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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没错，就是那个写出了巨著《史记》的司马迁，曾给他的朋友任安写过一封叫《报任安书》的信。这信中，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细细陈述了自己过往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文章整体发语非常酸楚沉痛，笔端饱含真情实感，无论从史料价值还是文艺性方面讲，这封书信绝对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千古奇绝的好文章。 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烟消云散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流芳千古。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孙子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也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懑之情而写出来的。 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他们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立起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侮辱，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这里面大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通过观察历史，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孟子的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用现在的话说，即但凡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从苦难中磨练出来的，就像普通金属得经过在烈火中千锤百炼才能成为金子，普通贝类分泌物得经过风沙无数次冲击之后才能成为珍珠。 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里面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有大智慧有大学问的人，往往都能从历史的演变中钻研出某些万物背后运行的规律。孔子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功夫。 比如中国的历史，从部落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最早的三个朝代是夏商周，再接着就是秦汉，汉之后三国魏晋南北朝，隋朝之后是唐朝，取代唐朝的是，五代宋元明清，然后再到民国，如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朝代的更替，总有旧的东西被废除，新的东西加进去，也总有东西是不变的，但几千年来，总没有哪个朝代能逃脱出一个怪圈，——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朝代一开始都很好，到后来就腐败了？兴亡交替总在不断上演？这个问题不仅是每个新朝代的建立者该思考的，更是每个心忧天下黎民百姓的仁人志士也都该去深思一番的。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个便是我们从历史钻研中得出解决未来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子，孔子也通过一个东西能判断出后世的朝代走向，来推测遥远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便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几乎不变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常，即代表着永恒。这五个常德，不会随着时代的变更而变更，只要这个人类社会不倒回去，不倒向野蛮，那它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需要这五个常德的，如果这五个常德都没有了，天下必然大乱。 这五个常德的根本其实都一样，孔子就取这五常之一的“礼”来跟子张传道，孔子以为，无论历史怎样演进，即使是一百个朝代过后，礼的根本，绝对不会变化，变化只是礼的形式，形式上有增加，有减少，有新花样，但礼的核心精神还保持着原样。 孔子凭什么具备这个鉴往知来的大智慧？那是源于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完成了生命的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最终通了天地，知了天命，明澈了天理，那他自然就可轻松预知未来。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回答说：“殷商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减少，废除和所增加，扩展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我们可以通过考证而得知；周朝实行的礼法是在商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形式上的增减，也能通过考证而得知。将来或者有继承周的新朝代，礼仪制度也自当有所修补、增减、完善，以此类推，即使一百世以后的情况，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荀子在《天论》中也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 组织构架和治国形式上每个朝代都在变，但那些好的内核却一直没变，比如仁政，以德立国等等，这些都是不能丢弃的，一个真正伟大的文明，从来都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继承，更新，发展而来的，就像一个人一样，唯有尊重自己的过去，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孟子说：“舜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区的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区的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所推行的，像符节一样吻合，先出的圣人和后出的圣人，他们所遵循的法度是一样的。”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后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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