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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印缘 文｜薛元明 鲁迅是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革命”一词在近现代以来，被赋予了更多特殊意义。对于鲁迅这样一个人物来说，杂文也成为犀利的革命战斗武器，是投枪和匕首。时过境迁，如今再回头看鲁迅等一些有过激进主张的人，在当时“吃人”的社会环境中，列举一系列的变革主张，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让人觉得极为偏激，殊不知像鲁迅等类似人物，本身就有极深传统文化修养。很多人的“言行不一致”，从行动上更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文化的酷爱之情，“爱之深责之切”。鲁迅的侠骨柔情，体现在他偏爱旧体诗，对于金石书画木刻等有特殊嗜好等方面，展现了伟大人物的伟大情怀。我曾在几年前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拍下一些珍贵照片，其中就有诸多印章。鲁迅不但是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个艺术家。这一方方朱印，承载了他真挚而不朽的金石情缘。 一、藏印 （一）家人 鲁迅平生之中很多有关人生的思考，他的人生经历乃至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与家庭影响分不开。在鲁迅收藏的印章中，最珍贵的莫过于两方其祖父周芹侯所刻的青田石印章，朱文为异形“只有梅花是知己”（图一），白文“绿杉野屋”（图二）。二印见浙派风格。我想，鲁迅先生平生爱印、赏印，与这样的熏陶分不开，一生结下不解之缘。 （二）友人 鲁迅一生交往的文人很多，有少数在中途绝交，但有很大一部分维持了终生友谊。在爱好金石书画方面，有李叔同、乔大壮和瞿秋白等人，有的曾经还是同事。晚清与民国相连，文人的心性，尤其对于金石书画的喜好仍然持续着，风气未变。虽然他们都是新思潮的楷模，但同时又有旧传统烙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文人，擅长这一手的不在少数，除了刚才提及与鲁迅相交的三人之外，尚有郁达夫、闻一多等人。如今少见多怪，将那份风雅遗失了。要不然就是职业篆刻家，靠此等活计来谋生，变成一种技术，多少有些变味。现在有“旧文人”的提法，但我并不认同“新文人”这一称呼。不仅如此，我对于很多冠之以“新××”的常常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因为读书人与“士”之间不再是一种一一对应关系。虽然按照对称原理来说，新与旧是对应的，现在习惯称民国时为旧文人，但眼下已没有新文人，关键是因为没有“文人”，文人的风骨和品行早已经丢失了。琴棋书画变成吃喝玩乐，风雅变成风流进而是下流，急功近利。文人之为文，主要还是斯文。归根结底，“旧“主要是指一种心态，而不是单纯的时间，有特定的整个社会时空环境要求。 鲁迅藏“丰子恺”（图三）是一方取法古玺的创作，未知作者姓名，气息清雅隽利，水平颇佳，异常珍贵。另外，鲁迅手中还有两方瞿秋白两方笔名印章，一方为“何凝”（图四），另一方为“萧参”（图五），两方都是朱文，材质皆为牛角质，前一方为篆，后一方为隶。鲁迅平生手中的很多印章，更侧重于藏和用，材质和字体、风格等并不限定在某种范围之内，旨在获取一种乐趣。说起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当然要提及那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对联，这两方印章更是一种补充。过去的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值得格外珍视，这种类似瞿鲁之间的“金石之交”，也只能从陈年往事中回味了。 藏印当中还有两方属“莽原社”使用的印章，皆为竖条形。其中一方（图六）边栏厚重，印面文字体式不拘，注重实用。也许使用较频之缘故，印文格外古朴含蓄，略见苍茫，更具金石味。另一方（图七）印文为老宋体，接近现在的电脑镌刻作品，故而艺术性要打折扣。 二、刻印 （一）自刻 鲁迅先生与印章缘份深厚，除了当时的风气及家庭影响外，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身体力行，自己刻印，才会爱到骨子里。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文中曾记：“鲁迅求学时在南京刻过'戛书生’、'戎马书生’和'文章误我’等三方印”，而现在仅存这一方“戎马书生”（图八），从整个章法布局等可以看出明显受到赵之谦印章影响。赵之谦《二金蝶堂印谱》中有一方“书生门户”印章，相较可以发现，“书生”二字变化不大，鲁迅所作印章之边栏处理过于细弱。我没有查找资料看鲁迅是否专门有过研究赵之谦的经历，但赵之谦和鲁迅属于绍兴同乡，鲁迅距离赵之谦的时代并不遥远，尽管赵生平所作不多，但鲁迅应该有机会接触到，至少可以看到印谱之类。 鲁迅所刻的另一方印章是许广平先生所记录内容为“迅”（图九）的白文行草书印章。在那个时代，这种处理不多见，可见鲁迅先生的求新意识。 （二）他刻 据郑逸梅遗稿记：“鲁迅常用名章，委西泠印社代刻，什九出于顿立夫之手。”从博物馆现存的原物中，陈师曾刻印最多。陈师曾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中的奇才，对齐白石影响巨大。陈所刻各类印章一共有七方，时间是在1915-1919年间，这在《鲁迅日记》中皆有记载，张樾丞、刘淑度、乔大壮、吴德光、陶寿伯等名家都为鲁迅刻过印章。除了这些名印外，陈师曾还给鲁迅刻过收藏印，这在鲁迅的部分藏品上多见，深得鲁迅喜爱。
1915年6月14日《鲁迅日记》记：“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鲁迅用印可谓不拘一格，而对于每一方印章，都在日记当中加以记载。同年9月3日又记：“托师曾刻印，报以十银。”9月8日有：“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图十）” 。这方朱文规格较大，融合赵吴两家而成，自践新意。同年9月29日记：“陈师曾为刻名印成。”“周树”（图十一）白文篆法胎息缶庐《石鼓》，运刀迅猛，酣畅淋漓。1916年4月26日：“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藏’（图十二）四字。”此白文印法赵之谦意，疏密有致。11月30日又记：“陈师曾贻印章一方。”
而在1918年8月至10月之间，共刻有三方印，包括润资等皆有记载，如“周氏”（图十三），近圆形“周”（图十四）和方形“周”（图十五），三方皆为朱文印。按照情形推测，应该是鲁迅的命题。1919年1月4日又记：“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图十六）”，这是一方白文印，法赵之谦而又有变化，特别是“氏”字处理，得画龙点睛之妙。“俟堂”（图十七）是陈师曾专门所刻的一方笔名印，与刚才二方又有不同，吸收黄士陵的刚直与爽利，可以看出是他是一个多面手。查1916年11月30日《鲁迅日记》中就有：“师曾贻印一方，文'俟堂’。”此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遭人排挤，遂请陈师曾刻一方“俟堂”，取《尚书》中“君子居易以俟命也”之意，并以此为室名，鲁迅特有之幽默就体现在这方印章中。而许寿裳则回忆说：“当时陈问鲁迅印章刻何内容时，鲁迅便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陈师曾所刻尚有两方相对特殊一些。按照《鲁迅日记》记载：“师曾书属越丞刻”，是两人合作的结果。两方印章都是紫檀木竖条形。一方内容为“会稽周氏藏本”（图十八），另一方稍小，内容为“俟堂石墨”（图十九），字体借介于楷隶之间，鲁迅的评价是“颇佳”，说明了他的满意度，日记多有类似简短静僻的评价。查阅资料可知，1917年，鲁迅因藏碑拓之需，请陈师曾刻二枚木章，陈因不善刻木，交给“同古堂”张樾丞代刻。张樾丞（1881-1961），名福荫，以字行，河北新河县人。少年时到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1909年，经宝熙引荐，为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等印，民国肇始，张樾丞为历任北洋政府元首和首脑治印多枚。以民初物价来算，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张樾丞润格是一个字两块大洋，求之者犹趋之若鹜。1949年6月，全国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周恩来将办理国印之事交给了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陈叔通指定副秘书长齐燕铭具体经办。齐燕铭与张樾丞熟识，便邀请张樾丞参加设计开国大印的研究探讨工作，同时受邀的还有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人，但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顺其自然担当此重任。
齐白石女弟子刘淑度曾应郑振铎的约请给鲁迅刻过两方印，一方是白文“鲁迅”（图二十），一方是朱文“旅隼”（图二十一），这两方印章皆为材质很好的羊脂玉，在鲁迅平生所用的印章当中材质应属最好的。作品为典型的“齐派”风格，刘淑度也因给鲁迅刻印而广为人知。白石弟子从老齐风格中跳出来的几乎没有，作为极少的女弟子，已算是出类拔萃，齐白石曾赞曰：“从来技艺之精神，本属士夫，未闻女子而能及。门人刘淑度之刻印，初学汉法，常以印拓呈余。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闺阁特出也。”贺孔才先生的点评非常具体，在“鲁迅”二字上批注“'迅’字佳，'鲁’字未甚安稳”，而在“旅隼”一方上批“'隼’字佳，'旅’字宜按金文中常有的篆法书写”。
鲁迅曾在1931年6月7日日记中记载“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托吴德元（光）、顾寿伯各刻其一，共用泉四元五角。”现在所能见到的就只有这一方吴德光所刻工稳一路的白文“鲁迅”（图二十二），顾氏所作则未见。此外，《鲁迅日记》中还记载有一方“迅翁”（图二十三）白文印，这方印章为典型的吴让之风格，时间在1934年，也就是鲁迅逝世的前两年，记载中是“诗荃”赠印，但“不可用也”。诗荃即徐梵澄（1909-2000），原名琥，谱名诗荃，字季海，湖南长沙人。诗荃与鲁迅的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对尼采著作的翻译。鲁迅得稿，非常高兴，推荐给良友公司并介绍译者，可见深得鲁迅赏识，认为是可造之材，后来曾有学人称梵澄为“玄奘第二”，并非过誉。
三、用印 （一）专用 鲁迅平生喜欢藏木刻，钞古碑，鉴赏自然免不了，故而有一套专门的印信，皆是花梨木材质，1918年4月11日《鲁迅日记》记：“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分别是“完”（图二十四）、“善”（图二十五）、“随喜”（图二十六）、“翻”（图二十七）、“伪”（图二十八）等五枚。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功费五圆”，也就是每印一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一般印人的润格。从1912到1926年，鲁迅去琉璃厂近四百次，多是“同古堂”，张樾丞为其治印几十枚，而尤以木印居多。
（二）日用 印章是鲁迅生活中不可缺的部分，涉及到很多方面，且分类极为细致，可见鲁迅是个有心人。他以写稿为生，曾在教育部任职，用印颇多，主要有：竖条形“周树人”（图二十九）教育部专用无边印一枚，收信所用“周信”（图三十）一枚，常用藏书、题赠诗稿隶书印“鲁迅”（图三十一）一枚，版税收据钤印两枚，一为“周豫才”（图三十二），一为“鲁迅”（图三十三），以上印章皆为楠木材质。
鲁迅手中还有一些印章，如隶书“周豫才印”（图三十四）和“周树人印”（图三十五）；象牙材质的朱文篆印“豫才”（图三十六）和“鲁迅”（图三十七），这些只是偶有使用，许广平所寄的白文印“鲁迅”（图三十八）在鲁迅的一些自作诗作品中多有钤盖。像“周树”（图三十九）、“周树人”（图四十）和“赠本”（图四十一）等四枚较为特殊的印章，艺术水平并不高。
四、赏印 据资料记载，鲁迅一生搜集了大量的两汉至隋唐石刻拓片，包括造像、墓志、碑、砖、瓦、镜、钱、画像等，至今保存下来的有四千多种，共五千九百余张。1987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鲁迅辑校石刻手稿》，全书共三函十八册，收有鲁迅亲手抄录并校勘的石刻七百九十余种，其中碑拓二百六十余种，保存下来的鲁迅研究金石的手稿就有三十多种。后来他虽无暇注意及此，从日记来看，鲁迅曾游览过西泠印社，对这个专门研究篆刻艺术的学术机构颇为重视和关切。鲁迅偕许广平同来，前后共四天，这在鲁迅一生中是很难得的“闲情”，也是鲁迅金石研究的重要一节。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曾见过有几篇文章将原本是黄宾虹写给李尹桑的信安放到了鲁迅的头上，认为这是“鲁迅的篆刻观”。“僕于西泠，差喜龙泓，余子圭角太甚，似伤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程邃）、巴予藉（巴慰祖）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且阐古玺之秘奥，能（早）于陈簠斋（陈介祺）、王廉生（王懿荣）诸子数百年前具此慧眼”。其中提到“若吾乡垢道人、巴予藉二公”，即程邃、巴慰祖二人，明显与鲁迅的籍贯不符。真正体现鲁迅印学思想的则是有关杜兆霖印谱的序言。杜兆霖 （1876-1933），字泽卿，号蜕龛，别署蜕庐，浙江绍兴人。壮岁以书法篆刻鬻艺杭州。印名为世人所重，与鲁迅先生为其《蜕龛印存》撰序有关。
“印盖始于周秦，入汉弥盛，以封物以为验，故其文止于官守名氏。后世喜事，益多其制，向壁刊勒，古法荡然。元吾丘子行（衍）力主汉法，世稍稍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于今不绝。夫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施于印玺，汉氏因之。今秦鉨希有，而汉印时见一二，审其文字，大都方正勾曲，绸缪凑会，又能体字画之意，有自然之妙，视盘旋圆转，以曲线取胜者，相去盖运。又古之印章，执政所持，作信万国；故铸凿之事，必有世守之法度，可为后来准的；铁书之宗汉铜，固非徒以泥古故也。 岁丙辰三月，张梓生示《蜕龛印存》一卷，云是山阴杜君泽卿之所作也。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函无尽之意，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故欧土言图绘雕刻者，必溯希腊，凡玉物之浮雕，土缶之彩绘，不以沉埋掩其辉光，以较后之名世著作，且隐然为之先导。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是知以汉法刻印，允为不易之程，夫岂逞高心，以为眇论哉。予于杜君未相见，唯读其书，窃喜抱守遗阙，不以世论失其故常，有同志者，因序之云。” 这篇序言我后来在《知堂书话》中查到了，以为是周作人所作。后来看到沈定庵老先生在《绍兴日报》的撰文，说明了原委。“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始悉鲁迅先生曾于1916年为杜老的《蜕龛印社》改定过一篇序文，最初发表于1917年4 月绍兴《若社丛刊》第四期，署名启明，但原稿上署名则为会稽周树。”杜是先获识周氏兄弟中的作人和建人，当时鲁迅先生时居北京，故序中言及“予于杜君未相见，唯读其书，窃喜抱守遗阙，不以世论失其故常，有同志者，因序之云。”由于上述关系，先由杜老先请周作人作序，将序稿寄请鲁迅校改。《鲁迅日记》中有：“六月十三日小雨，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龛印存序》一叶。十七日发。二十一日晴。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
我通过绘出表格从材质、字体、风格等三方面对鲁迅印章大致有个归类： 鲁迅的印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鲁迅对于传统金石书画极度热爱，乃至对整个民族艺术都有极其深厚的情感；二是见证了鲁迅个人修养的全面，尽管他的文章犀利无比，但从这些印章可以看出他的细腻和柔情；三是这些印章无疑是鲁迅和朋友交往的铁证，寿如金石，屡有佳话，传颂至今，特别是他和瞿秋白、陈师曾的交往，堪称典范；四是印章是鲁迅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生活的必需品，艺术生活化，在当时的文人交往中，印章是可以相互赠送的“高档礼品”，成为见证友情的信物。这些对于今天的书印人来说，仍具有启示。这批印章总体数量并不多，因为经过鲁迅之手，已然不朽。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提倡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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