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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窖藏元青花蕴含的文化因素 尽管这些精美的窖藏元青花瓷器造型不同、规格各异、纹饰迴然,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分别发现汉民族,蒙古草原民族和西亚伊斯兰民族之间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历史印记。上述元青花的装饰工艺和造型手法带有鲜明的宋代磁州窑的技术工艺痕迹;简约疏朗的汉文化表现手法和繁缛满密的伊斯兰文化艺术特征表现了多元文化丰富的内涵;而用于装饰元青花的“苏麻离青”钴料则来自西亚地区。科学检测证明元青花所使用的青花料氧化锰/氧化钴比都在0.1左右,三氧化二铁/氧化钴比都在2-3,集中在一个成分区域,其中还测得砷,与目前为止所分析的任何一种国产钻土矿成分都不一致,而属于含铁高、含锰很低的青花色料。元青花艺术是多种文化交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在窖藏元青花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因素。 1.佛教文化因素 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即位后,奉八思巴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八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嶽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刺失思等喇嘛。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应对称旨,屡承顾问。” 元代佛教艺术的特色,特别是由于八思巴等弘传西藏地区流行的佛法,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景德镇瓷器上的佛教纹饰“八大码”“十字杵”等是元代人吸取藏传佛教图案之后的产物。在出土的窖藏元青花上,我们也能见到佛教文化的因素:四川三台出土的元青花瓶应为寺庙的供器,其中一只青花瓶中还留有清水,是被僧侣从神龛上拿下来的,还未来得及把水倒出就窖藏起来了;江苏金坛元青花云龙罐的出土地点湖溪村在元代为镇,元世祖至元间在此建造湖溪庵,为金坛名胜之一,这个青花罐很有可能就是该寺庙的窖藏。 2.蒙元文化因素 元朝建立后,在宫廷制度、礼仪、语言、祭祀、丧葬和宴饮方面仍然保留蒙古旧制,蒙元文化的因素在很多手工艺品上有所体现,元青花的烧制就是蒙元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产物。元代尚白,“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同时蓝色的地位也很突出。由于蒙古人早期信仰萨满教而敬天,因敬天而重天色,因重天色而尚青,即尚蓝。蒙元时期的宫殿,每毎用蓝色琉璃覆盖,“瓦滑琉璃,与天一色”。蒙古军队对中亚和欧洲广阔地域的占领,制造元青花的工艺和钴料被带到景德镇。至元十五年(1278)“浮梁瓷局”成立,专门为官方生产具有浓郁的蒙元风格的御用瓷器,这也在出土的窖藏青花瓷器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1)窖藏元青花瓷器纹饰所表现的蒙元文化因素 上述窖藏元青花瓷器上的纹饰大量使用了刺绣图案,其中莲池鸳鸯、牡丹纹、龙纹、凤纹、麒麟纹、兔纹、“寿”字、“福”字、灵芝、云肩、连珠纹都来源于元代贵族们使用的织绣花纹。 蒙古游牧民族重视金玉、珠宝和织物等明丽炫目的工艺品,其中最有名的是“纳石失”。所谓“纳石失”,按元朝人的翻译,是“金锦”,即“织金锦”,是一种以金线织花的丝绸,它以其图案华丽、色彩灿烂、装饰性强而受到蒙古君王的喜爱。在元代盛大的质孙宴上,上至君王、百官,下至乐工、仪卫都穿用纳石失所裁的质孙服,呈现“千官一色真珠袄,宝带攒装稳称腰”的盛况。在这种崇尚华丽图案的风尚下,刺绣服饰成为元代统治阶级身份和品位的标志。不同品位的贵族均有不同颜色、质地、纹饰的官服,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除有规定的绣花服装外,其幕仗需要绣花纱罗,其车舆也需绣带装饰。 《元史·顺帝二》记:至元二年(1336)夏四月丁亥诏谓: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颁布了帝王的专属图案。这道禁令中的所有刺绣图案都见于窖藏元青花;内蒙古集宁市土城子村发现的元集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有关的窖藏里出土的绣花夹衫,刺绣图案中就有白鹭、角鹿、飞凤、双鲤、灵芝、百合、牵牛、竹叶等纹饰,其中鸳鸯、飞凤等图案也见于窖藏元青花瓷器。 莲池鸳鸯纹是元青花碗、盘上的常见纹饰。在窖藏元青花瓷器中,内蒙古林西出土有青花鸳鸯纹盘2件,其内底所饰即为莲池鸳鸯纹。莲池鸳鸯纹饰常见于元代织绣,元代徐再思散曲《梧叶儿·思春》和元代王逢《梧溪集》卷三“题红女二图”中有“被面绣鸳鸯”和“美人梭度金鸳鸯”句,说明莲池鸳鸯纹饰见于当年妇人的被面和当年的织锦。内蒙古集宁市土城子村发现的元集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有关的窖藏里出土的绣花夹衫上共绣岀大小图案99组,最大的两组在双肩,是配以双鹤的“莲池鸳鸯”纹饰,可见元青花的莲池鸳鸯纹即来源于元代刺绣。 窖藏元青花瓷器上的云肩图案一般画在瓶罐的肩部,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和青花海水龙纹八棱带盖梅瓶、江西九江高安窖藏出土缠枝牡丹如意云肩纹梅瓶均肩饰如意云纹。元青花的云肩纹应来源于服饰的“衬甲”或“云肩”。《元史·舆服一·仪卫服色》:“衬甲,制如云肩,青锦质,缘以白锦,……云肩,制如四垂云,青缘,黄罗五色,嵌金为之。” 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在腹部饰双钩菱花形串珠开光,内镂雕四季园景。元青花中的这种缀珠纹应来源于速不都纳石失以及珠袄(贵族们在大典上或大宴中所服的用小珍珠缀成花纹的礼服)等,是对礼服上珠绣花的模仿。 透过元代刺绣对元青花的影响看,元代贵族丝织品上盛极一时的花纹,对元青花装饰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元青花瓷器呈现了浓郁的蒙元风格。 (2)窖藏元青花瓷器造型上所表现的蒙元文化因素 蒙古草原的饮食习惯所带来的元青花特殊器形有多穆壶、扁壶、高足碗(杯)、匜和台盏等,元青花窖藏里出土了不少高足碗(杯)、盏托和青花扁壶。这些器形在元代大量烧造,与蒙古族的饮食习惯有关,它适用于蒙人善骑喜饮的习俗。 元青花台盏应来源于蒙古族的银器,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一九记载庶……,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盂镟,余并禁止。”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习惯于在迁徙中生活,四系扁壶可穿绳系带,便于携带,北京元大都遗址窖藏出土的青花凤纹扁壶应是从四系扁壶发展而来的。 匜是中国先秦礼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礼,《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匝沃盥”的记载。匜流行于西周晩期和春秋时期,这种器形在宋金均不多见,陕西蒲城洞耳村至元六年(1269)墓的壁画《堂中对坐图》中,厅堂左后方的桌上,摆着玉壶春瓶,匜、承盘和双盏等成套酒具,说明到元代时,已经从最初的盥洗用具演变为饮酒用具。 3.汉文化因素 元朝建立以后,其文化政策在主题上是以轻视中原汉文明为中心的。但随着其一统中原,进入汉地文化圈时,周围发达的汉家文明也迫使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兼行儒学、推行汉制”的政策,因此在一定社会层面出现“牧童”读书的凤气,书院多达400余所,州县学校数量达到24400余所。在宽松务实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各民族的文化交融进入高潮,契丹、女真、党项等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汉家文明,比如元朝官员、平民、皇帝,均不乏诗词作者。而元文宗则是元朝汉文化修养最深的皇帝,精于书画和诗词,还建立奎章阁以赏鉴书画,并选用柯九思、虞集等江南名士编纂《经世大典》,起到了传播汉文化的作用。 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和色目贵族开始了汉化的过程。到元朝文宗皇帝在位时(1328-1331),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进一步汉化,他们对收藏汉地瓷器产生了浓厚兴趣。据史料记载,别儿怯不花任宣徽使时,京城的蒙古和色目贵族争相收藏宫廷御酒瓷瓶,他不得不上奏皇帝,建议改用银瓶裝御酒。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以汉文化为主导、融合了蒙元等其他文化因素的元青花瓷器便应运而生。 窖藏元青花瓷器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汉文化的特征。 (1)窖藏元青花瓷器在纹饰上所表现出来的汉文化特征 窖藏元青花瓷器上的松竹梅、松竹、梅月、四季园景、梅花、螃蟹、青鱼、鲢鱼等纹饰都来源于元代书法和绘画。松竹梅纹饰也称“岁寒三友”,一方面取其玉洁冰清、傲立霜雪的高尚品格,一方面也将其视作常青不老、旺盛生命力的象征,是汉族文人常颂扬的题材;折枝花卉、缠枝莲、缠枝菊、卷草纹、海棠花(朵花)、牡丹、荷花等纹饰在宋代的磁州窑和吉州窑彩绘瓷器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影子;而菊花(朵花)、草叶梅花(朵花)、一束莲、西番莲、石榴、双狮戏球、山栀子(射干)、蕉叶纹、折枝草叶、杂宝、钱纹、回纹、火焰纹、火焰宝珠纹则来源于景德镇南宋至元初瓷器上的刻印花纹饰。 (2)窖藏元青花瓷器在造型上表现出的文人趣味和复古风气 杭州出土的窖藏元青花笔架水盂是典型的文房用品,是汉文化的典型器形。终元一朝,在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仁宗、英宗、文宗和顺帝等人的统治时期,汉文化得到多方面提倡,统治阶级对汉文化的爱好也影响到元朝的贵族和普通百姓。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忽必烈重臣布鲁海牙在大都南城营建廉园,园中不仅有水竹花石之盛,其牡丹品类之丰富更是驰名京城,廉氏家族在园中举行的雅集是京城一时盛事,所邀名士有赵孟頫、庐贽(名作家)等人,这让人想起北宋末年苏轼等人举办的“西园雅集”。 在自古以来经济文化就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元灭宋以后基本保持了江南地区原有的经济基础,江南文人在富豪之士的赞助下,隐逸之风盛行,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杨维桢(1296-1370),元画四家黄公望(1269-1354)、吴镇(1280-1354)、王蒙(1308-1385)和倪瓒(1301-1374)等,文人画便是在江南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中日趋成熟的。 元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特别是大都,经济文化中心在江南地区。于是南人求官者北上大都,而追求物质利益和生活舒适的北人则往往定居江南。萨都剌曾说:“南人求利赴北都,北 人循利多南迁。”作为元代江南的商业重镇杭州,以其规模宏伟、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吸引了不少从北方来的文士。著名的戏剧家关汉卿,在元灭宋后不久,便自大都来到杭州;著名书法家鲜于枢也自北方南迁,最后定居杭州,他的墓葬中就出土有端砚这类文房用品。杭州出土的这件窖藏元青花笔架水孟便是江南地区汉文化的集中体现。 此外,表现出文人趣味和复古风气的是元青花瓷器器形对宋代的模仿。河北定兴元青花窖藏出土的青花梅月纹高足杯,其造型是在宋代斗笠碗的基础上,拉长了足的高度,其 上所绘梅月纹饰,简洁淡雅,有宋人梅花的遗风。 (3)窖藏元青花瓷器上的文字所反映的汉文化特征 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带盖梅瓶,盖内分别有墨“礼”“乐”“书”“数”“射”“御”六字,这六个字指的是“六艺”,即礼(道德合乎礼仪规范)、乐(举行各种仪式时的音乐舞蹈)、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计算)。西周的学校实行“六艺”教育,其中礼、乐是核心,书、数是基础,射、御等技艺也很受重视,其成绩可作为奖励的依据。在六件梅瓶的盖内和器底都书写有这六个字,是为了防止将器盖和器身弄混。书写这六个字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瓷器运到高安前,为了防止弄混而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是在将瓷器窖藏之前书写的,书写者可能是工匠,也可能是窖藏主人。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汉族文化的因素对元代人的深刻影响。 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高足杯,器底书“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入仕而产生的消极心理,是典型的汉族文化因素的体现。 4.伊斯兰文化 元青花瓷是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的结晶,元青花在纹饰及造型上,有多种伊斯兰文化因素。蒙古族早期儿无手工业可言,对中亚、西亚的征服使他们不仅拥有了精美的工艺品,同时拥有了优秀的手工艺匠人,因此他们的审美情感常常与中亚、西亚文明联系起来。蒙古统治集团对伊斯兰文明很倾倒,不仅大批任用回族,还设立了许多伊斯兰文化机构,如回回国子监、回回司天监等。在对中亚及西亚的掳掠中,大批西域珍品源源流入,西域产品及其装饰风格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元代织物的图案常常仿中亚及西亚,仿得像,还有褒奖。至元二十四年,弘州匠官献上了“制如西锦”的犬兔毛织物,忽必烈就“授匠官知弘州”,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窖藏元青花瓷器上也呈现出种种伊斯兰风格。 (1)窖藏元青花瓷器在造型上的伊斯兰风格些元青花瓷器造型受到伊斯兰金属器的影响。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6件青花瓷器中有4件采用八方形,包括八方梅瓶一对、八方玉壶春瓶和八方执壶各一件,这种八方形是模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与大英博物馆藏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八方鎏银铜执壶造型相似。 元青花中一些纹饰繁复、体型较大的产品是浮梁磁局的贡品,还有一些是景德镇烧造的商品瓷,卖给国内外的穆斯林和其他仰慕伊斯兰文明的富人。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6件青花瓷器中,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的高度有42.3厘米;青花海水龙纹带盖八棱瓶的高度有51.5厘米;青花双狮纹玉壶春瓶纹饰多达九层。高安窖藏的元青花瓷器,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最大腹径32.6厘米,全器纹饰达十二层;6件青花梅瓶的高度在48到48.7厘米之间。这两批窖藏青花瓷器应属浮梁磁局的贡品。此外,江苏金坛窖藏岀土青花龙纹罐,腹径为35.5厘米,罐内遗物包括一件刻有阿拉伯回历纪年的银盘,因而窖藏主人应与伊斯兰世界有关联,而当时的确有回回在金坛定居。 (2)窖藏元青花瓷器纹饰的伊斯兰风格 “开光”这一典型的元青花辅助纹饰,是对清真寺拱门形象的模仿,河北保定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在双钩菱花形串珠开光内镂雕四季园景即是例证。 元青花的图案布局繁缛细密,常以层层裝饰带环绕器身,河北保定窖藏出土青花双狮纹玉壶春瓶和江西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上面的纹饰都达九层,有的纹饰甚至多于九层,这种风格与伊斯兰金属器皿风格相同,同时也是受到伊斯兰建筑上的细密构图影响的结果。但是伊斯兰风格的纹饰往往是作为辅助纹饰绘画在元青花上的,主题纹饰往往是汉族文化的内容,河北保定窖藏出土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饰有很多辅助纹饰,但最主要的开光内是汉文化的四季园景图。 总之,元青花的纹饰是以汉族文化为主导,融合了佛教文化、蒙元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多种文化的结合体,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元青花的诞生,使釉下青花彩绘这一装饰手法成为中国陶瓷生产的主流,而元代对外扩张和贸易使青花瓷器走向世界,元青花窖藏瓷器的出土充分证明了这点。 (二)窖藏元青花所反映的元代经济情况 元青花窖藏主要分布于元代的政治中心北京、河北等地,蒙古族的兴起地和北元的所在地内蒙古地区,东南地区经济发达省份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以及元青花的生产地江西地区,这反映了元代经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 元代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至于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辖 元朝建立以后,采取了很多措施恢复和发展经济。在农业上,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轻视的态度,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一是下令保护农田,颁布《农桑辑要》,颁发各地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其二是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在创立正式的大司农司之前,忽必烈在他即位当年(1260)就令全国各地的宣抚使挑选精通农业的人充任劝农官,1261年创建第一个监督农业的管理部门—劝农司,1270年由司农司取而代之。司农司的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虽北方战乱频繁,但南方相对稳定,为江南经济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增加了大量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据《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侨寓人户有3800余户,包括蒙古、维吾尔、回人、契丹、女真和汉人(北方汉人),他们拥有250多名驱口。南方统治者为发展实力,重视发展经济,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新的农作物在江南得以引种,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元代江南农业在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的圩田及沙涂田等常能获取高于一般田地十倍的收益。仅平江路圩田“共计八千八百二十九围”。江南农业13-14世纪仍在持续发展,缓慢增长中。江浙继续充任全国主要粮仓和财赋地区。元末杭州丝织业等还出现了少量的自由雇佣劳动。元朝大规模的漕粮海运,大规模的海外征伐,均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海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 对南方经济而言,北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除元大都等政治中心外,其他北方地区的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金元之际连年的战争使北方农村遭到了严重破坏,据元朝建国后1291年的统计,北方诸郡民户共有一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户,比金泰和时显著减少。元军大肆杀戮的结果,陕西行省“关中八州十三县,户不满万”。1232年蒙古军队攻陷河南府,“无老幼悉命诛之”,并强使移民北徙,汴京城“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元朝建立以后,虽然对以上地区以及黑龙江、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偏远地区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但与江南相比,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这些地区没有发现元青花窖藏。 在宋元战争中遭受较大创伤的四川,毕竟是旧时全国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元灭南宋王朝后,非常重视对四川经济的开发。至元二年,“命四川行院分兵囤田”,國这个诏令促成了四川电田区的迅速发展,到元中后期屯田区已遍及四川各地。由于元政府的努力经营,特别是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安山渠(会通渠)开通后,四川土贡、粮运可达京师,四川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而在四川也发现了元青花瓷器窖藏。 (三)元青花窖藏主人的身份和窖藏产生的历史背景 窖藏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一般是人们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把自己珍惜的物品进行权宜性的保存。元青花窖藏的年代大都在元代中晚期,特别是元代末年,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 1.窖藏主人身份 根据出土窖藏情况,这些元青花窖藏的主人大致可分为四类: (1)元朝的达官贵族 上述元青花窖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保定窖藏和江西高安窖藏。 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林梅村老师的考证,河北保定窖藏元青花瓷器属于元朝重臣张珪家族。金灭元兴之际,保定豪绅张柔投降成吉思汗,南征大将木华梨,成为独据一方的汉军首领之一,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派张柔及其子张弘略率20万人建中都,他们为建立元大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咪珪为张弘略之子,四为元中期宫内重臣,但在一次被皇太后廷杖后一病不起,因而携家眷返回老家河北保定。在“天历之变”中,保定张氏家族因支持敌对势力(天顺帝阿速吉巴)一方,被元文宗满门抄斩。这些元青花瓷器就是在张氏家族被满门抄斩之前,匆匆埋下的。 江西高安元青花窖藏的主人可能是元代中晚期在高安城区上泉伍家村居住的伍兴辅与伍良臣父子。伍兴辅官至元朝驸马都尉,为皇室近侍,且从事商业,获利甚多。伍良臣于元晚期为官,崇尚《周礼》《礼记》等儒学经典,父子二人因政治上的权势地位,能自由出入皇室,有条件接触和使用皇宫器物。伍兴辅父子在元朝行将灭亡前将这批瓷器经水路运回高安,在高安频繁的战事中将其窖藏起来是完全可能的。 (2)元朝的穆斯林 蒙古统治集团对伊斯兰文明很仰慕,不仅任用大批回族人,还设立了许多伊斯兰文化机构,如回回国子监、回回司天监等。此外,江苏金坛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罐,腹径为35.5厘米,罐内遗物包括一件刻有阿拉伯回历纪年的银盘,因而窖藏主人应与在当地定居的穆斯林有关。 (3)元朝的士大夫 元朝建立以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汉家文明,采取了“兼行儒学、推崇汉制的政策,所以元朝出现了有较高汉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阶层。江苏丹徒的青花松竹纹高足杯、河北定兴的青花梅月纹高足杯、浙江杭州的青花笔架的主人应该都是当时的土大夫。 (4)元朝的平民 元朝景德镇瓷局工匠在“无命则止”的情况下,生产了一些商品,故制作较为粗率,数量较多,这类商品多为平民所使用。江苏丹徒窖藏的梅月、松竹纹高足杯就是这类商品。 2.元青花窖藏的历史背景 元代末年,蒙古统治集团分裂,朝廷内部夺权斗争异常惨烈,元帝国摇摇欲坠:而连续出现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崩溃加上等级制度,更成为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于是,元朝的灭亡便不可避免。1351年,刘福通领导农民在颖州暴动,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在十几年的反抗斗争中,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367年,朱元璋发布讨元文告,派将军徐达率兵向北进取中原,次年攻占元大都,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往蒙古草原。 很多元青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窖藏起来的,其中江西高安窖藏尤为突出。元末高安(元时称瑞州)发生过5起较大的农民起义军攻夺高安事件,延续时间长达11年。在农民军到来之际,当地的官僚、豪绅有可能将不易携带的珍贵瓷器放入窖藏保护。 内蒙古林西、赤峰和集宁路遗址的元青花窖藏也与元代的灭亡有关。据《新元史·惠宗本纪四》记载,1370年明军攻克应昌,元顺帝妥欢帖睦儿撤出元大都,北走应昌,1370年病故于此,顺帝子爱猷识里达腊在此继位,改元宣光,史称北元,应昌路成为北元皇都。集宁路则是元朝商贸交易的中心城市,与应昌路一样隶属中书省。1357年,红巾军北伐的中路军由破头潘、关先生带领进入山西,第二年由大同路攻打集宁路,再由集宁路攻入兴和路,直至应昌路和元上都。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明军再次攻打集宁路。这些地区的元青花窖藏应该是在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埋下的。 2021年12月31日 李鉴宸 李鉴宸国内事业部助理 上官浩 微信 18801960472 下面给大家欣赏下官方馆藏元青花，平常看不到的，自然光下拍摄，注意观察各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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