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结直肠癌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预后较差,5 年生存率低于 20%,是全球第二大常见的癌症死亡原因。 靶向治疗可显著延长 mCRC 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使 mCRC 患者的生存期从之前的 6~12 个月延长到近 30 个月。 目前已批准的分子靶向药物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抑制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抑制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ER2)扩增/超表达抑制剂、BRAF-MEK 突变抑制剂等。 然而几乎所有的靶向治疗患者在最后均会发生耐药。靶向耐药涉及多种机制,原发性耐药,如 RAS 家族突变的患者不能使用 EGFR 单抗;继发性耐药通常发生在靶向治疗后的 3~12 个月,限制了靶向药物的临床获益。 来,先热热身
近一半的 mCRC 患者会发生 RAS 突变,其中 KRAS 占 36%、NRAS 占 3%。KRAS 突变主要发生在外显子 2 的 12、13 密码子,此外,KRAS 基因外显子 3、4 也可以发生突变;而 NRAS 突变主要发生在外显子 2、3、4。 欧洲一项回顾性分析中,对西妥昔单抗联合化疗耐药的 mCRC 患者的肿瘤标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结果显示,40% 的患者存在 KRAS 突变,多数在 12 或 13 号密码子 (外显子 2),2.1% 在密码子 61(外显子 3),2% 在密码子 146(外显子 4);2.6% 的患者发生 NRAS 突变,多数在密码子 61,且与 KRAS 突变相互排斥。
BRAF 基因位于 EGFR 通路的 KRAS 分子下游,在 mCRC 中的突变率为 4%~15%,90% 以上的 BRAF 突变都是 V600E 突变。研究显示 BRAF 突变与 RAS 突变相互排斥。 一项纳入 21 项研究 5229 例 mCRC 患者的 Meta 分析显示,BRAF 野生型患者可通过西妥昔单抗等抗 EGFR 单抗药物治疗获益,BRAF 野生型患者较突变型患者 PFS 和 OS 显著延长。
HER2 扩增可能是抗 EGFR 单抗治疗耐药的原因,其发生率和 BRAF 突变相似,均较低,但 HER2 扩增并不意味着对化疗耐药,HER2 扩增更常出现于左半肠癌。 一项回顾性研究分析了 74 例 HER2 扩增的 mCRC 患者,结果发现,HER2 扩增的患者有着更差的客观缓解率(ORR)和 PFS。
PTEN 缺失和 PIK3A 基因突变都会导致 PI3K 持续活化,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在 CRC 患者中约 10%~20% 会发生 PIK3CA 突变, 大部分发生于外显子 9 及 20。 一项纳入 147 例 mCRC 患者的研究发现,在 KRAS 野生型患者中,PTEN 表达阳性的患者 PFS 显著延长。一项纳入 356 例 KRAS 野生型接受西妥昔单抗治疗患者的研究发现,PIK3CA 突变型与野生型患者相比相对危险度显著升高,但 PFS 和 O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是目前关于 PIK3CA 突变与耐药的相关性仍存在较大争议。也有研究发现,接受 EGFR 抑制剂治疗的 mCRC 患者中,PIK3CA 突变型患者的 PFS 较野生型显著降低。
长链非编码 RNA 主要参与基因表达的调节并协调复杂的表观遗传过程。 研究表明 miRNA let7 家族表达水平与 mCRC 患者对西妥昔单抗的敏感性相关,其高表达患者的疗效优于低表达患者。 所有可导致原发性耐药的原因均可导致继发性耐药;除此之外,EGFR 抑制剂耐药机制还涉及 EGFR 胞外结构域突变。
EGFR 胞外结构域突变可使抗体与受体的结合受阻,进而引起耐药。最常见的 6 个胞外区域突变为 V441D、V441G、S464L、G465E、G465R 和 S492R。 V441D 和 V441 G EGFR 突变型与野生型 EGFR 相比,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的结合力显著降低;G465R 或 G465E 突变对受体细胞外部的结构域 Ⅲ 产生影响且结构分析表明,这些突变可能影响西妥昔单抗的结合;S492R 细胞外域突变将干扰西妥昔单抗的结合并且产生耐药性。
贝伐珠单抗通过抑制 VEGF-A,可使 VEGF 其他亚型 (PIGF、VEGF-C、VEGF-D) 代偿性表达上调。 PIGF 在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后可暂时性显著升高,表明肿瘤细胞可通过上调 PIGF 直接响应贝伐株单抗;安德森癌症中心一项研究针对接受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的 CRC 患者,结果表明,VEGF-C、D 在肿瘤恶化前表达明显上调。
促血管生成因子的生成及分泌,可增强肿瘤血管的保护屏障,进而引起耐药。 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后,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 表达上调,致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 -2、白介素 (IL)-8、STAT 3 及血管生成素 (ANGPT)1 等上调以促进其他促血管因子而导致贝伐珠单抗耐药。 BRAF 基因突变发生在约 12% 的 mCRC 患者中,90% 为 V600E 突变。BRAF V600E 突变主要见于女性、右半结肠居多、分期较晚等。 BRAF V600E 突变的 CRC 患者中位 OS 约为 11 个月,预后极差,对标准治疗疗效欠佳。而非 V600E BRAF 突变约发生在 2.2% 的 mCRC 患者中,并且表现为临床上独特的预后良好的 CRC 亚型。 BRAF V600E 突变 CRC 似乎对 BRAF 抑制剂天然耐药,BRAF 抑制剂单药在 BRAF 突变的 mCRC 中仅有微弱的抗肿瘤效果,有效率仅 5%。 在靶向 BRAF V600E 突变 CRC 患者的治疗中,最常见的耐药机制是 BRAF 基因扩增;而其他基因突变如 KRAS、NRAS 和 MAPK1 等也可导致继发性耐药。 约 3% 的 mCRC 患者会发生 HER2 扩增;HER2 不仅可作为 CRC 靶向 EGFR 治疗不良预后的预测因子,也可作为 CRC 新的治疗靶点。曲妥珠单抗联合化疗或双靶向治疗均可使 CRC 患者获益。 在曲妥珠单抗治疗中,HER2 的下调或丢失是重要的耐药机制;此外,HER2 受体亚型 p95 HER2 缺乏胞外域,CD44 过表达可导致 HER2 胞外域曲妥珠单抗结合位点抑制,Mucin-4 可屏蔽 HER2 的曲妥珠单抗结合位点,均可导致曲妥珠单抗不能结合而耐药。 总结 靶向治疗耐药的原因多种多样,需要未来不断探索、挖掘;随着更多新靶点药物的上市,联合靶向治疗有助于克服耐药,延长患者生存。 肠癌肿瘤原发部位有哪些临床意义? 欢迎留言区亮出你的答案! 策划:GoEun,梅浙 投稿及合作:yinqihang@dxy.cn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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