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门格尔传授给奥地利皇太子的治国之道

▲封面：奥匈帝国皇储鲁道夫，门格尔的学生

1876年：门格尔传授给

奥地利皇太子的治国之道

❦文： 理查德 · 埃贝林

>>Richard M. Ebeling<<

编译：禅⼼云起 编辑：瑞秋的春天

想象一下，假设你能够当上一个未来君主的导师，你会为他即位时采取的经济政策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忠告呢？

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来说，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1876年，他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的当然继承人鲁道夫开设了一系列私人讲座。

五年前，也就是1871年，门格尔出版了如今大名鼎鼎的作品《经济学原理》。在这部作品中，他挑战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用主观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取而代之。

商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制造过程中消耗的劳动量。相反，正因为我们重视拥有和使用某种所欲的财货，我们才运用劳动（和其他生产手段），将其变成可用的成品形态，以供我们消费。这种评价程度反映了，与生产其他东西相比，拥有一个额外单位这种财货对于我们的意义。

门格尔对皇太子成为

一代“明君”的谏言

1873年，门格尔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不久之后，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聘请他担任皇太子鲁道夫的经济学导师。

作为皇帝的独生子，鲁道夫有朝一日将继承大统。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对于这位皇储的训练，就必然包括对确保国家稳定繁荣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认识，以及奥匈帝国君主治下的人民自由。

这些讲座直到1994年才以《卡尔·门格尔的经济课：来自奥地利王储鲁道夫的笔记》为题，用德文和英文出版。（以下为中文版购买链接）

这些关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基本原则的讲座，举办于1876年1月至4月。在第一讲中，门格尔解释了一个“明君”的角色，他手中掌握着臣民的福祉：

国家元首必须特别关注这些状况，并通过成功促进公民的努力，经由（人民的）福祉和满意，使国家变得强盛。但是，国家这种干预必须有个限度，当个人有责任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生计时，对社会总福利来说是更有利的；这种责任不断促使他自强不息，兼而增进了全人类的福祉。然而，在不受强迫的境况下，公民个人应该明白，无论何时何地，但凡他本人的意志力不足以克服一切经济努力道路上的障碍，国家就准备维护和支持他，或者采取措施来促进他的这些努力。

门格尔传递给鲁道夫的信息是，在他有朝一日要统治的社会中，这既是国家应处的位置，也是国家应受的限制。也就是说，门格尔强调了广泛的制度秩序，在这种秩序背景下，统治者的臣民可以各行其是，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的普遍改善成为可能。正如门格尔所说，“鉴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只有个人本身才能正确判断其需求的相对重要性。”政府永远不可能比个人本身更清楚什么对个人有利。

财产权对自由和繁荣

的社会至关重要

这一切的基础是财产权制度。

就身体能力和经济资源而言，个人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侵犯。在缺少保护的情况下，他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将会遭到削弱和破坏。

“因此，”门格尔表示，“只有当国家保护公民的财产，从而促进他们节俭、节制和勤劳时，国民经济才能真正繁荣（…）居于这个原因，这种保护是任何一家政府最重要的经济职责之一。”

门格尔表示，因此，现代国家应该保护有产阶级（房地产所有者、住宅和工厂所有者、商人、资本家等等）的利益，反对公有制乌托邦主义者走向绝路的计划。

门格尔整体论点的这一部分，针锋相对于当时新兴公有化运动的挑衅。没收财产，把全体人的劳动都交到国家手中，让政府负责每个人的所有需求，还把年轻人的教育都托付给一个政治体制，各种不良后果就会接踵而至：

这将削弱个人的自我责任感，减弱他为自身及家人福祉而奋斗的积极性；

个人选择自身职业的自主权将被取消，一切都受政府管理之手的指导；社会将成为一个“公有化的专制体系”。

继承的权利和能力遭到废除，随之消失的是“人类勤劳、自律和节俭的最重要杠杆之一，也就是个人寻求养家糊口并建设良好家庭的天生渴望。”

个体自主性与

自身情境知识的运用

一般而言，政府不必过分关注个人调整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初看起来，资本投资和形成对那些可能因工业发展而丢掉工作的劳动者不利。但劳动者能够转向新的就业途径，特别是透过资本投资节约成本所增效益，价格降低了，需求增加了，凭籍最终提高的生活水准，替代性的就业岗位就被创造了出来。储蓄和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强化，使“人人得享繁荣成果”。

在给鲁道夫的讲座中，门格尔不止一次地警告“政治家长制”的危险性和不可取。虽然政府的任务是 “促进公民努力作为民生幸福和国运繁荣的手段”（通过他们更好地生产财富的手段，从财富中抽取税收来履行国家的特定职责），

政府在促进个人经济活动时必须怀以最大限度的谨慎，以安然避免像监护人一样行事的严重错误。（…）国家如果干预过度，就会极大损害公民利益；国家如果给个人行动留出空间，只在个人力量不足时才给予支持，就会最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利益。

门格尔一遍又一遍地告诉鲁道夫，只有每个人才知道自身的情况，才拥有关于特定手段的知识，而这些手段在他看来最适合达到他的目的。个人最清楚什么才对他有用。在为实现本人选择的目标而工作时，他是最勤奋的。只有这种 “不受约束的个人发展”,才有可能成就“文明的高级阶段”。

在这种情形下，在满意、自信和勤劳的民众精心照料之下，整体国势将会蒸蒸日上，文化也会百花齐放；只不过，这是由于公民个人在其经济努力中享有自由而实现的，惟有如此，他们对自身的福祉、从而对国家的福祉，才抱有最浓厚的兴趣。如果政府采取家长做派的错误做法，控制公民最私人的事务，意图帮助但实际上在损害他，那么作为政府代理人的官僚机构，就将不得不接管经济事务，并干预个人活动。

人们所从事工作之花样繁多，源自于个人乃参差多态，且正由于此，在各个方面都促进了进步；如果实行全面官僚控制，这些多样性将完全丧失。即使是最忠诚的公务员，也不过是一台庞大机器上一件盲目的工具，按照规章和指示，以陈规定型的方式处理一切问题，既不能满足当代进步的要求，也不能适应实际生活的千变万化（…）

公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自由和自立，是一个国家全面发展的基础；因此，国家必须实现和捍卫这些基本原则。通过其对立面也就是家长做派，就破坏和阻碍了自身的进步，侵犯了公民最自然的权利。

对国家额外职责的限定

门格尔说，一家“明智政府”的艰巨任务是确定如何促进这种改善而不妨碍之。门格尔解释说，需要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形式可能是必要的；棘手的挑战是，它不能变成“家长做派，从而削减个人自由”。在这一点上，卡尔·门格尔遵循了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中的“自然自由体系”的概念。

一家有限政府的职责当然包括通过警察和法院维持国内和平，也包括针对外国侵略者的国防。但，斯密和门格尔还认为，各种公共工程有可能超出了私人的兴趣和财力。这些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础设施项目——道路、运河、公路、桥梁——以及基础教育学校和一些职业培训。【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现代奥派学人已从理论、经验和丰富的历史案例当中，认识到私人完全足以且能更好地胜任这些项目。——译者注】

门格尔用了一个有趣措辞，称这些合理化政府干预经济的可能性是“不正常的情况”，而在正常的日常经济生活中，这种干预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有可能带来损害。门格尔坚持要皇储认识到，至关重要的是，要始终对林林总总的“家长式阻挠”政策心怀顾忌。

自由经济的基本原则

皇太子鲁道夫与门格尔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密切联系。事实上，在举办这些讲座两年后，即1878年，他们合著了一本匿名出版的专作，论述了奥地利贵族的年轻一代没有摆正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工作、节俭和勤奋等“布尔乔亚美德”在中产阶级身上更容易找到。

个人比政府中任一名官员都更了解自身的情况，而家庭改善和个人上进的动机，给每个人提供了以其认为最勤勉、最有效的方式行事的激励。复杂的市场过程不需要一只总揽一切的政治大手。事实上，任何这样的政府家长制所成之事，不过是削弱了人们所必要的激励，相对于他们无拘无束地享有“自然权利”时的情况。

万分遗憾的是，鲁道夫皇太子最终没有登上奥匈帝国的皇位。由于个人一连串悲剧性的境遇，1889年，这位哈布斯堡皇朝继承人与情妇双双自杀,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鲁道夫虽然贵为皇储，但有一段不幸福的政治婚姻，他和匈牙利贵族之女韦切拉生发展了秘密恋情，当老皇帝逼迫他与情人断绝关系时自杀。和保守、亲德的父亲不同，信奉自由主义的鲁道夫擅长于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同时不希望奥匈帝国与德国走得太近，许多人甚至认为鲁道夫会放弃德奥联盟，转而与法国或英国结盟。鲁道夫的个人悲剧可能改写了历史走向。——译者注】

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门格尔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深感震惊，因为他们是多年的好友，经常一起到欧洲各地进行正式的皇家访问。鲁道夫的父亲弗朗茨·约瑟夫一直安坐于奥匈帝国皇位，直到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酣战未休时去世。随着奥地利在这场冲突中的失败，奥匈帝国也宣告瓦解。

然而，在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下建立有限政府的基本思想，在今天仍然与卡尔·门格尔1876年发表这些演讲时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