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战争意识形态谈到帝国主义的战争性，我们似乎不能不谈到另一个东西——帝国主义的战争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既然把战争作为解决各种矛盾和危机的常备手段，反动的战争意识形态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其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驱使成百上千万人相互厮杀，充当战争炮灰，帝国主义除了依靠专政制度“硬的一手”外，还依靠战争意识形态“软的一手”。 所谓帝国主义的战争意识形态就是一种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等一切反动战争思想的混合物，帝国主义社会充斥着这些反动的思想，即使在“和平民主”的二十年代，这些反动的思想也没有销声匿迹，依然在猖獗着。尤其在德意日这三个帝国主义矛盾最集中、最反动的地方，各种理论的、宣传的、舆论的工具大量用于宣传这些反动思想，严重毒化民众的精神世界，狂热的战争情绪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为了宣扬战争的“合理性”，宣扬对战争的迷信，军国主义的理论家们抛出了各种各样歪曲历史和科学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曾断言：“战争一般是人类存在的永久形式和最高价值，国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发动战争。”而军国主义实践家泽克特将军更直截了当指出：“我可以说，是军国主义使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变得强大了。”而“民主的”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也有类似的言论：“归根到底，大的问题总是用剑来解决。” 以上是德国帝国主义理论家们的言论，让我们再听听军国主义日本的理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十年代大力散布“战争是创业之父和文化之母”荒谬论点，历史教科学、宣传文章、“科学”著作都普遍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1894年、1904年和1914年进行的几次战争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日本应该每隔十年经受一次“战争的和风”。然而1924年没有爆发战争，这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另外，日本帝国主义还充分利用其历史遗产为侵略战争服务，“八纮一宇”、皇国史观、武士道精神等这些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改造为侵略扩张的邪恶思想，以煽动日本民众的战争邪念。 关于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立场，夸夸其谈的墨索里尼公开宣称：“法西斯主义既不相信会有持久和平，也不相信持久和平会带来好处。”“战争每一分钟都可能突然爆发，因此不是明天，而是现在就要马上做好战争准备。我们过去是，现在仍然首先是一个军事民族。因为我们是不怕舆论的，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还是一个军国主义民族。我们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 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民众当中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煽动本民族“优越感”和蔑视其他民族的偏见情绪，从而为侵略扩张和奴役其他民族提供一种思想舆论氛围。德国军国主义者进行这种宣传时，与复仇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充分利用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并依靠普鲁士主义的反动传统，向民众灌输泛日耳曼主义和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在德国存在着一个极易接受这种反动思想的社会阶层——小资产者，这个阶层曾经受过德皇威廉的深刻熏陶。威廉曾经用各种手段抹掉德国人意识中的民主思想，给德国历史上一切反动的东西镀上一层浪漫主义的金，散布傲视其他民族的情绪。  在日本，许多反动团体、报刊、戏剧、电影都在宣传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皇国史观宣称，日皇是神，日本人是神人种族，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像蠕虫一样匍匐的生物”；日本“神圣帝国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于世界之上”，而所有其他国家则“宛如朝霞，瞬息即逝”。 大吹大擂的墨索里尼则竭力要激起意大利人的大国感。他宣称有必要建立一支如此强大的空军，“只要它那些飞机的发动机一响，就能把半岛（亚平宁半岛）上任何其他声响压倒，而机翼的影子则能把我们上空的太阳遮住。只有到1935-1940年期间，即据我看欧洲历史上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迫使别人听我们的话，最终承认我们的权利。” 在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中，地理政治学占有特殊地位，这完全是一门为扩张战争辩护的伪科学，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论”和日本的“共荣圈”思想均源于此。这一反动理论产生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初期，德国的拉采尔、英国的麦金德、美国的马汉、瑞典的切连都为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现象，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理论依据。 德国的地理政治学最为发达。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一反动理论，一战后德国出版了专门的《地理政治学杂志》以及迪克斯、毛尔、格拉波夫斯基、克雷布斯、豪斯费尔德的著作。在这些鼓吹侵略的人中间，前德皇将军、后任慕尼黑大学地理学教授的豪斯费尔德是首屈一指的，他使地理政治学变成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自己过去的副官和学生赫斯，从纳粹运动一开始就同希特勒建立了接触，而后又在兰德斯堡监狱中访问了他，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希特勒正是从豪斯费尔德那里接受了德国占领“生存空间”的思想。 殖民宣传是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中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宣传，德国帝国主义最为起劲，因为它在一战中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重新夺回这些殖民就成了它的首要任务。五花八门的殖民团体、形形色色的殖民宣传和一战前一样，依然大量存在着。殖民宣传的主要中心就是一战前就一直存在的“德国殖民社”，它在全国各城市有一百五十个分会，三十万会员，其周围还有许多派生的殖民团体。 这些殖民团体无孔不入地展开形形色色的殖民宣传，意在煽动民众侵略扩张的热情：1920年组织四百万民众开展了“要求归还殖民地”的签名活动；在一些地方有专门学校训练德国人适应海外生活；除了报刊宣传外，还通过推销有殖民标语的商品进行宣传；1928年各殖民团体、企业主经济联合会发表了由德国垄断资本核心人物签署的《德国殖民总纲》，该《总纲》露骨地提出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在魏玛共和国，不管什么翼的资产阶级政党，不管它们有多么不同的政见，但是在殖民地问题上却有惊人一致的纲领：必须承认德国帝国主义在殖民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权利。而魏玛共和国政府竟把归还殖民地或获得委任统治权作为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 在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的宣传中，伪造历史，特别是一战历史，具有重要地位。帝国主义者注意到历史知识对人民意识的形成具有日益增长的作用，便广泛地开展利用其为当前政治目的服务的工作。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可以说是这方面“行家里手”。他们曾经多次“成功”地将革命历史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消除人民意识中的革命传统，而让军国主义传统成为民众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有关德国历史任何时期的研究，都充满了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精神。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俾斯麦时代的研究。1919年，俾斯麦的《思想和回忆》第三卷问世，从1924年起陆续出版他的《全集》，还广泛发表那一时期其他政治家、外交家、军事活动家的回忆录以及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一大批书籍文章一方面要使广大群众相信“铁血宰相”和德国帝国主义的整个好战政策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激起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别是关于它的祸首问题。协约国集团力图将一战祸首的位置安排给战败的德国，以此作为“建造凡尔赛和约大厦的基础”，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此予以坚决地反对。而这种反对并不是为了恢复真实情况，而是为未来的扩张服务，是为了用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精神毒化德国人民。 在战争祸首问题上广泛开展反对凡尔赛和约宣传活动的同时，反动的史学家们还以极其荒唐的方式解释德国战败的原因。德国战败被归咎于“背后中了（左翼力量的）暗剑”这种臭名昭著的说法，意在制造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意在宣扬民众对德军的迷信。 总之，宣传战争的“合理性”，宣传对战争和军队的迷信，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复仇主义，煽动殖民扩张的情绪，企图用地理政治学为侵略扩张辩护，为了军国主义目的而伪造历史——构成了二十年代帝国主义战争意识形态的全部货色。它大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一战，下启法西斯的崛起。这些毒化民众精神世界、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东西，无疑为更反动的势力——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文化是时代的力量，声音正不正，力量邪不邪，是一个关乎时代的发展方向正确与否的关键问题。思想文化的作用就在于引导人、塑造人、激励人，鼓励人民不断地发展创造。而帝国主义的战争意识形态也在引导人、激励人，但不是引导人民正道直行，而是引导人民走掠夺别人的邪恶之路。帝国主义走的是邪恶发展之路，在它的灵魂里当然听不到正义进步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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