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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实现“普遍基本收入”是“中国道路”的正义性基础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今天，当我们在为“中国道路”辩护时，经常说：中国的崛起，完全靠的是自己的辛勤劳动。中国人没有向某些国家那样，靠掠夺别人的土地、屠杀原住民、贩奴、输出鸦片等不道德方式来积累财富。中国人有发展自己的权利，那些曾经依靠不道德手段实现原始积累的国家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 这样说，当然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说服世界各国反对“中国道路”的那些人，不仅不能说服这些国家的右翼，也不足以说服这些国家的左翼。 的确，中国人确实是通过辛勤劳动和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积累了财富，中国人并没有掠夺、剥削、压迫和欺辱他国人民。但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牺牲中国自身雇工的权利。这种对中国雇工权利的牺牲，造成中国的雇主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造成中国成为“世界雇主的乐园”，造成国际资本向中国的流动。这种局面，间接地损害了他国雇工的利益。这是今天发达国家的左翼反对“中国道路”的原因所在。 在雇佣关系中，雇工常常处于弱势。处于弱势的雇工，只能靠联合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发达国家中，雇工的合作组织很多，有时甚至是很强势。雇工通过自己的合作组织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甚至进行“集体行动”。这种局面，虽然可以较好地保护雇工的利益，但大大削弱了雇主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雇工的合作组织，雇工的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正是由于对雇工权益的损害，才使中国的姬妮系数（刻画两极分化的指标）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不仅将北欧、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也、加拿大等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不仅将西欧国家甩在后面，而且超过了美国。中国的“经济奇迹”与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雇工合作组织不无关系。2019年奥巴马夫妇参与发行的纪录片《美国工厂》为这种局面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国于2008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为处于弱势的雇工提供了有限保护的同时，也给雇主套上了绳索，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束缚。因此，遭到广泛诟病。 2019年上映的电影《爱尔兰人》在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了9项提名。这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美国雇工合作组织的感性认识。电影启发我们，发达国家的雇工合作组织和东方大国的原装资本主义，都不是人类未来的普乐好（plausible）选项。中国既不能走发达国家雇工与雇主对抗内耗、两败俱伤的道路，也不能走一些福利国家“大政府”的道路。中国需要开拓出一条雇工、雇主两利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道路。
UBI的追求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获得“实质自由”而不仅仅是“形式自由”的社会。UBI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保护人的创造性，可以避免逼迫人们去做自己并无兴趣和热情的工作，可以为创新和创业提供更安全的环境。2017年5月25日，扎克伯格在母校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讲中说：“我们应该探索像'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观念，这样，就可以让每个人在探索新事物时身上系有一条安全带。”包括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在内的多位世界富豪都曾表达了对UBI的支持。 UBI最重要的信念基础是“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土地，河流，矿藏，宜居的环境，交通设施，城镇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是社会财富，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拥有分享的权利。利用这些社会财富获得的收益中的一部分，应该分配给所有的社会成员。 UBI不是“平均主义”，更不是“反对市场”。UBI的理念是：吃饱，要找市长；吃好，要找市场。人均15平米，要找市长；15平米以上，要找市场。“黄瓜自由”，要找市长；“车厘子自由”，要找市场。 不难理解，逐步实现UBI是“中国道路”的正义性基础，是执政团队的正义性基础。只有逐步实现UBI，才能为“中国道路”做出有力的辩护，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等许多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纾困举措，使UBI这项尼克松总统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进入了更多人们的视野。新冠冲击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UBI或“社会分红”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将实现UBI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之一，UBI成为杨安泽最具特色的竞选口号。 2020年4月7日，西班牙经济大臣Nadia Calviño宣布，西班牙政府正在研究并将尽快推出新的新冠疫情纾困措施。这些措施中的一些办法带有“永久的性质，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would become a permanentfeature, even after the crisis passed）”。 2020年复活节（4月12日），Pope方济各在写给劳工运动团体的信中说：“或许，此刻是个考虑全民基本收入的时机，以承认你们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务并赋予尊严；好能确保并创造一个富有人情味又符合基督信仰的现实：每个劳工的权益都获得保障”。 2021年2月22日，由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议员朱莉·迪泽尔维奇（Julie Dzerowicz）提出的一项关于UBI的提案，在国会一读通过。据朱莉本人讲，已有多位内阁部长对她的提案表示支持。 2021年4月10日，加拿大自由党召开党大会，以491：85大比数票数通过了一项包含UBI内容的政策声明，明确将UBI作为自由党的政策取向。 事实上，今天我国已经有为数众多不同程度实现UBI的社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滕头村给全村的所有村民，从出生到离世，每人每月都发1500元，与家庭收入无关，与养老金多少无关。（参看本号第271期《滕头村：从出生到离世，每人每月都发1500元》） 这些不同程度实现UBI的村庄究竟有多少？我并不清楚。河北晋州周家庄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曾长期担任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参看本号第71期《周家庄道路：在自己家乡实现保持尊严的城镇化》） 2020年4月5日，我从长期专注于乡村建设研究的中国乡建院十八子曰曰平院长发在自己朋友圈的文字中获悉，这样的村庄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万来个”。（参看本号第372期《华西村要垮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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