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解析1

实体解析1

判断语句可以用“S是P”来表示其句型结构，比如“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主词S和谓词P都可以变化，唯有系词“是”不变。在印欧语系中，这个系动词“是”是没有具体含义的，只是一个语法上的联结词。巴门尼德敏锐地感觉到，系动词“是”不只是一个语法上的连结词，更是“思”的纯粹活动。譬如给定一个S，用“是”把诸多的感性特征P1、P2直至Pn和S联结起来。这里诸多感性特征并不能够自动地加诸到S身上，而是通过一种“思”的活动，才把这些感性特征和主词S联结到一起。这个“思”的活动，正是隐含在那个不变的“是”当中。于是，“是”就成了验证人们客观的纯粹思维活动的引子，巴门尼德把目光投入到对“是”的意义的追寻上来。人们用语言把主词和主词的一些感性特征连结到一起，其背后一定隐含着一种思维的普遍规律。

在印欧语系中，系动词“是”不是一个实义动词，而是一个表示不同概念之间某种联结关系时具有抽象的普遍意义的系动词，因而“是”是无法追寻它的具体含义的。巴门尼德把无法追寻具体意义的 “是” 换成了它的名词化的不定式和动名词，于是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追问这个“是”的动名词的含义。直接把“是”的动名词being翻译成中文，最恰当的翻译是“是者”。存在作为动词，如“双方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存在作为名词，如“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由于中文和印欧语言的差异，使用中文的人，虽然容易理解“存在”的意义，却无法想象“是者”对应中文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哲学中的“存在”与“是者”是完全对应关系。巴门尼德把“是”从判断的语句里单独拎出来，是看中了隐藏在“是”背后的人类普遍的客观的思维活动，而翻译过来的纯粹的中文“存在”并不能囊括“是”的全部内涵。

根据巴门尼德时代关于“存在”的定义，是无法举出一个例子来说“非存在者”的，“非存在者”是指不能将存在这一术语加诸其上的东西，如“懂得数学是善的”这样的语句。例如：某一粒沙漠深处的沙子，但没有人能够去把它单独挑出来并用语言描述它，也不可能有两个及以上的人共同思及它，从而对它的思，就不可能是多数人可以共同思及，也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粒沙子就是非存在者。柏拉图的理念论里把“非存在”理解为无名无状、原始混沌的质料，理念一旦加诸其上，才成为可被思维、可被言说的感性具体事物。巴门尼德指出：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途径；另一条是者不是而不是的东西必定是，此路不通。第一条路相当于后来建立的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第二条路相当于矛盾律。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存在之于存在物，不是“生成性”的本原，而是“本质性”的根据。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认识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中才能获得真理。

一百多年以后，巴门尼德所开创的探寻“存在”之路，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了下来，并得到了全方位发挥，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的中心话题两千多年。柏拉图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的主词S1、S2直至Sn和同一个谓词P联结，如“衣服是美的”，“人是美的”，于是就确定有“美”这个形式存在，形式就是多种具体事物所呈现的共性，是能够应用于多种事物的共名。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的谓词P1、P2直至Pn和主词S联结，如“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是哲学家”，重要的是主词，其它的谓项都是作为属性归属于主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早期、中期、晚期，分别指出“实体即主体”、“是其所是即形式是第一实体”、“不动的动者即神是第一实体”，由此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由于理性、科学越来越深入到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的哲学思考才从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人们对“实体”的探究只限于纯粹的语言里，可以说又回到了巴门尼德那个不太考虑宗教的时代。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以理念和形式为核心建立起来。理念和形式是同义语，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生成的世界和存在的世界，人们在生成世界里得到的是“意见”或“信念”。柏拉图为了解释存在世界与生成世界的关联，提出了“分离”、“分有”、“摹仿”三个概念。柏拉图把形式“分离”于具体事物，具体事物“分有”形式，现实中的具体事物只是形式世界的摹本，其真实性低于形式。如何把握存在世界和生成世界的关联？柏拉图用“分有”来解释，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有”这个词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措辞和一个诗意的隐喻”。亚里士多德说，形式的永恒不变对于理解具体事物是如何变化的毫无用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能与具体事物分离，也拒斥柏拉图把灵魂与身体分离的观点，主张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实在。亚里士多德承认哲学的目标是研究存在，然而，存在是不可以定义的，我们不可能认识存在“是什么”，只能认识存在“怎么样”存在。

亚里士多德将他的哲学任务确定为，研究“存在”的本然存在方式上，他称之为“范畴”。所谓范畴，就是对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说明”。“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他选取了十个特性构成了他的范畴表：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态、动作、所有、承受。除开实体之外的九个范畴，都被视作事物的偶性，除开这些偶性，仿佛还有一个事物本身存在着，就是“这一个”，它作为事物自身并不受到这些偶性变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说，实体既不陈述一个主体，也不在一个主体中，它就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主体，它不依附于任何其它的存在，相反其它存在却依附于它，是对它的表述或者表现，它构成了其它存在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实体其词义为躺在下面的支撑者，当它被翻译成中文时，已经是十九世纪末，不仅是参照“站在下面的支撑者”的词义来寻找对应的中文词，而是把希腊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对这个词的诠释都考虑进来，最终取了字面含义为“能够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反映事物主体并且能够不依赖其它东西仅靠自己就能存在的根本性的东西”。“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足以指示实体之所在，却不足以揭示实体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经过再次思考，逐渐不满意自己的回答，因为一个离开了各种偶性表现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它不是自明的。例如针对苏格拉底，我们要问，究竟什么是脱离了一切外在表现的苏格拉底这个人本身呢？按照个体事物就是实体，苏格拉底应该是一个能够自明的观念而且还是一个具体对象。亚里士多德回顾以往哲学对自然的探索，总结出认识事物的“四种原因”。这里的原因并非当今在因果关系中的那个原因，而是指一切事物存在和生成的全部根据。四种原因，分别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因：“是其所出的东西”，事物由之生成并继续存留其中的东西，像青铜雕像的青铜，银质酒杯的白银。质料作为“载体”在事物的存在和生成中起着基础作用；形式因：“是其所是的东西”，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本质，雕像之为雕像，不在青铜而在雕像的本质；动力因：“动与变的本源”，让事物得以开始运动和变化的那个初始东西。动力因后来被阿奎那经过无限倒推，得出“第一动力因，大家称之为上帝”；目的因，“所为了的东西”，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生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总是有所为。

亚里士多德说，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所是的和所为的那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运动的本质又和这两者同类。事物所是是“形式”，事物所为亦是形式。形式是“是其所是”，只有获得了形式才算达到了目的。使事物运动的真正动力还是形式，于是三个因可以合而为一“形式因”。这样，质料和形式构成了个体事物的内在结构。同一事物中，质料和形式彼此对立，不能转化。而不同事物中，质料和形式是相对的，有时可以转化。如砖瓦对于房屋它是质料，对于泥土它是形式。高一层次的是形式，低一层次的则是质料。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倾向于将质料设为实体，而在《形而上学》中确定形式才是实体。我们重申一下亚里士多德论证的特征，在他的理论建构中，他不能承受无限倒推下去而没有终点的方法，倒推是可以的但一定要停留在一个第一因素上。他在《范畴篇》中把个体事物当作绝对主体，从而把个体事物当作实体，他不满意的只是把个体事物当作绝对主体。

他《物理学》中提出，可以担当绝对主体的终极质料，一定是经过多个层次分解后得到的最终的东西。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要为这一层又一层的分解找到一个可以停止的终点，就必须超出这一无限后退的循环，设定一个最终的原始质料来作为一切事物的终极载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物质”。这样的结论，至少看起来比“实体就是主体”更容易让人接受。然而到了《形而上学》，他对“原始质料就是实体”的结论又不满意了。原始质料这一概念只不过是根据推理的需要设定出来的最终主体，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无规定性”，从而原始质料就是“无”，它不能赋予世界以任何明确的规定性。所以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质料是实体，但这是不可能的”。

形式作为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它将事物予以明确的规定，事物的各种偶性是依附于形式的，是对形式的陈述却不是对质料的陈述。在对事物归类中，种比属更具体，属比种更普遍。例如“人”是种，“动物”是属，“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他对人的定义。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将普遍性认作事物的实体，那么就需要和追寻终极质料一样用无限倒推的方式追寻到“存在”和“一”这两个“大而无当”的谓词，导致对事物无所规定。因而结论是只有关于具体事物的种的规定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而这不是别的，就是“是其所是”。如果认为只有普遍的属才是实体，那么经过层层推进之后，最普遍的属必定是“存在” 和 “一” 这两个最普遍的谓词，才有资格充当实体，一切都是“存在”，一切都是“一”。这样一来，我们将对各种具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说明。

从常识角度来看，真正实在的并不是抽象的形式规定性，而是具体的个体事物。经过一番仔细探索，“是其所是”和“个体事物”不可能是分离关系。如果是分离的关系，就会像理念论一样造成理念和具体事物分离；一旦它们成为分离的关系，也会使个体事物最终成为不可认识的，因为分离关系表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也就取消了“是其所是”对个体事物之本质的定义关系，从而个体事物永远也得不到界定。鉴于此，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是其所是” 必然与个体事物同一，它就是个体事物之自身。例如，黄鹤楼几经损毁又几经重建，我们今天依然称那座位于武昌的楼为黄鹤楼，表示黄鹤楼的实体依然被新楼承载了下来。因为每一次重建都继承了原楼的地址、形状、功能，至于建楼的材质却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