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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大臣也是十分爱惜。如以智勇闻名的阿史那社尔，率突厥部众内属后，被唐太宗封为左骁卫大将军（禁军的高级武官）。后来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唐太宗还赐予宝刀和丝织品，封毕国公。契苾何力 率铁勒部 内属以后，唐太宗任他为左领军将军（武官）。他屡建战功，一次随唐太宗出兵，被敌军刺伤，太宗亲自为他敷药。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东突厥jué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内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630年三月，四夷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 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649年，唐太宗逝世，在朝廷作官的和来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几百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悲恸地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剪去头发，用刀划破面孔，割去了耳朵，鲜血流了满地。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 闻讯赶来，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也上书效忠致哀：“先皇晏驾，天子新立，臣子有不忠的，我将率兵赴难。”这些事例都表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成功之处。 太宗皇帝成为了当时天下的共主，万邦来朝，威服四方，远至迩安，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正如唐代史学家、官员吴兢jīng所言：“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亘古而来，未之有也。”成语“远至迩安”，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意思是说远方来归附，近民安居乐业。形容政治清明，国家大治。唐太宗是真正做到了一点。大唐之所以光耀万丈，主要就是源于唐太宗的雄才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孔子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唐太宗博大怀仁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正是这一句话最好的注脚吗？ 沈诸梁即叶公，楚国人，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春秋末期楚国军事家、政治家，约生于公元前550年。因其被楚昭王封到古叶邑（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叶邑镇）为尹，故史称叶公。 楚国左司马沈尹戌阵亡后，楚昭王任命沈尹戌的儿子沈诸梁（字子高）做叶公（今河南叶县南旧城）。叶公在叶地治水开田，颇具治绩。 公元前524年，楚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叶公沈诸梁被封为叶邑尹。叶公到了叶地之后，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叶公治叶期间，励精图治，兴水利、劝农桑，组织群众修筑了东、西二陂，西陂主要用于拦洪，东陂主要用于蓄水。东西二陂的修建，可以说开创了我国古代小流域治理的先河。蓄水浇田，即使水害得以治理，又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到灌溉，使叶邑地丰民强。叶公修筑的东西二陂水利工程是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比西门豹治邺渠早100多年，比都江堰和郑国渠早200多年，至今坝基及遗迹尚存。 当时，叶公到叶邑上任不久，便了解到该地水患严重，百姓苦不堪言。由于竹简不适合画水利施工图，他只能将自家的墙壁作为图纸，画沟绘渠。又，叶公考虑到龙王是主管行云降雨的灵异神物，便在每个出水口画上龙，并称之为“水龙头”，以求风调雨顺。 与此同时，前来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有的客人见到墙壁上的水利施工图，不解其意，且又对叶公的地位、声誉暗生嫉妒，他们在出了叶公家的大门后，逢人便说：“人人皆知龙能腾云驾雾，而叶公却画龙不画云，可见他并不真的喜欢龙。”至汉朝时，文人刘向根据此事，在其所编的《新序·杂事》中，写下了“叶公见龙而走”的段子，成为后世“叶公好龙”之说的来源。 前479年，楚国发生了白公胜叛乱，叶公率叶地之军前来讨伐，入都城北门，率军勤王，打败白公胜，救出君主，重振国风，被楚惠王封为令尹与司马，掌握全国文武大权。 叶公不迷恋权位，后将令尹一职让给公孙甯，司马一职让给公孙宽，自己退居叶地，安享晚年。 《尚书》有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政之道，正在得民心。叶公是一个仁者，也是一个智者。孔子到楚国时，叶公曾向孔子请教过政事。 叶公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让近处的人心悦诚服，使远处的人主动来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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