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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林立的城市，纵横交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庸常平淡的市井生活，似乎不再缺少什么，缺少的只是辽阔。人们抵达了许多东西，唯独难以在一片辽阔中静静地抵达自己。想起读过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其中有一段文字，印象很深：“盖人生意味最忌浅薄，浅薄了，便牢拢不住人类生命，而使其甘心送他的一生。饮食男女，名位权利，固为人所贪求；然而太浅近了。事事为自己打算，固亦人之恒情；然而太狭小了。在浅近狭小中混来混去，有时要感到乏味的。特别是生命力强的人，要求亦高；他很容易看不上这些”。梁漱溟解释其原因，在于人的生命本具有相反之两面，“一面是从躯壳起念之倾向；又一面是倾向于超躯壳或反躯壳。两面中间，则更有复杂无尽之变化”。也即人既是现实的，因为人的生命是“从躯壳起念”，同时人也是超越现实的，因为人也有“超躯壳和反躯壳”的一面，这一面使人不甘于“人生局于浅近狭小而止”。宗教正是代表后一倾向。宗教之所以具有稳定人生的作用，因为它超越现实，超越躯壳，“生命力强的人得其陶养而稳定，庸众亦随之而各安其生”。写到这里，梁漱溟笔锋一转，他认为，在中国家庭伦理就是“一种宗教替代品”，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在梁漱溟看来，家庭为中国人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生存意义、对家族神圣的义务感、耀祖光宗的人生动力、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因此伦理有宗教之用。中国缺乏宗教，可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之。
我同意梁漱溟所说的“人的生命本具有相反之两面”，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这，正是渺小人类的伟大之处。但对于伦理代宗教之说，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的骨干。但随着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转型，启蒙思潮对中国家族传统的批判愈益激进化。个体主义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社会生活的重心从家族到个体的转移，是人类社会由古典而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虽然中国古老的家族传统，历经百年中国“革命的世纪”而不坠，孝道、宗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老人帮忙带孩子、春节团圆的春运巨流、家族企业、裙带风以及“家和万事兴”的信念，依然呈现于21世纪的中国舞台，可在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转型中，当代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确实已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中国家庭伦理也在广泛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激荡、变革和重塑。当年梁漱溟说，中国人可以从家庭中找到其人生意义，因为在家庭中，全家人同舟共济的共同努力、对家庭的神圣的义务感、激励人们奋斗的远景，“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这可能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是有效的，家庭伦理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是一种宗教替代品”。但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只被概括在家庭关系中，他们牢拢不住自己的生命，他们不甘心在“饮食男女，名位权利”中送走一生，他们要找更为高远的精神寄托。
从豆浆机中倒出滚热的豆浆，一身纯棉宽松的家居服，看一出又一出噪聒的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在巨大的超市里提着购物篮子游荡，在宝蓝的可乐罐、沉褐的小核桃、金灿灿的花生油之间货比三家，娴熟地算出最优的性价比，这就人生安妥、岁月静好了吗？高楼林立的城市，纵横交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庸常平淡的市井生活，似乎不再缺少什么，缺少的只是辽阔。人抵达了许多东西，唯独难以在一片辽阔中静静地抵达自己。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内，人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定与安宁的，如何才能超于这一狭小范围，走到更广袤的世界里去？这个广袤的世界，包含着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是时间的，也可能是空间的，也可能是生命的，只有找到了，才可能跳出眼前一时一刻的琐碎。否则，想想百年之后，风还在大地上空游荡，而今天的一切终将化作沉默的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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