具有的交流、融合本能分不开。亦如佛教，公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儒道释三教合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而印度本土佛教，却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基本消失。 美国人摩耳在《蛮性的遗留》中，总结了现代人了承继野蛮人的许多本能：恐惧、争斗、渔猎、种族、游戏、模仿、懒惰、自私……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陈建宪在《文化学教程》中总结：文化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造人类的本能，在新的文化环境下，产生了一些新本能，如：道德、同情、公平、节制、宽恕、怜悯…… 严格地说，摩耳和陈建宪总结的本能，更多地适用于个体人。而一个群体的文化自有的延续、交流、兼容、融合……与其说是功能，还不如说是其本能。因为，在小群体文化和大群体文化的较量中，即便大群体文化面对小群体文化的强权政治支撑，大群体文化的本能依然恣意，如在汉族文化包围下而逐渐消失的蒙古文化、萨满文化、印度佛教，还有西方更多被侵略而消失的群体文化。
微主元辰，本名袁国新，宜昌人。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悠悠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二百万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