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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波 在长诗《少年史》中，谷禾将书写主题移植到一种历史的“残酷”，这种诗性正义不需要伪装，它就是记忆对接修辞和思想的一部分。而他近来的作品，似乎有了微妙的转向，更像是要返回到一个起点上：从历史回到当下，从宏大的审判回到日常的伦理，这可能是我们初读谷禾近期“小诗”的直观印象。其实，他的写作主题虽有变化，但骨子里的诗性品质并未改变，即便他可能是有意为之，字里行间的精神底色也透露出了诗人写作的真相：他仍然在寻求抵达生活的内部，那种隐秘的冲突是难以化解的，它不仅属于诗歌，也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人自己。 ——这也许就是谷禾尝试转型和突围的结果，一种外在的抵抗可能构不成诗歌历史想象力的转化，这时，他必须回到信仰的内部，在自己身上寻找可以凝视乃至对抗这个时代的力量。在一次访谈中，谷禾的一段真诚之言，可以当作他在写诗和对诗歌、时代与自我之关系认知的某个注脚：“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化的我存在着。举个例子说，当下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你有无限的愤怒，如果让你任性表达，你很清楚自己能做出什么，但现实中的你往往选择沉默和遗忘，这两者之间往往相聚千里，有时候却又只隔一首诗。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事儿，而且我觉得'开战’和'挑衅’都有些言重了。我们可以退一步，什么时候，灵魂的回答让你不脸红了，让你理直气壮了，我们的诗也许才真的有本我、有灵魂存在了。”（花语《谷禾：从乡村开始的写作旅程》，载《星星·诗歌理论》2017年3月号）于是，他返身回到当下的经验空间里，试图克服“愤怒”所带来的戾气与晦暗，让诗再次成为更纯粹的生活现实。“天暗下来，晃动的/居民楼，没入自身之黑暗。/越过窗帘，我的视线/停在门前空地上，寥落的秋千架，/单杠，双杠，生锈的跑步机，/因无人而孑立着。/那么久的，我注视着它们，/盼望有一片枯叶飞起，/或一片雪花落下来。那么久——/飘摇的芙蓉路，隔在栅栏外，/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去那儿乘车，/我几乎失去了兴趣。”诗人在还原一场记忆，这是他亲历的生活的一部分，足够日常，看似无法在任何层面上引起我们的兴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缺乏一种必要的诗性，然而，谷禾为什么要去写？虽然他快要“失去兴趣”，但他还是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继续靠近这白描的逻辑。“隔着窗帘，我的视线里，/有三个小孩跑过去/他们绕过单杠，双杠，生锈的跑步机，/径直爬上秋千架，坐好了，/小身子挤在一起，也不吭声，/一直安静地，望着远处。”这是一幅电影般回放的画面，画面构成的图像，符合生活惯常的秩序，平静，淡然，因为躁动的孩子也可以安静地望着远处，诗就这样产生了。这幅恬淡的风景构图，不需要多大的精神内驱力，画面直接成为可以信任的记忆现场，诗人不用再去过滤和转化它，直面的呈现即为大美。诗的主体再次出场，“我一直注视他们，那么久地，看暮色涌动，/淹没黄昏，三个小孩，/身形渐渐模糊，渐渐随秋千架，/一起消失在黑夜里——”（《随暮色而来》）暮色本是自然，可有了人的参与，带上了一种温和的凝视，目光追随之处，人与自然在暮色中交融的景观，经过了诗人生命的投射，也带上了更为冷峻的理解之真。
此前，谷禾处理这样的主题好像并不多，近期这种向日常景观作“正面强攻”的书写，简洁而富有动感，可是在这样的“风景之发现”中，我还是隐隐地觉察到了某种感伤。这种感伤没有刻意的成分，对于谷禾来说，它就是一种气质，而且已经内化在了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中。这样的书写对谷禾可能是个考验，它需要有节制内心书写大题材的冲动，让自己回到生活的平面上，如此也可能找到诗歌的另一个入口。如果不能在现实中接近事实，他就选择在想象中去靠近那个理想，比如对于老房子，“青苔，瓦片，斑驳残墙/巷子里的行人/缓慢，守旧，远离尘嚣/用隔世的目光，忐忑地打量我”，这或许是真切的现实描绘，也可能源于一场善意的虚构，我们心目中世外桃源的理想境界，也有可能被诗人置换成了一种反叛式的记忆诗学。“我记得一场雪压弯屋顶/风在树梢上打滚儿/而灼热的夏日/玉米疯长，蝉鸣带来漫长的羞耻/我勃起的青春期/被毒太阳，一次次识破”，这是一种想象、现实和记忆的对比，如此杂糅，还是透出了内心里某种混沌的向往，因为“当我独自上路/已回不去这尘世的每一个早晨”（《去一个地方》），如果诗人选择逃离，他仍然回不去了，那种乌托邦只可能是想象，它在现实中无法被还原，如同隐喻的梦境。这种回忆的代价，为诗赋予了深深的宿命感，这和诗人本身所具有的沉郁气质是契合的，想象在此打开了空间，真正的日常却遭遇了终结。诗歌如果在宿命的意义上成立，那其对虚无的书写到底要通向何处？谷禾所面临的困境，只有他自己能在向内的书写中找到答案。 中年已至，面对无常的人生与命运，更多的还是感慨，所以，我在谷禾这个年龄段的诗人作品中，总能读出并感受到相同或相似的对“存在”的理解。生活中的小矛盾，小冲突，如果不能以世俗和解的方式妥协，就只能以诗的方式对抗。“……我的悲伤，那么小/散落在我身体里，还没汇聚一滴泪水/还没有凝成一首诗”（《小悲伤》），这种失败主义式的书写，构成了这一代诗人在当下的一个传统。当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内在的批判，其实也变相地转换成了他们自我疗愈的一条途径，因为那么多人生困惑与时代难题，在现实中找不到答案和解决之道，他们却又不愿屈服于自我阉割的幻觉，诗人只能寻找另一条“执拗”的路。谷禾写《洗冤录》，写《说过的话》，写《挣扎》，都是在面对现实与个体之殇时更为无奈的诉说。像多数人一样，被迫选择分裂地活着，逃避不是唯一的出路，而清醒地发声又显得如此艰难，这是否还存有中间状态？48岁那年，谷禾已近知天命之年，如何活着，在他这里到底是个具体的形式，还是一个抽象的命题？他只好选择罗列：“或坐上阳台，继续喝茶/读《陶渊明诗笺注》，尝试以古人的心境/观今世，写小句子，给三两人听，/不奢望力不能及的/活在促狭的家里，活在亲人中/我有更从容的心情/而窗外孩子们的笑脸，与院前的腊梅/有一样的颜色/我一抬头，望见对面林立的楼顶//或者去行旅世界/去踏青，种植，挖野菜，被玷污的鞋子/把泥土腥气带回家/……这一切我还未及当真，一个上班族/风雅一下而已/结老茧的双手独属于古稀的老父亲”，不管信仰如何，选择置身于生活本身，都是最后的归宿，因为它们是具体的，在这一维度上，多少挣扎也都可能归结于某种爱的释放。“我活着——被移植到城里/但枯萎的速度/不比一朵腊梅缓慢。我活着——/还来得及，说出对世界和父亲的爱”（《年龄问题》），这可能是谷禾这一代诗人共同的心声，他们不得不回到传统，在更为现实的层面上接受这世界“爱的馈赠”。 或许这只是他保守的愿望，这是一种后退吗？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他也明白自身的耻辱是什么，多少对历史苦难悲壮的理解，在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没有了精神优越感，他们只能负重前行。所以，悲剧意识如影随形，当那些隐喻的、象征的意象不断出现在诗歌中，撕裂的痛苦如同词语在句子中的挣扎，“灵魂啊，请等一等，等我把这包汤药/冲开，喝下去”（《困了》），药喝下去之后，我们真的能追赶上灵魂吗？在这急之国，只有慢下来，方可确认这日常的生活原来也有它的暖意。内心的强大如何包容下时代的不安？即便直面恶，也要“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而当遭遇功利的现实对罪的瓦解，良知并未泯灭，正义的伦理也没丧失，而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就成了一道生命之光。我不知道这样来理解谷禾，是否已经带上了主观的偏见？他是否渐渐地放下了那些纠结，开始平复内心涌动的情感起伏？这样，他将笔触伸向了“世界的美好”，问候并书写了春天——《你好，春天》《春的花》《螺湖，春天》《香椿记》，因为“春天写欢乐的诗”（《肉体之花》），于是，他记录下了那些生命的美好。“从前的一片空地/那么狭促，却总有花儿开/迎春，月季，紫荆，金盏菊/不同的颜色/不一样的叶子/老藤爬满了护栏，青涩的柿子/从树叶下闪露出来/孩子们称之为小花园/巴掌大的地方/我坐在其中，读一本诗集/仿佛蜜蜂啜饮/更远的，石头上的闪光/你看不见/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被时光确认的/月亮和星星/在早晨散尽了/自然的恩泽，呈现为一滴露水/旋转着/消融在更盛大的阳光里”（《花园记》）。如同他这一组近作那样，多是在记录世事点滴，在有耐心地寻找生命的轮回，这是自然之真所赋予的信仰美学。这一组诗之所以与谷禾以前的写作有区别，可能还不仅仅因为其心态的变化，美学追求也是他需要考虑的维度。 自然和日常生活的美学，相比于宏大的历史苦难，会在定位上趋于某种“小”，但其格局还在于主体的胸襟与视野。从沉浸于苦难中抽身出来，摆脱那些狭隘的身份裹挟，在对生命的微观书写中，同样也可以守护诗的重量。在社会人与自然人的角色转换中，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融合，诗人也可以是一个多重情感与身份交叉重叠的人，他的高贵，他的脆弱，他的刚柔相济，都是安插在具体生活中的某一部分，而哪一部分都可能在一瞬间激活我们内省的神经。“我停下来/坐在一层落叶中/捡一截枯枝，把身前的落叶拨开/我低下头/不再看远处/专注地干着这件事儿/突然落下了泪水”（《插曲》），为什么会突然落下泪水？因为悲伤吗？也许是的，也有可能不是，而是因为这自然和人世触动了我们内心敏感的那一面，无缘无故的，没有理由。这是生活的插曲，也是持续的人生历程中不可或缺的性情之体现。 诗歌之美是多元的，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多元，谷禾以这样一组“小诗”向生活致敬，向春天求得美好，这一切都可能与美学的审视和眼界有关。所谓“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他突破了历史的局限，回到被宏大的时代想象所遮蔽的日常中，也不失为一种转型的方向。他的后退，不是退场，而是退到一个边界上，因为那样可以有着更开阔的观察视野，他也可以就此与时代拉开距离，继续以同时代人的身份凝视它，审判它，书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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