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唐太宗曾针对伪造资历的官员下诏：“若不自首，一旦查出，判处死罪。”后来，有官员被查出伪造资历，被戴胄（zhòu）判处流放。唐太宗道：“我曾下令，不自首者死罪，你却判他流放，这不是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道：“陛下如果直接下诏处死，臣管不了。但陛下既然将他交付法司，臣就要依法办案。”太宗道：“你只管自己守法，而让我失信吗？”戴胄道：“法律是布告天下、取信于民的国家大法，陛下的话不过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气忿所说的话而杀人，这怎么可以呢？现在将案犯处之以法，这乃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欣慰地道：“朝廷执行法律有失，您能加以纠正，我还担忧什么呢？”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个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李世民也时常允许囚犯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回家探亲，告慰父母妻儿，公元628年，李世民还放了3000宫女，让他们出宫自行组成家庭，白居易作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如果依着人性善的一面如春风化雨般的治人，人没有治不好的。 法家重视刑法，轻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罔顾人性本善的光明一面，儒家则强调教化，从“人本善”出发，顺着人性立人。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在孔子看来，如果执政的时候太过倚重法律，尽管可以威慑百姓，减少百姓犯法的发生，但这样也会使他们丧失羞耻心，动摇了人性最初的知耻自愈，改过自善的本能。以此，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强调要重视道德教化，礼治，认为法律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辅助，如此知轻重，有主次的来，百姓就既能修己，有羞耻心，自然就能“为之于其未兆也，治之于其未乱也”，主动自我约束，修身为本，到最后根本也不会去犯法。 高举严刑峻法的大旗治国，从没有好下场，如秦朝，只在短短二十多年间，政权即倾覆。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以法辅助”，这是相对来说更适合人性的治国方法。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怎样得民心呢？在孟子看来，即是“身教胜于言传”的以德服人。 孟子说：“仁德的言辞不如力行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道德教化能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畏惧而服从它；良好的教化，百姓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化能赢得民心所向。”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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