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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婷 张杰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引用本文: 王婷, 张杰. 介入呼吸病学年度进展2021 [J] .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2, 45(1) : 88-94.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11103-00771. 近10年来，介入呼吸病学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现代呼吸病学中一个成熟的亚专科，在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相关科技的发展，各种介入诊疗新技术不断出现，并逐渐应用到以往以传统药物治疗为主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极大拓展了介入呼吸病学的应用范围。本文就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介入呼吸病学的新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做一综述。 近10年来，介入呼吸病学发展迅速，逐渐成为现代呼吸病学中一个成熟的亚专科，在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随着相关科技的发展，各种介入诊疗新技术不断出现，并逐渐应用到以往以传统药物治疗为主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极大拓展了介入呼吸病学的应用范围。本文就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介入呼吸病学的新进展和最新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经支气管导航辅助技术 经支气管肺外周病变的诊断仍是目前呼吸介入领域的热点。 超细支气管镜、支气管镜导航（虚拟导航或电磁导航）和径向支气管内超声（R-EBUS）三者的联合应用，极大提高了肺外周病变诊断的阳性率，是现阶段经支气管肺外周病变诊断较理想的方法。支气管镜下经肺实质结节抵达术（bronchoscopic transparenchymal nodule access，BTPNA）的出现，使得经支气管肺外周病变的活检可以不依赖于自然支气管管腔，理论上做到肺外周病变的“全肺抵达”。但即便如此，仍存在诊断率明显低于定位率的现象，临床上对肺外周病变的定位能力及取样能力仍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导航辅助技术。 （一）增强透视（augmented fluoroscopy）技术 增强透视，是利用术前CT图像生成的肺部三维结构图，提取结节的数据，并与实时的透视图像进行匹配，在透视图像上标记出引导路径和活检目标，进而引导活检器械到达靶点。该技术将CT数据和透视图像相融合，因而也被称为“透视融合”技术。通过该技术，一些传统透视无法显示的病灶，也可以在实时透视图像上清晰标注，从而有助于肺外周病变的定位，有望提高诊断率。国外文献报道中的具有增强透视功能的系统主要为LungVison平台（Body Vision Medical LTD，Ramat Ha Sharon，以色列），国内目前使用较广泛的是LungPro平台（Bronchus，堃博医疗，中国）。 2021年，Cicenia等［1］发表了第一个关于LungVision平台引导下对肺外周结节进行定位和诊断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5家医疗机构），评估在LungVision平台引导下对肺外周结节进行活检的成功率和诊断率。共有55例患者入组，进行了57次增强透视导航下的活检。结果显示结节定位成功率为93.0%，手术当天的诊断率为75.4%。 但使用该技术仍无法完全解决诊断率低于定位率的问题，很大原因是存在“CT-人体误差”（CT-to-body divergence），即图像融合采用的CT影像与术中病变的实际位置存在误差。导致“CT-人体误差”存在的原因有多种，如肺容积差异、患者体位和患者的肌松状态等［2］。术中采用锥形束CT能够提供更理想的接近真实状态的影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这种误差，但仍然不能实现完全精准。2021年，Pritchett［3］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强透视显示的病灶位置与术中锥形束CT测量的病灶位置之间的平均距离为5.9（2.1~10.0）mm，术前CT到术中病变实际位置的平均误差距离为14.5（2.6~33.0）mm，其中上叶为13.0（2.6~33.0）mm，非上叶为 21.9（10.0~29.0）mm。因此，如何解决这种匹配误差可能是相关研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技术（robot-assisted bronchoscopy） 与传统4.0 mm的细支气管镜相比，机器人支气管镜直径更细，能够进入更远端气道，并且具有更好的可视性、稳定性和灵活性，有望进一步提高肺外周病变的诊断率。目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的机器人支气管镜系统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Auris Health研发的Monarch系统，2018年3月获批。另一个是Intuitive Surgical研发的Ion系统，2019年2月获批。 2021年，Chen等［4］发表了第一个Monarch系统的多中心、前瞻性、可行性的研究（BENEFIT）。5个中心共招募了55例患者，最终54例患者纳入分析。平均病变直径23（15~29）mm，定位成功率96.2%（51/53），气胸发生率3.7%（2/54），其中1例（1.9%）需要留置胸管引流，未发生其他不良事件。目前，一项关于Monarch系统的多中心、前瞻性、上市后研究（TARGET）正在招募患者，该研究于2019年12月10日启动，拟于2023年12月完成（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4182815）。拟在30个中心登记1 200例接受机器人支气管镜辅助活检的患者，结果待发表。 一项关于Ion系统的单臂、多中心、前瞻性上市后研究（PRECIsE）（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3893539）目前也正在进行，于2019年3月启动，拟于2021年12月结束，预计纳入360例患者。该研究于2021年6月发表了前期研究数据［5］，共在241例患者的270个结节上进行了活检，结节最大直径为（18.8±6.5）mm，手术时间（内镜插入到取出）为（63±30）min。8例（3.3%）患者术后出现无症状气胸，1例（0.4%）患者放置了引流管，术后24 h取出。2例（0.8%）患者出现出血，均在填塞5 min内解决。该研究的最终研究结果尚待公布。 呼吸介入医生希望机器人支气管镜技术可以在保持直视的前提下，能够进入更远端的气道，提高肺外周病变活检时的灵活性和安全性，进而提高诊断率，同时减少操作时间、辐射和感染暴露。但是，由于目前的研究数据还有限，这些问题是否能够真正得以解决还不确定。此外，机器人支气管镜技术在镜头清理、触觉反馈、自动驾驶、防碰撞、紧急出血控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6, 7, 8］。从现阶段的研究结果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机器人支气管镜仍然将作为一种人工智能辅助工具，尚未达到完全“自动驾驶”的水平，其安全性仍是被关注的重点，并将作为后续临床适用性的重要参考指标。此外，机器人支气管镜的导航路径也是基于术前CT影像重建产生的，并且重建质量与源图像质量相关，因此仍然需要有经验的医生进行仔细的术前评估，以避免潜在的路径选择不当的风险。 二、内镜成像技术 （一）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技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 OCT综合了光学、超灵敏探测以及计算机图像处理等技术，利用近红外光作为光源，不但对人体无害，而且具有高分辨率、非接触性的特点，是近年发展的一项新的生物组织成像技术。OCT的图像分辨率可以达到气道内超声图像的10倍以上，能够清楚显示气道管壁的层次，分辨出包括黏膜层、黏膜下层、平滑肌、气道软骨等结构。通过OCT技术，一些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等的气管管壁和相关结构重塑可以被识别和量化，因此是一种有前景的评估气道重塑的工具。 OCT技术目前已被用于评估支气管热成形术（bronchial thermoplasty，BT）后哮喘患者的平滑肌和气道壁厚度，证明可用于准确测量BT后气道平滑肌结构的变化，为临床医生提供必要的反馈，以更好地评估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并且可能在哮喘分型和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应答方面给予指导［9］。此外，OCT技术在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上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近期一项研究在间质性肺疾病患者接受外科肺活检之前进行OCT检查，将获取的OCT图像和组织病理由双盲的临床病理学家判读后进行比较，结果显示，OCT诊断间质性肺炎和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95%CI：75.8%~100%）和100%（95%CI：79.6%~100%）［10］，因此可能会成为诊断这一复杂疾病的最微创的技术［11］。 （二）共聚焦激光内镜技术（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CLE） CLE是一种与内窥镜技术相结合的图像技术，由传统内镜添加共聚焦探头形成。光纤通过内窥镜的工作孔道，将激光（最常用488 nm）照射于目标区域，其中对焦的光线反射回来，进而提供气道、肺泡、肺部肿瘤和淋巴结的实时高分辨图像，其分辨率高达3.5 μm，最大深度70 μm，最大视野600 μm。垂直或水平移动激光束还可以通过特定软件形成3D图像［12］。通过可视化单个恶性细胞，CLE有可能成为肺癌的实时检测工具。对于肺肿块或者纵隔淋巴结而言，可以使用基于穿刺针的CLE技术（needle-based confocal laser endomicroscopy，nCLE），目前最细的共聚焦探头（AQ-flexTM）可以通过19 G的穿刺针［13］。基于针的CLE可在针尖处实现实时肿瘤可视化，引导外周GGO病变的活检。目前在肺部领域商用的CLE系统为Cellvizio Endomicroscopy System（Mauna Kea Technologies，法国），配有与1.9 mm工作孔道兼容的微型探头（AlveoflexTM），可以显示所有段支气管树以及肺实质。如果探查上叶（尖段或后段），建议使用更细、更灵活的探头（CholangioflexTM）。 OCT和CLE技术具有接近显微分辨率的优势，可以方便、安全地与常规支气管镜相结合。虽然尚未在临床实践中应用，但OCT和CLE技术有可能改善肺部疾病的检测和监测，并有助于揭示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和新疗法的作用机制。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成像工具，还需要对介入医生、病理专家进行充分的培训，使其具备充分采集、分析、解读图像的能力。 三、经支气管治疗技术 （一）肺小结节的外周消融治疗 以往肺外周病变的消融大多是经皮进行，但由于经皮消融必须穿过胸膜，导致气胸发生率高，对于血管周围病变，出血风险也会增加。随着先进的引导技术（REBUS、电磁导航、锥形束CT等）的发展，使局部精准消融治疗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减少经皮操作的并发症，为原发性和寡转移性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选择［14］。目前已有的经支气管消融方式主要有射频消融治疗（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微波消融治疗（microwave Ablation，MVA）、热蒸汽消融治疗、光动力治疗等［15］。 射频消融，是通过射频导管将能量（目前的临床设备多在375~500 kHz）传递到靶组织，进而产生热量对肿瘤细胞进行消融［14］。高于60 ℃的温度会导致细胞坏死，但温度高于105 ℃会导致组织碳化，产生高阻抗；因此，消融过程需要同步进行冷却，目前的装置多采用生理盐水。2020年，Yoneda等［16］对9只健康猪模型进行了经支气管射频消融治疗。射频导管的直径为1.4 mm，可以与支气管镜、导航系统以及REBUS兼容，电极长度5 mm，带有阻抗传感器，近端有封堵球囊。消融时间6~8 min，平均功率68（63~72）W，观察时间4~12周。结果证实，随着时间推移，消融坏死区域逐渐被瘢痕组织取代，未出现并发症。近期，国内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Zhong等［17］利用健康犬作为动物模型，尝试通过BTPNA技术对肺外周病变进行射频消融，观察了不同消融功率（10、15、20、25、30 W）作用不同时间（3、5、8、10 min）对肺组织产生的影响，发现相比消融时间，消融能量对消融面积的影响更大。此外，最近有研究报道了一种基于支气管内超声的双极射频消融装置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将经支气管射频消融技术的应用范围拓展至了转移性纵隔淋巴结的治疗［18］。 相比射频消融，微波消融使用的电磁波频率更高（用于肿瘤治疗的能量多在915 MHz至2.5 GHz），热量传递更深，并且受组织导电率影响较小，产生的组织碳化较少。理论上，微波消融受消融区域空气含量影响小，对磨玻璃结节和半实性结节有优势［14］。虽然已经开发了经支气管适用的微波消融导管，并且目前可用的商用经支气管微波消融系统能够与导航或机器人支气管镜系统进行匹配，但目前经支气管微波消融的文献仍然很少。同射频消融的要求类似，微波消融过程中也需要对导管尖端的位置进行准确定位，因此，未来经支气管微波消融治疗可能将与导航系统平台集合在一起进行应用［14］。 热蒸汽消融治疗（bronchial thermal vapour ablation，BTVA）最早是作为支气管镜肺减容的一种方法，将预定的一定体积的热水蒸汽通过导管送入目标亚段，近端用封堵球囊有效密封，使目标气道产生炎症反应，进而导致持久的肺不张。随后发现如果目标亚段内存在肿瘤组织，也可以实现对肿瘤的消融［19］，因此认为可以将其用于肿瘤的消融治疗。与前面的消融技术不同，蒸汽消融不需要特别精确的导航，操作相对简单，有其独特的优势。最近一项研究对6例计划接受肺叶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术前进行了热蒸汽消融治疗，患者耐受性良好，证明了其可行性；其中5例患者随后接受了目标叶的切除，组织学结果显示目标区域存在明确的热损伤边缘，伴有预期的坏死形成，与理论上的有效消融一致［20］。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消融时蒸汽导管的最佳位置、热蒸汽的剂量与消融效果的相关性，以及消融治疗后病变区域的组织病理变化过程等。 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治疗肿瘤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但在肺癌的治疗中，PDT通常用于治疗位于中央的气管支气管内肿瘤。2004年，日本学者首次进行了经皮穿刺PDT治疗肺外周结节的尝试［21］，但可能是由于定位精度、光敏药物起效时间等原因的限制，经支气管PDT治疗肺外周病变一直鲜有报道。经支气管导航技术的发展以及更快激活（照射前4~6 h给药）的新型光敏剂的出现，为PDT治疗肺外周病变开辟了新的前景。2020年，Usuda等［22］使用新的激光探针和新型光敏剂他拉泊芬钠对7例周围型肺癌患者进行治疗，在全身麻醉下将引导鞘送入周围型肺癌病灶，并通过REBUS和胸部X线确认，然后将激光探头送入进行照射治疗，术后2周和3个月的评估显示患者无肺炎或气胸等并发症，在6个月后进行的评估中发现3例患者出现完全缓解，其余4例出现临床稳定，提示PDT可能成为周围型肺癌可选择的治疗方案之一。 经支气管冷冻肺活检已经用于协助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断，并且随着REBUS及引导鞘技术的出现，对活检部位的定位准确度明显提高，其也开始用于肺外周局灶病变的活检［23］。但经支气管冷冻消融肺外周病变的临床研究目前少见报道，主要原因是受限于器械的柔韧度。虽然目前已经有非常细的一次性冷冻探针，但对于肺外周病变来说，灵活程度仍然不够。BTPNA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得未来对消融工具柔韧度的要求进一步降低，进而使经支气管冷冻消融治疗成为可能。 总之，经支气管对肺外周病变进行消融治疗是可行的，方法也是多样灵活的，但现阶段大规模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对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探讨。此外，不同的消融设备，消融功率和消融范围会有所不同，疗效评估仍然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因此，消融治疗后的CT随访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动态对病灶的消融疗效进行评估和监测，以便及早发现肿瘤复发［24］；同时肿瘤科、影像科和呼吸介入科的医生应熟悉不同消融治疗后的预期影像学特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以避免误判和不当治疗［25］。 （二）慢性气道疾病的介入治疗 以往慢性气道疾病如慢阻肺、哮喘等多以药物治疗为主，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介入治疗技术，尝试对此类慢性气道疾病进行介入治疗，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包括BT、支气管镜肺减容术（bronchoscopic lung volume reduction，BLVR）、靶向去神经技术（targeted lung denervation，TLD）、支气管镜气管支气管成形术（bronchoscopic tracheobronchoplasty）等。 1. BT：BT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减少气道平滑肌数量及降低平滑肌收缩功能来减少哮喘发作。自2005年第一次人体试验开始［26］，BT已经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2010年获得美国FDA批准，目前已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重症哮喘的方法在许多国家得到许可应用［27］。 BT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多个临床试验证实。Aftab等［28］通过PubMed数据库以“bronchial thermoplasty”和“asthma”为关键词，搜索了2007—2021年的相关文献，综述发现，支气管热成形术可以减少患者与哮喘相关的住院、急诊就诊次数，并使患者持续受益5~10年；尽管呼吸系统不良事件有所增加，但其主要发生在术后7 d内，并且后续观察表明安全性良好。但由于与传统药物治疗方法相比，BT是一种不可逆的外科治疗方式，因此很多临床医生依然对其保持审慎态度。近期，Chaudhuri等［29］发表了一项对BT患者随访长达10年以上的国际性、多中心研究（BT10+），研究BT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共纳入了192例患者（BT组136例，对照或假手术组56例），研究结果表明，在10~15年的随访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手术或哮喘相关的死亡，也没有迹象表明BT会导致任何肺功能损害。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与预期的与年龄相关的恶化相比，BT在一段时间内保留了肺功能，并且没有任何支气管狭窄的证据，CT也未出现间质性异常。然而，少数患者（7%）出现了支气管扩张的影像学证据，但大部分表现均为轻度，并且未出现咳嗽、咳痰或反复感染等临床相关性。此外，支气管扩张是否是由BT所致，还是作为这些患者哮喘自然病程的一部分而产生，抑或是因为肺部高分辨率CT应用增加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因此结论认为，BT的疗效能够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安全性是可接受的。并且国内有研究发现，对于哮喘合并慢阻肺的患者，BT治疗同样有效［30］。 尽管多数患者可以从BT治疗获益，但有关BT应答的相关因素尚不十分明确。激活次数、年龄、疾病基线严重程度可能均与BT疗效有关［29］。还有研究发现，BT的治疗反应与血清IgE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呈正相关，但与气道平滑肌的质量无关［31］，提出基于气道平滑肌相关分析来筛选BT的患者也许是无效的。这些发现对BT治疗哮喘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也许随着研究的进一步进行，应该对之前的研究结果进行重新分析和反思。 2. BLVR：BLVR是通过支气管镜以微创方式实现肺容积减少，是治疗肺气肿的一种新方法。目前实现BLVR的方式主要有：单向活瓣（IBV/EBV）、肺减容线圈、封闭剂、蒸汽消融以及气道旁路术。这些疗法在过去几年不断发展，但疗效仍待进一步验证。 单向活瓣允许气体和黏液从治疗气道排出，但不允许进入，从而引起过度通气的区域产生不张。目前有两种活瓣，一种是EBV（endobronchial valve），为鸭嘴形；另一种是IBV（intrabronchial Spiration valve），为伞形。相关临床研究显示，两种单向活瓣置入治疗后患者的FEV1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12%~20%）［32, 33, 34］，其中是否存在叶间侧支循环通气是影响单向活瓣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35］。肺减容线圈通过挤压肺实质，导致肺容积减小，使得肺弹性回缩力增加；同时，线圈可以减少目标肺段的气流，进而引起气流重新分布到相对阻塞较轻的区域。近期的研究显示，肺减容线圈可增加肺容量和运动能力，减少呼吸困难，提高生活质量［36, 37］，并且基于其作用原理，肺减容线圈与是否存在侧支循环通气关系不大［38］。蒸汽肺减容是通过蒸汽消融诱导肺气肿患者肺容积减少，其易于实施，并且效果是渐进式的，因此有一定优势［39］，但不同于单向活瓣和减容线圈可以取出，蒸汽肺减容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因此也存在先天劣势。 目前只有支气管内单向活瓣经美国FDA批准用于临床治疗［38］。Xu等［40］检索了2001年1月至2017年8月的PubMed、EMBASE、Cochrane和 Web of Science数据库，评估不同BLVR对肺气肿患者的疗效。共纳入了13项被认为合格的临床试验，包括1 993例参与者。结果提示EBV在改善FEV1、6 min步行试验和圣乔治呼吸问卷评分方面具有明显效果，并且具有更低的病死率。而Dumanli等［41］比较了分别采用单向活瓣和减容线圈治疗肺气肿的60例患者的结果，显示术后2组6 min步行试验完成率、血气分析结果并发症均无明显差异。因此现阶段尚无确切证据证明不同BLVR对肺气肿患者的疗效是否存在明显区别，在BLVR成为肺气肿患者的标准治疗之前，还需要进一步的大型研究对疗效进行评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各种BLVR均会导致肺叶结构产生变化，带来医源性并发症，荟萃分析显示各种BLVR的并发症发生率均高于普通医疗护理［40］，最常见的是慢阻肺急性加重、气胸和肺炎。因此，优化患者选择，并对呼吸介入医生进行充分培训，以规范流程，预防和处理并发症，对BLVR最终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可能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3. TLD：TLD是近年来出现的通过介入治疗慢阻肺的新技术。其原理是通过将射频导管放置在主支气管内进行激发，产生狭窄的消融带，破坏肺部的迷走副交感神经，阻断乙酰胆碱与支气管树胆碱能受体的结合，从而实现抑制气道平滑肌的收缩［42］。2014年，最早在动物（绵羊）上进行了测试［43］，2015年，有研究团队首次发表了TLD的人体试验研究结果，验证了TLD治疗中重度慢阻肺患者的安全性和可行性［44］。 TLD设备由美国Holaira公司生产。第一代射频导管只能在硬质支气管镜下放置，并且电极较短，每侧支气管内需进行8个部位的激发，才能实现完整的圆周治疗。随着研究进行，对设备进行了升级，目前第二代射频导管已经可以通过软质支气管操作孔道，而且电极更长，每侧支气管仅需进行4个部位的激发，即可实现完整的圆周治疗。近期动物实验的研究结果显示，TLD治疗引起的传出轴突去神经支配作用是持久的，术后365和640 d，消融部位远端传出轴突染色减少仍>70%，这可能是靶向肺去神经支配作用的一种机制［45］；此外，从大体和组织学角度评估，长期去肺神经支配不会改变细支气管或肺的解剖结构。目前研究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多中心、随机、完全假支气管镜检查对照的盲法试验（AIRFLOW-3，NCT03639051）［46］，拟招募400例患者（1∶1随机分组），目标人群是目前接受最佳药物治疗但仍持续出现症状和病情加重的慢阻肺患者。在为期12个月的双盲随访期之后，将设立交叉组，为假手术组的参与者提供机会接受TLD治疗，于2019年5月开始，随访时间4年，最终随访预计将于2022年8月完成。 4.支气管镜气管支气管成形术：过度动态气道塌陷（excessive dynamic airway collapse，EDAC）是由于支气管后壁的纵向弹性纤维萎缩或变少，引起支撑力减弱，进而导致气管或主支气管后壁在呼气时过度向管腔内凹陷，表现为反复咳嗽、气促、喘鸣和下呼吸道感染。以往由于临床医生对这一疾病的认识不足，且EDAC的临床表现与其他阻塞性肺病相似，临床上易被漏诊误诊。但随着临床发现一些有明确诊断的慢性气道疾病在针对性治疗后仍然不完全有效，促使临床医生开始关注中央气道的病理生理改变，进而使得EDAC得到临床的重视［47］。 支气管镜气管支气管成形术是近年来针对重度EDAC治疗的一种尝试。2017年，Castellanos等［48］尝试支气管镜下用钬激光（0.4 J，40次/s，平均功率16 W）对10例气管支气管软化症患者的膜部进行扫射，来诱导气管支气管膜部纤维化形成，术后所有病例的呼吸系统症状均有显著改善。他们认为相对于支架置入术及外科气管支气管成形术，激光气管支气管成形术是治疗膜部气管支气管软化症的一种有效的技术。2020年，de Lima等［49］在离体动物模型中比较了电烧蚀、射频消融、磷酸钛钾激光和氩等离子凝固（APC）对气管支气管树的影响，对术后气道的组织病理学变化进行观察。结果显示，这些治疗方式产生的组织学改变主要均为急性热损伤，但只有高功率的APC能在所有组织层上产生一致热损伤效应，并且不会导致穿孔，可能会有利于纤维化的形成。但此后少见类似文献报道，该技术的安全性、有创性和不可逆性可能仍是临床医生顾忌的问题。 （三）气道支架 对于大多数恶性或良性中央气道狭窄患者而言，气道支架置入治疗都可以使其症状快速缓解。在过去30年中，气道支架不断发展，但目前临床主要应用的还是两大类：硅酮支架和金属支架（包括全覆膜、半覆膜或裸支架）［50］。但由于这些支架均存在相应并发症，不能完全满足临床治疗的需要，因此新的气道支架也在不断尝试研发。一些研究通过改变支架的编织方法或结构［51, 52］，另一些则关注于改变支架的材料，比如可降解支架［53］、纳米银离子支架［54］以及药物涂层支架［55］等。3D打印技术的出现，提高了气道支架的适形性［56, 57, 58］，并且通过3D打印技术与新型材料相结合，可以实现支架的个体化加工，以期减少并发症，这也许是未来一个可能的方向。但目前这些研究多为尝试性的个案报道或基础试验研究，缺少大规模的临床研究验证。 总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呼吸介入技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肺外周病变的诊断治疗上，将会极大改变早期肺癌的治疗方式。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很多新的呼吸内镜介入诊疗技术仍处于研究阶段，其安全性仍是临床应该关注的重点，尤其对于国内呼吸介入医生而言，应当充分了解技术特点，严格把握适应证，甄别获益人群，同时严格规范操作，才能使患者真正受益。另外，新技术的不断出现也给我们带来了赶超的机遇，国内呼吸介入医师在紧跟国际前沿的同时，还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临床工作中多加思考、总结和创新，注重与相关行业新技术的融合及医工转化，实现我国呼吸介入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超越。 参考文献（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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