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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面对一个“到处是荆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时代使然，他们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更甚，但是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的浸染之下，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心中，很难拔除对艺术化理想生活的向往。  我们看到，从许地山《换巢鸾凤》中以诗射覆的花园订情，废名《桥》中说禅谈道的闲情生活，到林语堂《京华烟云》中诗酒风流的雅集宴饮，从郁达夫纵浪山水、屐痕处处，周作人苦雨庵中清茶闲话，丰子恺开创雍容恬静的文人抒情漫画，到何其芳笔下唯美到极致的诗情画意……这种风雅情怀在现代知识分子中始终是颇有共鸣的。 在战乱流离、风云变幻的时世中，标榜诗性优雅的生活，也许更多是在表达一种向往和摆脱。“忧患的闲适”，本有着在动荡时代追求个性和人生的成分。 倪贻德因昔日豪门的“零落”而感伤，内心执着于“重振门庭”的幻想，与其说是因为“钟鸣鼎食”的门庭的败落而失落，不如说是因为祖辈那种于亭台楼阁边伺花弄草、泼墨挥毫、结交四方名士文酒风流的生活，和与此相关的“高雅”、“风趣”神韵的一去不复返，而情不自禁地黯然神伤。  郁达夫感叹自己无法衣锦还乡的落拓，忆起“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醉眠过几场”的潇洒，明月如故，不由对“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的“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产生愤懑之感。这种愤懑显然是以对旧日“人生的乐趣”的认同为依托的。  丰子恺怀念秋日的“围炉、拥衾、浴日”的惬意（《秋》），冯沅君向往清晨能一边在“被筒中展转”，一边随口吟诵李清照“扶手酒醒别是闲滋味”的舒心（《闲暇与文艺》），夏丐尊手捧《陶集》，孜孜以求“心有常闲”的境界（《长闲》），鲁迅在回忆“五四”期间的刘半农时说：“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这些作家的言语举止心态，都显现出一些与“五四”时代精神有别的旧文人痕迹。  至于一些自小受书香熏陶的世家子弟，更无法摆脱骨子里的“名士气”，如俞平伯，始终予人一种名士的风度。据曹聚仁回忆，翩翩年少的俞平伯，常著长袍马褂，“颇有贾宝玉样子，风流潇洒，自是浊世王孙公子。”他的文字也力求雅驯，将缠绵悱恻之风看成文章的高境界，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之间别有一番趣味。《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妙解风情又无所用心之态，渲染了一种“空空的惆怅”，一种让人神往的圆足的闲适，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诗人情怀；《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写养鸟葬鸟，颇有文人墨客的雅兴，读后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黛玉的葬花、葬花诗和花冢。俞平伯散文差不多都是风月、梦忆之类，具有浓郁的旧文人情调。  2015年6月17日，以102岁高寿去世的张充和，被称之为“最后的闺秀”，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张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的兰舟上唱昆曲，1949年张充和随夫君、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赴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中国最传统的文化书法和昆曲。她的箱子里，珍藏着乾隆时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阁楼上，摆放着结婚时古琴名家赠予她的名琴“霜钟”，她亲自莳弄的小园里，种着来自故乡的香椿、翠竹，芍药花开得生机勃勃，张大千曾对着这丛芍药，绘出一幅幅名画。其实，早在抗战时间，张大千就为张充和画过一幅仕女图。画中的充和只有一个纤细的背影，身着表演昆曲的戏装，云髻广袖，似要凌风飞去。  张充和是幸运的，因为天性的淡泊不争，后来的去国离乡，她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活里，没有大的波澜和惊险，也没有被改造和异化。她的天性——精致优雅的艺术感，本身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部分——保存得如此完好，而常人的艺术知觉，早在粗糙生活或者自我修整中磨灭殆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传统文化最美好的余韵都落在了张充和身上，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华再现。昆曲和书法，是她的一生知己。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她似乎一直活在虚构与韵美里。用她手中的毛笔，出入于虚无缥缈之境。她在21世纪的美国“独在异乡为异客”，还延续着少年时代读诗、习字、吹笛、唱曲的苏州岁月。她家中衣橱里，挂满风姿妖娆、长短各异的旗袍。张充和一生走得很慢，从来没有迅速的“进步”，“慢”到几乎“停止”，依然停留在那个她喜欢的风韵犹存的世界。1949年1月，她在上海登上戈顿将军号客轮前往美国，“文姬流落”走了以后，她的《曲人鸿爪》中的主角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深渊里挣扎和沉落。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但借清阴一霎凉，她为纷扰嘈杂腐败的二十一世纪，保留住一点真正的风雅。 虽然只是大时代洪流里，一丝飘渺的真歌弦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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