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国小儿外科的创立过程 ———张金哲访谈

我国小儿外科的创立过程 

           ———张金哲访谈

夏媛媛,女,1974年生,江苏南京人,理学博士,南京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教育史,xiayy1@ sina.com;

程明伟,1986年生,江西婺源人,北京大学医史学中心硕士研究生（原）

文章转载自《中国科技史杂志》2011.2

        2000年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院士荣获丹尼斯·布朗金奖(DenisBrowneGoldMe-da)。第一位(1967年)获奖者格鲁斯是美国人,世称现代小儿外科之父。该奖项的获得意味着我国的小儿外科的地位得到了国际的承认。我国的小儿外科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几乎是从零开始。期间到底小儿外科是如何一步步从无到有、创立与发展的,笔者通过对张金哲院士的访谈,了解了其中的历程与一代人的努力。

        张金哲,生于1920年,天津市宁河县人。 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 1950年在北大医院建立了小儿外科专业,为中国小儿外科重要创始人之一。 1958年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一年制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其学员后多成为各地小儿外科骨干。 1964年张金哲发起组织小儿外科学会,1987年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并被选为首任主任委员。发表论文250余篇,主编及合编著书40余部,科研成果获省部级奖10多项。他发明的“张氏钳、张氏瓣、张氏膜”曾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2002年获印度甘地金奖①。 1997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及2006年先后被授予香港及英国皇家学会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目前张院士已91岁高龄,身体健康,仍在医疗一线岗位上工作。

        2010年12月,访谈者多次对张金哲院士进行访谈(图1),本文选取其中有关小儿外科学创办相关内容,文中所有标题及脚注均为整理者所加。

采访者:夏媛媛

摄像及录音者:程明伟

访谈时间及地点:2010年12月7、23日,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办公室

2010年12月14日,北京丰台区菜户营鹏润家园张金哲家中

1　小儿外科的创办背景

夏媛媛(以下简称“夏”):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开创小儿外科之前我国小儿外科的情况吗?

张金哲(以下简称“张”):开始咱们国内连个儿童医院都没有,小儿外科这个名字就没人说过,谁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没有小儿外科。那小孩有外科病怎么办呢?就上成人的医院,有人愿意给他治就给他治,有人不愿意治就不治,治不了就完了。

夏:当时没有小儿外科,但是有儿科学吧?

张:儿科学有,大夫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没有人做。记得我有个老师的孩子患白喉,需要做气管切开,我们做大夫的都懂得,但是要找一个人做这个手术的话,没有。

夏:当时可以做,是没有人愿意做还是怎么样?

张:是不愿意做。老实讲(大夫)他没学过,也没做过,因此就不愿意做,所以也都不学了。人命关天的事,没做过的手术大夫不敢随便做。越是不做,就越不会做,越不会做越不敢做,也就没有医生愿意做了。所以多少年尽管人民有需要,但是国家没有人发展这个东西。如果有人琢磨他还是可以做的,所以偶尔在文献上会有个例报告,说碰见几个孩子,比如说肠套叠,或者是疝气卡住了,他给治好了,但都是一例,只是偶尔的。总的来说做完了是死的多。也就是因为做完死了,下次医生也不敢做了。为什么死的多呢?我曾在1950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期间,汇报了北大医院1948— 1950年两年间小儿外科病儿死亡率为29.6%,而成人外科当时的病死率为4%。其实死于手术的很少,多数都是死于麻醉。因为小孩和大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合作,所以就必须给全身麻醉药。要是没人做小儿外科,哪有小儿麻醉?这都是连带的关系。而没有人做小儿麻醉,那小儿外科怎么开展呢?

夏:当时您在北大医院当院长的执行秘书?

张:那个是暂时的。因为那时实行住院医师制,本来1949年我就应该出师。可是1949年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阵共产党刚刚接管,一般都不大正规,所以都不让原来的制度、工作发生变动,就保持原样。我等于做了两年总住院医师,到了1950年6月份才出师,那时还没正式分配安排我做什么,于是就闲下来了,担任了院长的执行秘书。在7月份开的这个大会上我就做了关于小儿外科病儿死亡率的汇报。

夏:那时候您希望分配到哪个科?

张:那时医院里原来有个计划,预备让我做麻醉,因为我一直做麻醉,而且我实际上也在管着麻醉,不但管着北大医院的麻醉,还管着人民医院的和北的麻醉,因为就我一个做麻醉的。如果不是做小儿外科的话,那我应该是做麻醉的。后来是在会下闲谈时,儿科专家诸福棠提出“我国儿科,首先应建立小儿外科”。诸福棠向胡传揆要求支援一个小儿外科医生,胡传揆当面就推荐了我,因为我刚出师正待固定专业。我当场欣然同意。正好还有个条件,谢荣回来了,麻醉也有人管了,所以我就确定做小儿外科了。诸福棠马上向北大医院儿科报喜,儿科全体热烈欢迎。

夏:这样看来,您最初选择小儿外科这个专业,可以算是出于偶然吗?

张:是偶然,但是原来有一点思想基础。一个偶然的机会谈出来了,我也掌握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条件,以前也有感情的关系,这几条凑到一块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就接受了这个新的任务。

夏:您所说的感情的关系是指什么?

张:1949年8月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当时北京及全国很多城市产科病房正流行一种恶性皮下化脓性传染病。婴儿多在出生后三天发病,无一能活。医院只能关闭两周消毒。我爱人怕孩子染上此病,产后第二天就提前出院。不幸,出院两天后也发生了此病。大姨把孩子急送到医院。我知道按常规治疗必死,大胆为她作了切开引流,使她第一个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按一般外科原则,化脓感染不局限就不能手术,中医传统也讲不熟透就不能切开。此病的细菌培养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当年是无药可治,因此医生只能束手无策。我与病理科林振刚教授讨论,都认为应该早切开向皮外引流,避免感染性液体在皮下自由剥离、扩散。然而请示外科专家领导,都认为只凭推论,根据不足。而且细菌感染未除,即使引流也未必能活。违反常规的手术造成患者死亡,无人敢负责任。因此早期切开的设想,不可能实现。如今我自己的女儿切开后痊愈,我就有了根据。以后初发病的婴儿在我的手下我就立即切开,连续几例都获成功。这使我意识到婴儿手术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医生惧怕困难,无人负责钻研有关。

2　开展小儿外科工作

夏: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先是秦振庭在儿科病房划出5张床专收小儿外科患儿。外科主任也派了轮转住院医生,安排了小儿外科手术日和专业门诊时间。 1950年8月1日北大医院小儿外科正式挂牌成立。我本人就这样先做小儿外科医生后学小儿外科技术而披挂上阵。

夏:就您一个人吗?

张:还有一个潘少川。他是1951年毕业的,本来那个时候各地的毕业生都不留在本院,为什么?这容易形成派系。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派系,比如说马安权就是美国派,佘亚雄就是法国派,童尔昌就是德国派。当时的办法是,学生毕业了,在北京毕业的被分配到上海、分配到其它地方,北京的大夫就是从各地调来的。所以他本来应该调出去,可是因为他刚刚参加了抗美援朝,回来之后还没分配就赶上傅作义在全国做水利调查,他是水利部长,得带一两个随从医生,那时潘少川还没分配,没事做,结果就把他调去跟着傅作义转去了。他们还真遇见事了,有一个车在什么地方翻到沟里去了,不少人受伤,潘少川是学外科的,就给伤员缝、打麻药,这样就觉得他有用处,把他留在了当地,是暂时的。他在那儿干了不到一年,有好几个月,后来等再回北大医院,分配的时间已经过去,所以就留在北大医院了。那时我们这儿也刚成立,没人,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着我做小儿外科。 1952年潘少川有了一个机会。从1950年开始我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参加抗美援朝,我走的时候小儿外科就关了,等我回来再开。参加抗美援朝要求有一定水平、能独立工作,科里就我一个人,我走了就得关门。我已经去过一次抗美援朝了,我不愿意再把这个科关了,所以就把潘少川留在科里,我走后他接着干。首先是潘少川本人同意,后来科里也通过了,这样他就等于分配到了小儿外科。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马安权、佘亚雄、王赞尧在上海,童尔昌在武汉创建小儿外科专业。佘亚雄在比利时学习,但是比利时当时小儿外科也是刚刚开始,他也没有学过小儿外科,是专门做成人外科的。马安权倒是在美国费城的儿童医院呆了6个月,做了小儿外科。

夏:每个医院就这么一、两个人,如何开展小儿外科工作?

张:以当时北京来说,主要是依靠当时的北大医院成人外科各专业及儿内科医师护士的大力协作和支持。开始一个时期要求自己务必不能出错。每做一个新手术,必先查书,然后找一个同龄尸体,试做几次,达到熟练,估计手术后有把握能活才做。有危险的手术,我拒绝施行,仍由内科常规保守治疗。新建的小儿外科,要争取一二年内无手术死亡。于是形成了当时北大医院小儿外科8种病之说,即:幽门狭窄、脑膜膨出、疝、阑尾炎、肠套叠、肛门闭锁、皮下坏疽、直肠息肉。个别病情严重的病例,必须经过抢救好转才手术。有了社会信任之后,才开始开展所有新手术。当时已有潘少川的合作,于是开始了“来者不拒”。不会做者先收进来,再请成人专家协助手术。我们自己的工作重点,是钻研如何保证麻醉、术前术后护理。一般说来,我们有护理小儿手术的条件,专家们也都愿借我们的基地开展各专科的小儿手术,我们也逐渐学会了各种专科手术。用这种做法把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发展成为各种专业齐全的小儿外科中心。当年,胸科吴英恺、黄国俊,骨科王桂生、杨克勤,泌尿科吴阶平、普外(肝胆)黄萃庭,成型科王大玫,麻醉科谢荣等,都成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的专科技术的实际指导或负责人了。工作中任何困难都有老师帮助,器械不足也可以向老师借。总之就是先重点开展难度不大的疾病的诊治,待树立信誉后,再逐步开展复杂的手术。国内上海马安权、佘亚雄、王赞尧和武汉的童尔昌,以及我国其它地方也都经历了这种相似的历程,即先易后难的技术发展过程。

3　培养小儿外科人才

夏:虽然可以开展一些手术了,但还是要再培养一些人才的吧?

张:当然。我和马安权他们开始的时候都是自己干自己的,没有联系。 1953年我去上海跟他们俩人联系,因为我们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开院,外科是从无到有,也没人,诸福棠让我到上海找他的几个老朋友,因为知道他们那儿有小儿外科,就希望把他们的人分几个过来,壮大北京儿童医院。到上海以后,和他们接触了,他们也都很高兴。但是那个年头地方主义比较严重,不行,就动不了。但是那一次至少我们三个人见了面,这是1953年。因为全国建了很多的儿童医院,需要很多很多儿科大夫,于是1954年开会讨论成立儿科学系,专门培养儿科大夫。

夏:教材怎么办?

张:那时候是自己研究教学大纲,制订教学计划。儿外科这边就找了我,找了佘亚雄,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合作,但还只是教学计划。等到1957年计划基本上都通过了,就开始找教材。那时国家提出来学习苏联,于是我们北京医学院翻译了苏联的小儿外科学。

夏:当时只吸收了苏联的经验吗?其他国家的经验就完全没有考虑?

张:后来我们知道了,其实苏联的那些经验基本上也是美国的,都是格鲁斯那些东西。因为1950年我成立小儿外科的时候,秦振庭教授给了我一本从美国带来的赖德和格鲁斯合编的《小儿腹部外科学》,1947年再版的。到1953年就有格鲁斯全面的书了,那时赖德已经死了。这本《小儿腹部外科学》等于那个时候小儿外科的权威书,可是我对照了一下,跟苏联的差不多,好多基本的东西都是一个路子,大概最早可能还是从赖德那儿传到苏联的。后来我们还是觉得好些东西对我们格格不入,因为毕竟是外国的东西,而且苏联的东西有好多都非常特殊。为了自己的发展,还是得自己写。卫生部出面把当时知道的做小儿外科的凑到一块,主要都是上海和北京的。那时上海有第一医学院和第二医学院,佘亚雄、过邦辅和马安权都是第二医学院的,同时还有原来上海医学院的王赞尧,再加上我一起开始写这本书,打那儿起开始有了中国的书。当时我们借鉴了两本专业教科书。一本是美国的赖德和格鲁斯于1941年所著的《小儿腹部外科学》,另一本是前苏联Telnovsky于1949年所著的《儿童外科学》教科书。但马安权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学习小儿外科,精通英语;佘亚雄毕业于震旦大学通法语;童尔昌毕业于同济大学通德语。此外,编者中还有赖炳耀、李正、季海萍、王修忠是苏联留学,叶蓁蓁留学匈牙利,沈阳王慧贞熟悉日文便于从日本引进。总的来讲,中国的小儿外科技术受到格鲁斯体系束缚较少,主要基于本国大量的临床实践。

夏:有了教材就开始搞培训了?

张:我和上海有了接触之后,到1957年,卫生部把我们找到一块,给了我们个任务,就是在北京和上海各成立一个小儿外科培训中心,就是把原来年轻的成人外科大夫培训成为小儿外科大夫。可是最后大部分学员都到我这儿来学。上海马安权他们其实比我有条件。比如插管,是从国外带来的管子。虽然那时设备不太高级,但毕竟他们有器械、有管子等等,所以他们就开展起来了。不过他们虽然开展起来了,却没法推广。

夏:那您的技术怎么就可以推广?

张:那时已经是现代化的麻醉,虽然我们没有设备,但技术我还都能掌握。刚才说过我们没有插管,插管用来保证小孩的呼吸,那个管哪儿来?那时只能向美国进口,但美国不给我们,他们封锁着。其实咱们自己的工厂也可以做,但是工厂哪有时间给你做这么几个小管?没人给做。我就找来各种橡皮管或者是电线的套管,做成各种不同型号的管子。因为小孩比较麻烦,不同年龄得用不同型号的,长短不一样,粗细、软硬也不一样,所以要配成一套就很不容易。但是我能配成一套,因为我自己能做。

夏:所以他们从国外带来的就不如您自制的能推广?

张:对,他们的管子是进口的,因为他有国外的关系,但别人没有,这样他们的管子不可能推广。所以,他们在上海搞起了培训班,我在北京也搞起来了,但最后大部分学员都到我这儿来学,他得用我这一套回去才能做,要不然根本做不了。

4　初次倡议创办学会与杂志

夏:一个学科的发展还需要有专业的杂志和独立的学会,之后学会的成立和创办专业杂志也是您负责的吗?

张:对。 1958— 1959年北京、上海相继举办儿外科医生进修班,后来全国就有不少的小儿外科大夫了。 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由诸福棠主持,分配了20名小儿外科名额组成小儿外科讨论小组,推选组长为马安权。会上小儿外科医生代表首次相聚在一起,他们提出两条要求:第一要成立小儿外科学会,第二要创办小儿外科杂志。由我和童尔昌分别筹划组织工作。因为一个专科,特别是科学的专业,总得有一个组织,使全国各地的人能联系。因为全国各地做小儿外科的都不多,没法联系。而有个杂志就可以互相交流。

夏:1964年是第一次提出的吗?

张:是第一次提出来。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做了一点工作。那时已经有了培训班,各地有学员,回到各地开展工作总是有一定的困难。他们愿意通讯,常常地写信给我,一方面汇报他们自己的工作,一方面有些问题让我解答。后来信多了,我就做些选择,包括我的解答,把这些通信用钢板蜡纸刻印出来印发。后来就成了一个不定期的期刊,叫《小儿外科通讯》,很受欢迎。上海他们听说我们这么搞,他们也搞。这么一来,通信也多了,材料也就不少了,大家觉得我们能不能选择《通讯》中好的、有推广意义的内容,合订起来出一本《儿外通讯文集》。后来《通讯文集》就不光是北京、上海编辑了,还有重庆、沈阳、武汉、哈尔滨、广州七个地方。当时由我、上海佘亚雄、哈尔滨何应龙、重庆王赞尧、沈阳李正、武汉童尔昌、广州赖炳耀分别每月出一期,每个单位负责一本。在没有正式学会以前,我们已经有了联系,而且有了杂志的出版。这样,到了1964年,我们就正式提出来成立一个学会、成立一个杂志。

夏:当时就通过了吗?

张:这个杂志很快就出版了。 196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童尔昌提出由武汉承担出版专业杂志,在《武汉医学杂志》名义下,正式出版《小儿外科附刊》,并请郭沫若同志书写刊名。那时童尔昌在武汉有裘法祖的支持,裘法祖那时候在武汉做医学会的会长,于是就很快出版了。但是出一个新的杂志还得这儿批、那儿批,比较困难,所以只能作为《武汉医学杂志》的附刊。 1964年8月刊出第1期(图2),以后每2个月1期,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中止。“十年动乱”中,童尔昌勇担风险,克服种种困难仍然组织了4期《武汉新医药儿外专号》(图3)。

可是学会报上去了,还等着批,“文化大革命”一来就压下去了。到“文革”,我们这几个人也都一个个揪出来挨斗,甚至于各地开展的小儿外科都关了。当时说这种专科是不正当的,应该是全科,要发展成什么病都得看。胡传揆原来是协和的皮肤科大夫,后来当了医学院的院长。他看皮肤科那么多年了,那会儿都60多岁了,也让他必须什么科都看,所以他连药也不会开,大家还拿他作为典型,说这样的大夫有什么用,还不如刚毕业的学生好呢。

5　再次倡导组织学会

夏:后来是什么时候重新提起儿科学会的事?

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学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论断,给知识分子翻了案。这就又重新提起。那时各个学科都开会,1978年在桂林召开第七届全国儿科大会(图4),儿科这一开会,我们又把这个事提出来,会上正式批准了成立小儿外科学组,同时恢复出版小儿外科专业杂志,那就通过了。通过了以后就具体组织,形式上正式组织起来是1980年,我们召集了全国的小儿外科大夫代表在哈尔滨开会,当时代表有80多个人,那算是正式组织起来了。当然,组织起来也不算是小儿外科学会,只能算是儿科学会里头的一个外科学组。虽然在儿科学会里头我们有了一席之地,可以开会,但是得到儿科学会开会的时候我们才能开会。如果想自己活动,那是不行的。

图4　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小儿外科组

(从左至右:第4排:邹忠寿　朱锦祥　朱璧富　韩正德　王修忠　李振东　胡廷泽　韩茂棠　刘贵麟　潘少川

第3排:邹大卫　黄弈宽　张万学　张善通　丁文祥　金百祥　宋育麟　赵同生　谷兴琳　王　果

陈自敏

第2排:敫桂珍　郑　镛　张丽英　江泽熙　黄澄如　王桂茹　彭崇惠　薛璇瑛　郭奉玲

第1排:赖炳耀　马孝义　何应龙　张金哲　佘亚雄　童尔昌　张学衡　陈文龙　李　正)

张:一个是杂志不批准,一个是学会不批准。主要的原因,1980年时就我一个教授,原来马安权也是教授,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去世了,所以就我一个教授。像佘亚雄、童尔昌他们都是副教授。人家说,你们就一个教授就成立一个学术组织,那不行。所以就一直这么压着。杂志也很困难。我们写的文章,水平低得很,因为病人少,所以我们见得也不多,没什么新招,也都是跟外国人学的,没有多少研究工作。这样,我们的文章如果拿去发表在人家杂志里,比如说发表到外科杂志,外科杂志那些老人们就看不起我们的文章,说这水平太低了,如果发表的话,杂志水平就落价了,不行。所以我们的文章也登不上去。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那会儿成人外科方面主要管杂志的是吴阶平,吴阶平还是真照顾。他说不管你们有没有文章,我也给你们留一个页,起码登登你们的消息。我们的文章不够格就做短篇,当然这个还是不够的。因为真正的交流还得实际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已经出过一年的《通讯文集》,还是有文章的,不是没有,但是文章确实是水平低。

夏:后来水平是怎么提高的?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标志?

张:真正的发展是1980年到1987年。这7年之间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不但有学术会,还有国际活动。 1984年,我们在天津召开了国际会,召开国际会这是第一次。我们参加国际会,或外国学者上我们这儿来,从1980年就开始了。一改革开放,外国人就先来了,从1980年起国际上著名的人差不多一个个就都来了。到1984年我们才有条件请外国人来。

夏:刚开始国外是谁先过来的?

张:最早是凯兹维特(W.B.Kieselwetter),是1980年的4月份,他是第一批来的,通过美国国际人民交流会,那时叫“people to people”,人对人的来往。那一批来的不都是医学界的,但那里面有几个著名的小儿外科大夫,凯兹维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匹兹堡的。他来跟我们交流,实际上他是参观北京,到北京儿童医院也是参观,是这种性质的交流。那以后,正式的医学界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人来,一个是布朗斯特(BurtonBronsther),他是世界小儿外科技术援助会(SACOW)主席,是专门帮助第三世界小儿外科发展的,这个协会是美国办的。在他之前还有甘兹(Gans),当时是美国最著名的《小儿外科杂志》的主编,他来就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聘请我做他们的编委。他到了之后,经过我们的交流,他觉得我还够水平,所以就请我做编委。他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台儿童的腹腔镜,那是1981年。他带来了那台仪器,我也给他展示了一个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个器械、方法。他觉得中国的小儿外科有一定的水平,而且有它的特殊性,有好些个东西是非常地简单有用。

夏:当时是您邀请Bronsther来的吗?

张:不是我邀请的,我并不认识他。他主动提出到中国来,他找卫生部,卫生部部长是崔月犁,原来在同仁医院,我们比较熟。Bronsther是小儿外科的,崔月犁就说找张金哲吧。因为我在北京,虽然那时候童尔昌、佘亚雄他们也都搞小儿外科,但他们在外地。所以第一个还是找我。后来他和我们就达成一个协议,他几乎是每隔一年就派一拨人来,而且他还答应我们的人由他介绍,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去,去学习技术。那时候我们没钱,他们人来他们自己花钱,我们出去也是他们给钱。与世界小儿外科技术援助会有了组织上的关系后,他们每年送人来,不但到北京,还到沈阳、上海、山东、济南,大家分头接待,因为不能都我一个人接待啊,人家来也不是只看北京,所以我们就把这国内国际的关系都建立起来了,所以才有条件在1984年召集国际会议,1988年又开了一次。好多的外国人那时候对中国还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们刚开放,他们都愿意来。特别是世界小儿外科技术援助会,我们每年都有人出去,都是他们给钱,我们国内的头一拨人差不多都是以这个关系出去的。我们北京的并没怎么用他这个钱出国,因为北京的机会多得很,所以这些机会都给了全国各地,各地都有。到1988年以后,我们有相当的规模了,各地的文章、成绩,有不少东西都能拿得出去了。

夏:最后学会是何时成立的?

张: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不但我们提高了,吸取人家的经验,改进了我们的工作,同时把我们工作的特点也传给外国人了。这样在国外我们才有一定的地位。我的几项发现,张氏膜、张氏瓣也是在这几年介绍出去的。 1980年在哈尔滨由何应龙、张世恩承办首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儿科学会小儿外科学组。我、佘亚雄、童尔昌分别被选为正副组长。同时正式出版《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由童尔昌任主编。 1983年济南张学衡承办第二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并提出成立独立学会。最后,1987年在苏州由朱锦祥承办第三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就正式成立了中华小儿外科学会,现在更名为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所以说,1980年我们正式开学组的会,到1987年,又过了7年,医学会才承认我们是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