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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阿芬（4连）
1973年春天，我请假回京照顾患病的母亲，连里说距第一次探亲假不到两年（71年11月去的湖北），只能批事假，管它什么假也得回去。那时父母已从湖北回到北京，正在给我办困退，归心像长了草，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回京住了半年多，又吃又玩的，新鲜劲儿过去了，心态也悄悄有了变化。知青安置办去了几次，往回办的人太多，感觉遥遥无期。每天无所事事，心情像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无限的空虚”。七十年代，没有户口就没有工作，成了无业的游民，身强力壮还得靠年迈的父母养活，比新世纪啃老族提前了近四十年。街道戴红箍的小脚侦缉队时不时光顾，敦促你返回边疆干革命。当时很郁闷、矛盾，最后还是说服父母(他们拗不过我)，终于同意我回去自食其力。
“十一”过后，和燕敏、明艳还有燕敏的哥哥（在萝北14团）一起搭伴，返回了连队。看天空是那样的晴朗万里无云，田野是那样的广阔一望无际，心情还挺好的。先到连部报到，连长刘宗昌已调走，换成了刘敬之，他没问我不归的原因，也没批评我超假的错误，只淡淡地说：“回排里干活去吧”。就这样回到了场院排原来的班。那时秋收已结束场院活不多，团里组织水利大会战，趁地还没有上大冻，每天去32连南面挖排水沟。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心态挺平和的，甚至还做着入团的梦，四年多了，能入的都入了，排队也该轮到我了吧？因此干活更加努力。
12月的一天，孙明艳笑眯眯地看着我，神秘地说：“幸福的雨点就要落到你头上了”！莫名其妙，你什么意思？她说：“有可能你明天就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副指导员林桂兰来到班里，对我说：“那啥，（哈姐们特有的口头语）你的商调函来了，阿珠去团部开会，正好给你办手续，你准备准备回北京吧”！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快，大家都为我高兴。奇怪的是，当时并没有欣喜若狂，好像在意料之中似的。那天没出工，收拾东西，其实那点家当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晚上没等来阿珠办的手续，小怀从团部捎回口信：阿珠去军务股得知：萝北户口冻结，办不成了。我听后居然没着急，平静的心如止水。第二天扛上大镐要去刨粪，班里的几个人说我：“你脑子进水了是怎么着？自己的事还不上心，赶紧到团部去问问呀！”一想也是，那会是有点木讷，不知啥叫据理力争。于是跟排长请了假，决定自己去一趟。同学潘欣华主动说：“我陪你去”！她也去请了一天假，正好连里有一辆马车去造纸厂送羊草，满满一车草，有一房多高，我们俩拽着刹草垛的绳子爬了上去，晃晃悠悠的好不容易嘎悠到了团部，顺着绳子出溜下来，还把脚敦了一下。我们先找到军务股，跟一现役军人说明情况，他回答说：“没冻结，可以办”。真是喜出望外。递过一本花名册让自己找，这是一本各地知青来商调函的登记本，刚翻了两片就看见我的名字，军人说，得把连里一个类似户口卡片的东西拿来，我手里什么也没有啊！猛然想起是不是在阿珠那里？拉起潘欣华就往招待所跑，把正在开会的阿珠叫出来，从她住的房间的被子底下拿出有关材料，我们又返回军务股开了准迁证，问我要边防证，来时匆忙没带，真怕让回去取，好几十里地咋走？命不错，遇到高抬贵手的好人，说：“不用送来，交给你们连文书就行了。”在商业股转了粮食关系，还真顺利，全办好了！
我们俩在路边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吃了，便往回走。连队的马车早回去了，也不知能不能截到车，还算幸运走到梧桐河边防检查站，坐上了一辆1连的马车，又走了12里路，总算在夜幕降临之前回到连里。
晚上，蒙星来到女生宿舍找我，说是想看看那张决定命运的纸片《准迁证》，那时直接办回北京的不多，我大概是第三个吧？之前有70年走的李翠玲，72年走的张树权，（不算当兵、上学、转插的）。大家传看着这张命运的喜帖，暗自思忖着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到这张纸片，好离开这里，回家去。
第二天收拾东西，准备打包，要搁现在恐怕什么都不要了，回北京带一堆破烂干嘛？那时可舍不得，宝贝似的，全带走。记得我只把一副瓷质象棋给了李鸾英，她也爱下象棋。我只有一个帆布箱子很小，薛瑛借我一个大行李袋，被子、褥子、棉大衣全能装进去，肥皂箱改的小木箱，也没舍得撂下，它记载着梁姐教我学木匠的情谊，和我推刨子重组木箱时付出的血汗，得带回去显摆显摆。
温州知青小叶在小卖店给我找了好几个草袋子、草绳子，包在箱子外面好托运。得知千里马去佳木斯莲江口拉大米，路过鹤岗，驾驶员杜恒元答应帮我拉行李，并告知出发时间。李如萍主动说：“你一个人办不了，我跟你去”！她当时是班长，在连队表现很突出，从来不请病、事假，这次为我破了例，我一直心存感激，永远难忘。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杜恒元来敲门，几个战友起床帮着把几件行李抬到拖斗上。记得到了鹤岗天还没大亮。火车站的票房、托运处位置低，在马路下边，得下很陡的台阶，我和李如萍吃力地抬着箱子走下去，铺盖卷的大包实在搭不动了，顺着台阶轱辘下去，再一件件弄到托运处，出示准迁证才办了托运手续，那时运费很低，80公斤行李才7.36元（有货票为证）。记不得我们俩是怎么回的连队，步行12里是那会必不可少的一碟小菜。
托运票据
1973年12月16日，在办妥了一切手续后，离开了四连。几个同学杨葳葳、薛瑛、王瑞秋、潘欣华步行把我送到一连，因随身没带行李，婉拒了她们要去鹤岗送行的要求，一连大路边，我们挥泪告别，盼望着在北京相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坐上了开往鹤岗的汽车，一路上，望着莽莽的雪野，想起四年多的艰苦的知青生活，百感交集，别了，宝泉岭，别了，鲇鱼哈！
后排左起：阿芬，杨葳葳，潘欣华，王瑞秋；前排左起：胡清，薛瑛，叶家宁
临走阿珠交给我一个封好的档案袋，让自己带给北京的“安办”。前几年办退休时，才知道当年就背回一张学校填的登记表，合着在兵团干了四年多，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哪怕是一张最简单的兵团战士登记表都没有，真正的大雪无痕啊！东北的冬天下午4点多钟天就黑了，就在候车室等着。不太大的一间房子，灯光昏暗，周围是一圈长条木椅，地中央一个大铁炉子，火还挺旺的，我找个角落坐下。等车的有知青，有当地人，抽着莫合烟特呛。7点多钟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哈尔滨。计划在哈玩一天，签了当天晚上11
点多钟到沈阳的票。找到梁姐家，不巧她不在家，去了香坊。想了想在哈的有张文霞，当过我的班长，就去她家。那时没有联络工具，去谁家都很唐突，好在那会人都厚道，不计较。一家人热情接待了我，文霞吩咐母亲晚上包饺子，就带着我出去玩，江沿、斯大林公园转了一大圈，还在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防洪纪念塔》前照了像，（取后给我寄到了北京）。天黑后回到家，她母亲早就包好了饺子等着我们，饺子几乎全是肉，特别香，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哈尔滨当时供应极度困难，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三两油，这一顿饺子把全家一个月的肉全造了，意味着下个月要清水白菜地度过。真不知送点什么东西表达谢意，商店里只有孤零零的几瓶水果罐头，木箱里是不带包装纸的黑黢黢的糖块，多亏书包还有一包北京的红糖，给了班长。吃完饭聊了一会儿，我就准备告辞去火车站，那时哈市的社会治安不是太好，晚间街上行人稀少，文霞执意给我送到车站，自己很晚才返回家中。这份战友的情谊，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中。
阿芬（右）和张文霞当时的合影
翌日上午到了沈阳，转车时去车站附近的红旗广场逛了一圈，中午登上了直达北京的快车，12月18日晚11点多钟到家了！母亲见到我不知所措：刚走两月怎么又回来了?在这之前我没有写信，也没发电报，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我说：“办回来了！再也不走了”！母女相拥抱头痛哭。至此结束了四年多的知青生涯，与父母团聚在了北京，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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