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怎么写都不出奇？看完这个你就懂

清代碑学观念中有一种趋向，即认为各字体存在技法、审美的因循关系。这种思想影响到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们，篆隶、隶楷之间被认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往往篆隶不分、隶楷不分，甚至隶行、隶草之间也藕断丝一连。

吴昌硕 书

篆隶杂揉

    

曾熙在一幅扇面隶书作品中写到:'隶分近多不能辨别，覃溪翁引据极详，未能以一二语剖析之，故学者无一定准绳:…又削篆之圆而为方，化篆之曲以从直，所以便佐书即隶书也。豁（注:通由）隶而波磔之乃有八分。”而张宗祥《书学源流论》对隶书的定位是:“散篆而为隶，散隶而为章草。”

何维朴 书

民国时期像这样认为隶书与篆书在书写上有紧密联系的观点还不少，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理论中和实践界形成了共识。曾熙还曾说:“学书当学篆，次分，次真，又次行。盖以篆笔作分，则分古，以分笔作真，则真雅。”

郑孝青也认为隶书“实由大小篆以及古文变化而出，故欲知隶法者，不可不知篆法”。篆法能够让隶书质朴古雅，沈曾植说:“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

沈曾植 书

如上这类书学观念，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篆书、隶书的创作。民国时期的篆隶实践存在杂揉倾向，篆书带有很重的隶书味道，而隶书也带有很重的篆书意味，比如曾、李一系的隶书就有很浓的大篆颤笔笔意。

曾熙 书

民国时期书法家们的作品有时甚至分不清楚究竟是篆书还是隶书，这一点在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民国时期“篆隶杂

揉”的现象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创新，这种对篆隶共性的认识与运用，至今还有较大的影响力。

楷隶相参

    

民国时期隶书的发展，除了有“篆隶杂揉”的现向外，还有“楷隶相参”的现象。如前述，郑孝胥在隶书创作方面还不算新颖，但他主张“楷隶相参转出奇”，而且他还认为，“楷隶相参”本就是唐人以前之法。可以说，郑孝青在“楷隶”体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郑孝胥 书

另外，前已述及，曾熙主张“以分笔作真”，如此则“真雅”。他曾说:“鲁公初从长史，雅慕郎官，既取汉隶转折之法，尽扫羲献军垒。”

李瑞清 书

李瑞清的弟子胡小石在一幅楷书作品（书写年代不详）的落款中写到:“通以隶法，所谓以不似为似也。'而这幅作品的写法与常见的曾、李所写《瘗鹤铭》味道的楷书非常不同，具有浓郁的”二爨“气息。

胡小石 书

沈曾植也曾说:”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隶参楷式而姿生。”“楷法之妙，八分之漓也。”沈的楷书带有很重的隶书味道，燕尾多，时常偏向于“爨体”。

沈曾植 书

如果说郑孝胥“楷隶”体的一个特点是书写性强的话，那么沈曾植与曾、李一系的楷书则显得尚古而生涩，有意为之而不做作。

    

郑板桥 书

郑板桥是“楷隶相参”的先行者，他的八分书也试图杂揉各种书体。只不过整体来看，民国时期的“楷隶相参”体远比郑板桥的“八分书”要高明。民国时期很多书家写楷书都有隶意，再如杨度（一八七五一一九三一）的楷书，多以隶意行笔，所有的钩都弱化，寻求横向的排列感，苍劲雄壮。

杨度 书

隶入行草

    

此外，将八分、隶书融入行、草当中，也是民国时期书法的一个创新点。沈曾植说:“《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

沈的行草书创作正是沿着这种“杂揉隶书的路子”前行的，这是其行草书高古的缘由。再如郑诵先也“致力于将汉碑及《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的笔法融入到章草之中，形成了古朴雄浑、苍劲奇肆的书风，他的创新精神，对后人影响很大”。

郑诵先 书

曾熙曾多次提到“以真笔作行，则行劲”之类的观点，但也主张“书法宜取骨于篆，取筋于隶，取肉于分，取势于草”。他还认为“颜鲁公出，始以隶、分之用笔，参以篆、籀之结体”实际上，曾熙的行草书多以篆隶为之，所以他提到的“真笔”应理解为带有浓郁篆隶意味的《瘗鹤铭》体式，篆隶气息是曾熙行草高度个性化的重要因素。

唐浩镇 书

李瑞清行书中也常以隶书笔意融入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对联“奇云扶堕石，秋月冷边关”具有很重的《石门颂》遗韵。

    

李瑞清 书

草书是民国时期成就最突出的一种书体。许多书家如于右任、王世镗、徐悲鸿、谢无量、丰子恺、魏建功等，都擅长把隶意融入行草书中。

作者：向净卿节选自《中国书法》

原题为：《从“尚古泥古”到“通古为变”——近现代隶书及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