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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波兹曼一辈子都生活在纽约，研究媒体传播学，1993年成了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一直到2003年去世。他有两本书在当代中国有名，其一是娱乐至死，其二就是这本。 这个本子是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普及著作。主要研究“童年”这一纯粹人造文化概念的起源，以及印刷术、电报技术发展对儿童文化形成影响，以及现代电子技术和网络的出现，如何迅速地消解了儿童这个社会构造。 作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儿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类的文化创造，与人类学和生物学并没有关系。比如我们现在认为的儿童——乃是一个人类年龄的区间，可能是7岁到16岁之间——那么，其实儿童这个概念存在了不过400年时间。如果用现代更加精确的定义，那么这个概念存在时间不过150年。比如，给孩子过生日这个习俗，在18世纪的美国是没有的——我估计在19世纪的中国也是没有的。晚到1890年，美国的中学只招收7%的14岁到17岁的少年，另外93%的儿童，其实是和成人一样劳作和过日子的。 作者反对心理学家诸如皮亚杰们的观点，即认为儿童的心理特征是生物学和遗传学上的。作者始终认为所谓儿童的特征，就是文化产物，准确地说，就是识字文化的产物。因为在识字文化普及的初期，儿童并不一定都具备当代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们所认定的那些儿童行为特征。——挺独特的观点。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作者发现童年是在飞速消逝的，童年和成年的界线正在迅速模糊化。在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是12、3岁的女孩；过去的三十年，15岁以下重罪发生率上升了110倍。一个比较就是我们自己，当初我们这一代人在80年代中期小学期间，躲在厕所里吸烟，玩画片就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违纪了，想想现在。 包括现在的青少年体育运动，也完全成人化和程式化，甚至职业化了。至少我们都很少见8、9岁的孩子跳皮筋、捉迷藏、拍皮球唱歌了吧？两位历史学家总结了大概300多项儿童游戏，发现到今天还在玩的没有几种了——儿童游戏，已经是频临灭绝的人类文化形式。 当代人对儿童的态度，居然与古人是差不多的。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有过对儿童的关注，不过也多倾向于如何让儿童迅速成长为战士或壮劳动力——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雕塑中没有儿童的形象。这种境况到中世纪更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还在退步——文字和知识仅限于教会和贵族阶层，普罗大众的知识和信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这样的知识系统无法真正将成人与儿童的世界区别开来——想想古代成人的行为规则，大多来源于传统和迷信，而传统与迷信，与讲给孩子们的传说和故事，并没有本质上的，显著的差异。 古代及中古时期对儿童的忽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儿童死亡率很高，几乎每个家庭产出的孩子有一半都长不到成年。这也就意味着成人不能对儿童倾注过多情感。用五十年前中国内陆还时兴的一句话说，养育孩子不用花太多心思，因为“一颗露水珠子就能打发一根草”。 作者提到了工匠式的书写系统——即越是注重书法，文字读写的普及度越低——文字越是缺乏其基本的知识和信息传播功能，更多的成了“玩意”和装饰。联想一下中国隋唐以来的书法艺术、文人画，我们现在是看得多，回到一千年前的时代，那真是极小极小的高层贵圈才玩得动的东西。 定义一个读写文化literature culture的核心，不在于这个文化体是否有读写系统，而在于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读写系统。所谓社会识字文化，指的就是一种大多数人都能读书并且确实在读书的状态。与此相对应的，乃是所谓工匠识字文化craft literature，即读写系统只为少部分人掌握并使用。 识字文化从人类起始，就是统治阶层用于控制数量众多的人民的思想、组织和忠诚度的工具。严格地把读写系统限制在少部分人手中，实际上就是限制知识和信息在大众间的传播，有利于统治的稳定性，有利于凝聚力的产生。 一切的转变来源于印刷术的产生。 印刷技术的产生，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的兴趣（思考的焦点和方向）、改变了符号的类型（用于思考和交流的工具）、改变了社群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有了印刷，就产生了出版，个人的想法，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传播，引发更多的想法——其效应与网络的诞生一样。一个人写的故事《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引发一场战争，这在印刷术诞生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作者谈到了一个关键的题外话——印刷术对于欧洲的改变，远大于其对中国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书写系统的问题，欧洲文字是字母体系，只需要有限的字母，可以有无限的排列；中国文字是独立字体，每个字自成体系，印刷术的效果就不会让中国人觉得有多明显。另外，欧洲的宗教传统——印刷术最早就是用来印圣经的，圣经需求量大，反过来拉动印刷术的普及——可以养得起专事印刷的人，专事出版的人，由此带来分工专业化。 印刷术应用后，在欧洲仅用了50年，就印刷了800万本书，110个城市拥有了印刷机——而这个时期，正是十五世纪后半叶，各种发现发明起始的阶段，印刷术促成了人们思想的迸发和知识交流，书籍的出版和阅读，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们思考问题方式的转变——表达的秩序、规范、排列，思考的逐层深入等等。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西方开始超越中国。 最终，印刷的出现，使得个人可以脱离社群开始独立思考，追求个性，关注兴趣可以无限延伸——印刷术出现100年后的1544年，托马斯·费尔出版了《儿童之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专著。也就是说，印刷术应用后一百年，童年的概念就出现了——这得益于印刷出版过程中的排版——因为要清晰的论述一个问题，表达的方式和选题，乃至主题内容的分解，都成了必须，演变为了习惯——最终导致了研究内容的学科化！不然为啥西方科学体系奠基的那一批人都出生于16世纪？不是因为16世纪的人多聪明，而在于16世纪有了印刷术，改变了西方人认知世界的方式。 知识和信息爆炸，使得教育成为必须，普及教育变得可能，区分教育对象就成为了可能。 中国的活字印刷出现在公元11世纪左右的宋代，也印证了上述推论，印刷术普及了阅读，从而促进了阅读对象的区分——中国用于启蒙儿童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均起源于北宋时期，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敝号在前年的7篇幅随笔《苏格兰人发明现代世界》中提到过，早在1560年，长老制的苏格兰就开始致力于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教育体系，并对教育阶段进行了划分，他们已经开始倡导儿童应当在4岁就接受小学教育，这让十六世纪的苏格兰的爱丁堡、格拉斯哥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发明创造之都。越是重视识字能力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学校，学校越是普及的地方，儿童的概念就越是能迅速得到发展。 十六世纪上半叶，整个不列颠岛大约每隔12英里，就会有一所学校。有一项记录，从1612-1614年间，米德尔赛克斯郡204个死刑犯中，有95人请求使用神职人员免于普通法院审判的权利——就是说，这些人有能力通读圣经。如果47%的罪犯都识字，那说明当时至少英格兰的男性人口识字率要远高于这个比例。 十六世纪发展出来的学校分为三类——其一是初级学校，教读、写、算；其二是免费学校，教英文、数学和修辞；其三是文法学校，教古典语言和语法，这类学校主要是培养神职和法律人员。莎士比亚当初在格拉斯哥就是读的文法学校。 到十七世纪初期，即便是法国也有4万儿童在学校接受系统教育了。学校教育大大地延长了“童年”的时间段——此前西方大部分国家认为7岁以后就和成人无异了，同时期中国也一样，所谓男女7岁不同席也是这个道理。 首先是在学校被区分开来不同阶段，接着是印刷出来的教材被区分为不同阶段，后来开始在服装、饮食上也进行了区分。到16世纪末，英法等国已经开始出现专门的儿童服饰和用品。正是学校教育本身创造和拓展了“儿童”和“童年”的内涵，包括诸如学龄、各阶段学习的知识和技能。换句话说，现代人所谓的“儿童的天性”这些，其实也都识字阅读和学校教育所创造出来的概念，并非真的“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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