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陈江丨孤岛时期张尔田文集的刊刻始末

【摘要】张尔田是近代宿儒和诗词名家，其晚年文集的刊刻，由于时处抗战而颇费周折。通过对操办人之一吴丕绩相关书信的考释，可以大致还原众人谋刻张氏文集的艰难经过，对于了解张氏文字的保存流传内幕、动乱时代旧派文人的师生情谊均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张尔田；吴丕绩；《遁堪文集》；书信

【作者】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年第4期。

1917年12月下旬，内藤湖南在访华期间专程拜见了清史馆诸人，其中包括张尔田在内，内藤称之为“当世硕学之人”。到了2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故比照英、美等国先例，将庚子赔款的部分退还给中国，其中的一小部分则明确希望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为此，于1923年成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其中狩野直喜的作用尤为重要。在同时期狩野写给弟子小岛祐马的书信中，保存了其初定按照学术专业招聘中国学人参与其事的名单，这份名单显示了当时以狩野为代表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学界的评价视角，尤其对于不少“老辈”学者甚为推崇。在狩野所划定的学术分科及其拟定的人选之中，就有张尔田，其分科隶属于金石学(附目录学)，该科人选还有罗振玉、傅增湘和孙德谦与之同列，均是偏于旧派的人物。不过张尔田后来对于此事，明确表示拒绝，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辛亥鼎革后改名，字孟劬，晚号遁堪居士，浙江钱塘人。张氏是近代宿儒，也是诗词名家，其治学宏通博雅，为时人所推重。作为遗民，民初隐居上海，与王国维、孙德谦友善，均与沈曾植亲近，沈诗有“三客一时隽吴会”之句，故三人并称，时有“海上三君”之号(三人也同在上述日人所定名单之中)。张尔田的学问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且功力颇深，以今天的眼光来分，重要的至少包含史论(《史微》)、清史(参与《清史稿》的编纂，著有《清列朝后妃传稿》等)、西北史地(整理补充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诗学(《玉谿生年谱会笺》)和词学，还有如佛学、诸子学等领域。到了晚年，在一代词宗朱祖谋去世之后，更是被词坛奉为首领。1942年，吴庠便当面对夏承焘讲“(孟劬)为当今师友间第一人”，同时又将其与南方的陈洵并称，认为“南绡北劬，觅第三人不得”。而正是在后辈看来与之并称的陈洵，在前一年致信张尔田时也早已奉其为宗主，信中称：“彊老徂逝，群言淆乱，无所折中，吾惧词学之衰也，非执事谁与正之。”正是在这样的盛誉之下，又由于张氏时已年老体衰，加之时局艰险、前途茫茫，因此友朋门生(多为词坛人物)亟欲为其编印一部文集。本文试图通过对操办人之一的吴丕绩所收七封书信(六封作者为张尔田、一封为吴庠)的考释，尽量还原在抗战期间的孤岛上海，吴氏等人谋划并刊刻张尔田文集的经过，及其未能成功的遗憾。

文集刊刻的启动

近年来，学界对于张尔田的著作已做了不少的整理工作，如孙文阁、张笑川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尔田、柳诒徵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黄曙辉等编纂影印的《张尔田著作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段晓华等整理点校的《张尔田集辑校》(黄山书社2018年版)等。而关于张尔田的著作情况，张氏本人及逝后不久友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中均早已有所提及，可以看出其著作的刊刻、存佚情况。

早在1908年，当时名字尚为“采田”的张氏在致信《国粹学报》时报告了自己的著作，成果已十分丰硕：“《史微》内篇四卷、外篇四卷，《诸子学记》十卷，《姚江学案类钞》六卷、附录一卷，《玉谿生诗补笺》三卷、《年谱补证》一卷，《樊南文合编》二十卷，《唐文脍炙集》二卷，《荆公新法本末考》四卷，《许国公奏议笺略》四卷，《大晟杂俎》一卷，《全唐词》二卷，《河岳英灵集评》二卷，《孱守斋日记》二卷，《白喉证治通考》一卷，《古文丛谭》一卷，《新学商兑》一卷，《莼梦词》一卷、《寄沤词》一卷，《文史通义内篇笺正》五卷。”由这份名为《钝盦生平所著书总目》的书单，已经可以看出三十多岁时张尔田的治学范围和成就，如《史微》一书已初具规模，对于李商隐的研究已经起步等，另外已经有词作两卷，均是张氏后来治学的兴趣所在和基本阵地。不过这些张尔田自己提到的著作，此后有的陆续刊刻出版，有的则鲜再提及。主要存世专著的刊刻情况，如1908年，《史微》内篇四卷首先在上海刊行，到1912年由乃弟张东荪将之析为八卷，再次刊行，由此东传，颇受日本学界推崇。据其学生王钟翰称，该书“日本西京帝国大学且采为必读之书”。1917年秋，刘承幹又为张尔田刊刻《玉谿生年谱会笺》，收于《求恕斋丛书》，是一部研究李商隐生平和作品的重要参考书。另外，由于张尔田参与了《清史稿》的纂修工作，除《乐志》八卷、《刑法志》中之一卷、列传中之《图海李之芳传》一卷被采用外，其原本负责的《后妃传》八卷未被采用，因此到1929年，便以《清列朝后妃传稿》之名排印刊刻。而其他作品虽较多为极重要的学术成果，但篇幅较小，有些也刻有单行本，如《白喉证治通考》《新学商兑》等。大多则刊载于民国期刊之上，散见各处，重要的如《孱守斋日记》《清史稿纂修之经过》等。不过由于张氏平生不喜留稿，因此这些散处的文章到了晚年亟待整理结集。

目前可知，张尔田有文集两卷存世，名曰《遁堪文集》，是在张氏去世后的1948年，也是由张东荪为其刊刻。另外之后还有张芝联油印《遁堪文集附录》一卷。据张东荪在《遁堪文集》跋语中称：“此先兄孟劬之遗稿也。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入占平津，余与先兄困居燕京大学，其门人王钟翰惧先兄著述或因世变而致散佚，乃从事纂辑，得成斯篇，后经先兄亲自审定，略有删取，成为定稿。”而齐思和在该集出版后，便写了一篇极短的文字作为书评加以介绍，其中也称：“民国二十六年，其门人王钟翰君为之辑录，得百余篇，先生复尽汰去其应酬之作，所留不及半，定著为二卷。”可见在抗战爆发的不利局势下，张氏文集的刊刻很早就开始筹备整理，由王钟翰为其整理辑录，再经张氏本人删定。

而笔者注意到有关张尔田文集刊刻的起始，是在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之中找到了记录。夏承焘与龙榆生、吴庠等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均是午社成员，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上海词人的活动轨迹。1940年9月8日，夏承焘与王欣夫同访吴庠，送交当天早上接到张尔田由北平寄来的两封书信，商量刊印其《遁庵文集》事。这应是在王钟翰辑录，张氏本人删定之后的行动。当时抗战已经过去三年，时局动荡之下，出版艰难，战前全国的出版格局也已重新洗牌，但上海租界之中的出版业仍在继续。而张尔田虽然1930年随其弟张东荪北上到燕京大学任教，但由于词学圈子的交际网络有限，以及与北平学术风气不合，故反而始终与上海词人旧友保持频繁的联系，其中与夏承焘、吴庠、龙榆生等人尤为密切。到了9月29日，夏承焘再次接到张尔田来信，信中张氏“自谓文集旨趣，少言政而多言教。又悯近日治学流弊，论学尤不惮反覆。近日目疾奇痛，左目竟眇云云”。待到午后，夏氏将此信连同其论四声函及夏敬观一函送交吴庠，而从吴氏处得知，为张氏刻集一事已经与陈柱商量妥当。同时当天早上，同为午社词人的吕贞白送来龙榆生交给的五十元，也送交吴庠作为助张尔田文集的“刊资”。到了10月3日，夏承焘作书张氏“告刻集事”，可见此事应该进展顺利，甚至已经启动。然则为何要迟至抗战结束的1948年方正式刊行问世，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坎坷？

文集的谋刻与未果

笔者近来在拍卖市场上获睹数通张尔田致吴丕绩的书信，结合此前关注的相关史料，通过考证书信的时间和内容，希望可以串联勾勒出张尔田文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上海孤岛谋刻与未果的大致经过。

首先，来看两封张尔田致吴丕绩的书信，日期内容完全接续，全文如下：

伟治吾兄左右：顷奉惠书，敬悉壹切，拙集承校字，极感！其遗漏之字，两字合写一格，亦是一法。前人刻书，漏字往往可以挨入一行，并不碍观，未知手民能之否？此须询之刻工，若空格则必须用墨丁矣，其余字误不妨留待覆校。虽初校，字数必校清，不可使有脱漏也。《汪氏日记》请即照眉老所说重缮，至要！大病中，不能多写，复颂著安。尔田顿首。

虽然这封书信的落款没有时间，但所幸的是，由于该信保存有信封，上面的内容是：“上海法租界吕班路一九八弄二号，吴丕绩先生台启，北平燕京大学张缄，四月十七日。”另一封信也是如此，其信封上的内容与前者一致，只是日期为四月十八日，而全信内容为：

伟治吾兄执事：昨有一书付邮，拙集刻成一卷，查阅尚有脱误。弥补之，其遗漏之字，即用两字合刻一格，误多之字，剜去改用墨丁，兹将所开一纸仍寄上，请即照此改定为要，此后必须将写样校妥，再行上版，不致有脱漏也。《汪氏日记》，大名仍以列在前面为是。此书归兄为我传布，亦一艺林佳话，不必太谦。弟受春湿，大病一月余，握笔甚艰，不多述矣。复颂著安。尔田顿首。

伟治就是信封上吴丕绩(1910—1972)的号，吴氏是上海松江人，原名丕悌，别署云间伟治、糕兄，笔名斐尔，室名双梧馆。早年毕业于浦东中学，与卞之琳为同届校友。后入大夏大学，1932年夏拜于孙德谦门下治国故学，1940年执教于交通大学中文系。之后还在临时大学、震旦大学、暨南大学、无锡国专等校兼课任教。由二信内容可知，张尔田向吴丕绩交代的是同一件事情，即在文集刊刻已经启动之后，对于写样、校勘和上版等步骤中遇有错漏字等问题如何解决的事宜。而且由刊刻术语可以看出，文集采用的是雕版印刷的方式。就晚清古籍雕版刊刻的正常程序而言，其中写样校对大致要经历发写(写样)—校勘(初校、覆校)—割补—上版(红印—校正红印样—修版—局部再红印)等步骤，再到最后刻成。所以张氏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校字”，应是吴氏担任了文集的校对工作，而且初校肯定是吴氏在负责。另外张氏在第二封信中提到“刻成一卷”，应是其中一卷已经开始上版试印，因为其中脱误不少，所以嘱咐吴氏“此后必须将写样校妥，再行上版”，对于其校对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张氏反复叮嘱吴氏须按照其要求改定，且指示其与“眉老”以及手民、刻工等联络事宜，可见当时吴氏不仅承担对工作，而且负责与张氏直接联系。从张尔田对于文集书稿编校的在意程度，指示细致，可见也是将之视为身后的名山之作。这里的“眉老”是近代著名词人吴庠(1878—1961)，原名清庠，字眉孙，号寒竽、竽公，江苏丹徒人，清末优贡。吴氏早年便已诗词成名，与丁传靖、叶玉森齐名号称“京口三子”，后来又成为南社成员。早年在北京担任梁士诒幕僚等，后到上海任交通银行高级职员，在抗战爆发后先是避居香港。但到了1939年2月又应交通银行总裁唐寿民之命，回上海修行史。而协助参与筹刻张氏文集正是在此后不久发生的事情。与张氏书信直接相关的，是在1941年4月11日夏承焘的日记中，记载了文集刊刻启动伊始的不少细节，夏氏记称：“眉孙谓其文集已刻成廿余页。陈柱尊书来，谓为小人所侮，恐不能在沪定居，将来须由欣夫、贞白、吴伟治(丕绩)与予四人任校勘。”由此可以证明上述二信在此之后不久，“刻成廿余页”应该就是张氏所言“刻成一卷”中的部分，故上述信札时间应为1941年5月12日、13日两天。夏氏从吴庠处得知，本来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柱，因为在大夏大学被小人攻击，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广西桂林，故改由王欣夫、吕贞白、吴丕绩和夏承焘担任校勘之责，同时吴丕绩的入选，很可能是陈柱推荐的结果。同时信中提到的另外一事，即“汪氏日记”的刊刻。此“汪氏日记”应即是张尔田评点汪士铎的《汪悔翁乙丙日记》，辛巳年(1941)刻于上海，书名作《汪悔翁乙丙日记纠缪》。此书内容其实早在1936年11月，已由陈柱将之连载于其主编的《学术世界》，名为《汪悔翁乙丙日记评》。陈氏在引语中记道：“张孟劬教授，近以所评《汪悔翁乙丙日记》评本见示，旁行斜上，丹黄满目，于汪氏之妄訾圣贤，多所匡正，奉诵一过，爰命侄女荔英迻录于此，以与世人共览之。”而据《汪悔翁乙丙日记纠缪》吴丕绩所作序言可知，吴氏也是在陈柱处得见张尔田评本，“假归读之，切理厌心，适如吾意中所欲发，因请于师而传录焉”。前面提到吴丕绩毕业于大夏大学，师从孙德谦，陈柱长期担任大夏大学历史系主任，故其称陈氏为师。其作序时间为辛巳三月，而此书署名时，作“钱唐张尔田孟劬评、镇江吴庠眉孙阅，后学吴丕绩伟治录”，故书末还有吴庠记语一则，时间为辛巳二月二十五日，可见该书初刻完成正是在辛巳年三月左右。可能书刻成之后不久，张尔田也发现存在遗漏脱误之处，故要求按照吴庠所言重新修订。且对于署名的问题，认为吴丕绩过于自谦，张氏极愿成人之美，以此书赠给吴氏，甚至将其视作传人。由此也可以旁证，这两封书信应是作于1941年。

上述张尔田的信中，只提到了吴丕绩在负责校对一事，并未提及其他三人。而由夏承焘日记、张尔田书信可知文集刊刻启动时，吴庠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一起帮助校阅《汪悔翁乙丙日记纠缪》的也是吴庠和吴丕绩，前者也是当时在沪参与龙榆生、夏承焘等人所倡“午社”的重要词人，与夏承焘、龙榆生等人关系紧密，交往甚为频繁，在词学上颇受张尔田赏识。1942年1月7日，夏承焘在日记中记载称，当日与吴庠面谈，内容是有关丧礼一事，而吴氏称“孟劬集中有一文主复尸祭，皆不可能”。可见吴氏已经读过张氏文集，而就内容看很可能就是《释鬼神》篇，在后来正式刊行的《遁堪文集》中位于第二篇，此文原载于《孔教会杂志》1912年第1卷第3期，与前后几篇都是张氏在民国初年最早作为孔教会成员撰写的一批文章。而笔者所见同时期的一封吴庠致吴丕绩的书信中，则直接谈到了张集刊刻的进展情况。2013年，梁基永所编《中国书札赏玩》中，收录了多封吴丕绩所收的信札，其中一通便是吴庠所作，全文如下：

伟治宗兄有道箸席：枉驾多次，未能一答拜，抱歉异常。《遁盦文集》卷二写样，尊校至为精审，而复校已毕，送请察收。拙词引言一篇，请排在《老子衍跋》一篇之后。贞白兄饭前过谈，已托取壹百元送上，半数归还尊处，半数即寄苏州手民为荷。匆泐，即颂道安不备。六月八日晚，弟庠顿首。

这封信附有信封，上面写道：“外件送吕班路一九八弄二号，吴丕绩先生台启，请回片。上海麦特赫斯脱路六九弄四号吴简，八月十三日。”吴丕绩所住地址未变，同时也标明了吴庠的住所。令人奇怪的是，信封时间与信件时间相隔两月之久，或许是在战乱情况下信件传送不畅，或许有他事耽搁。这是两位具体经办人之间的对话，因此内容更为直接。从内容来看，张集的刊刻似乎进展十分顺利，结合前面二信，应该是校完一卷写样即刻一卷，此时已经完成第二卷的写样，且吴丕绩的覆校也已完成。另外，虽然未明言吕贞白在后来是否从事张集的校对工作，但其在吴庠与吴丕绩之间转递刊资，则与1940年送来龙榆生的五十元相同，而且关于费用的走向，其中有给苏州手民的，所以当时文集的排印刊刻应是在苏州完成。同时吴庠还提到“拙词引言一篇”的排序问题，此文即张尔田为吴庠的词集所作的引言，此文名曰《吴眉孙词集引》，现在可知收录于后来张芝联油印的《遁堪文集附录》之中，排序也并未如吴庠所要求的，由此可知，后来张芝联所刊的文集，与战时所刻版本略有差异。只是这封书信的年份暂时未能确定，但从时间上来讲，1941年4月11日已刻成20多页红样(应是第一卷)，到六月八日(7月2日)已经完成对两卷写样的覆校，虽然时间颇近，但也有可能完成，因此很可能也是1941年的事。

而关于文集刊刻的后续情况，笔者同时又发现了两封内容连续的张尔田致吴丕绩书信。故先将二信全文录下：

伟治吾兄左右：顷奉惠书，具悉一切，弟近已迁居城内大觉胡同十二号，此后通讯请迳寄此处为要。拙文红样尚未接到，鄙意此后红样由我兄及眉老核过即速交手民终改，不必转寄，以免往返，俟全书告成，再将红样全份寄我，再行逐一覆校可也。此间校事业已告一段落，弟已为失业之人矣，时艰家难，笔难尽述，只有乞米度日而已。眉老近况何如？念念！复颂著祺。弟尔田顿首。

伟治吾兄左右：昨接拙文红样，当覆一书，想承察及，拙文竟能于物力艰难中完成两卷，亦云幸事，功已垂半，深望早日观成，祈兄再时时敦促之。弟老矣，风烛之年，旦夕就木，未知能及身亲见否也。拙文既有柱尊一序，则王钟翰跋可以不刻，且《汪君墓志》记得曾添数句，鄙意仍用原稿，可以不添，均祈与眉翁一商榷之。闻沪上生活维艰，兄等何以度日，殊以为念！此间不日入窘乡，万方一概，可叹也已。眉翁处祈为代候，不另启矣。手颂著安，不一一。弟尔田顿首。

二卷红样已阅过，仍寄上，祈交手民照改，此后印出者，不必转寄，即由尊处改好，迳交手民可也。

可惜的是，这两封信没有信封存世，也都没有日期，但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前后是完全接续的，所谈内容正是张集的红样校勘事宜。而且信中提到红样已经寄到张尔田手中，且经其审定交还，张氏还嘱咐此后由吴丕绩与吴庠改定即可，不必再来回转寄。从信中张尔田谈到的事情可知，其所作时间应在1942年。首先，第一封信中，张氏提到其住址已迁移到城内大觉胡同十二号，据夏承焘日记可知，1942年3月13日，夏承焘偕钱仲联拜访吴眉孙，谓张氏已迁居北平西城大觉胡同十二号，有书来询夏氏行止，因此应与之相去不远。其次，张氏自己谈到“此间校事业已告一段落，弟已为失业之人矣”，当时张氏服务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所指的是该校1942年2月13日遭到日军封闭清查一事。因此，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应是在2月13日之后不久，3月13日之前。

张尔田这两封书信，尤其是第二封信为此次刊集一事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描述。首先是书稿的校对和刊刻过程，张氏极为看重，且亲自参与。但对于校勘已嘱咐二吴主持即可，而且乐观表示“俟全书告成，再将红样全份寄我，再行逐一覆校”。其次，由于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当时文集刊刻的条件日趋艰难，因此如张氏自道“时艰家难，笔难尽述，只有乞米度日而已”。且担心上海为其刻集出力尤多的吴庠和吴丕绩，张氏称“闻沪上生活维艰，兄等何以度日，殊以为念！此间不日入窘乡，万方一概，可叹也已”。最后，在刊刻过程中，文集内所收文章的次序仍在更动，这不仅是张氏本人，前面吴庠应是出于自谦，将有关自己的文章排名靠后。而张氏在信中指出，门生王钟翰为其文集所作跋语可以不刻入文集(后来的情况是，王钟翰跋语收录在《遁堪文集附录》之中)。另外，信中还对“汪君墓志”的版本提出指示。此墓志即张尔田所作《清故朝议大夫湖南知县汪君墓志铭》，汪君即汪精卫之兄汪兆镛。该文最早刊发于1939年12月《史学年报》第3卷第1期，另外又刊于1941年7月《国艺》。与后来收录于《遁堪文集附录》者，的确在文句上略有差异，其中更有两处异文，文集收录均有误，且期刊所登二版均无误。因此张氏指示以原稿为主，应是以《史学年报》为准，可惜战后排版时未能如此。

第二封信中，张尔田已经谈到了文集的刊刻进展：“拙文竟能于物力艰难中完成两卷，亦云幸事，功已垂半，深望早日观成，祈兄再时时敦促之。”而此后文集的刊刻最后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呢？1942年10月8日，已经从上海回到温州老家避难的夏承焘，接到吴庠发自上海的书信，提到《遁庵文集》已刊至三卷。但夏氏的原话是“文集仅刊至三卷”，似乎文集的篇幅不止三卷，且语气之中似乎遗憾进展缓慢或者停滞。张氏自道“功已垂半”，可见篇幅应该也在四卷左右。我们从张尔田去世后，邓之诚为其所作别传可知，邓氏所见文集当有四卷。而齐思和为后来出版的《遁堪文集》撰写书评，其标题用的是三卷，正文是两卷，有可能是笔误，或者当时齐氏所知也不止两卷。所以至少可以看出，战争中的刊刻版本与1948年《遁堪文集》版本的分卷方式不同。再加上吴眉孙所言文章排序与后来不同，我们可以知道，战时文集刊刻的原貌，绝非如1948年战后的版本。而笔者在所见又一封张尔田致吴丕绩的信中找到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

伟治吾兄左右：顷奉惠椷，并承示《龚定庵百年祭启》，吐辞渊雅，深得潜气内转之妙，隘堪有替人矣，读之欣佩无已。拙批义山诗，今已不甚记忆，但记尚有一副本在曹君直处，曹书久已散尽，恐无从踪迹。李君所得，盖弟最初手写，即年谱之蓝本也。拙文已写完，甚善，能于年内刻成，尤所盼切。近因舍弟事，举家不安，弟病亦日深矣。奈何。眉翁久无书来，殊以为念，祈代致意。复颂著安，不一一。弟尔田顿首。

这封信也没有写作时间，但从内容可知，张尔田提到“近因舍弟事，举家不安”，这指的是其弟张东荪被捕一事，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翌日(1941年12月8日傍晚)，故此信所作应是在此之后。信中提到重要的信息是“拙文已写完，甚善，能于年内刻成，尤所盼切”，可知当时文集的写样应该已经全部完成，且有望于年内刻成(从时间上看，年内很可能指的是1942年)。到了1943年12月，陈柱为张氏文集所撰序言刊登，落款时称作于“己卯中春”(1939年)，可见序文是提前写就的，可能当时张集的主要文字已到上海陈处。在这个时间刊登此序文，文集或将出版，但却迟迟未见完成。可惜的是，关于战时刊刻张集，此后笔者迄今未能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而从1948年《遁堪文集》方出版可知，当时应是搁浅了。在1948年7月7日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张东荪写下了《遁堪文集》出版后的跋语，其中提到：

其时上海虽为孤岛，仍属租界，其友人吴君丕绩在沪愿措资雕板，乃未及三分之一而太平洋战事发矣。余因燕校被封，为敌人逮捕入狱，先兄亦受惊而病几于殆。沪上音问遂断，迨余出狱，先兄体力迥不如前，未及睹胜利，已溘然长逝。

可见当时文集的校样已经完成，且由吴丕绩主持筹款刊刻，但正式排版不到三分之一，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搁浅。当时上海租界的孤岛也沦陷，整个局势的发展愈加恶劣。而文集的刊刻还要送到苏州，通过工人刊版印行，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情势下，刊刻未能最终完成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当时燕京大学这座“北方孤岛”也已不保，加上张尔田一直衰病不堪，正如其信中所讲“弟老矣，风烛之年，旦夕就木，未知能及身亲见否也”。可惜的是，到1945年旧历正月初七日(2月19日)，素来体弱的张尔田，因“旧患喘疾，偶感微寒，遂至不治”，病逝于北平，不仅未能见证抗战胜利，也终究未能目睹文集刻成，不得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张批李商隐诗集及张氏词集的刊刻

前节末所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尔田致吴丕绩书信，其中还有诸多细节可以展开。首先，信中张尔田对吴丕绩所作《龚定庵百年祭启》评价甚高，认为其足以承接孙德谦衣钵(骈文造诣)。因为龚自珍逝世于1841年，此启即是于1941年百年祭祀活动时所作。其次，张尔田提到了其对于李商隐诗集的批阅本。照张氏所言，此批本乃是其撰写《玉谿生年谱会笺》之蓝本，该批本本有副本归于曹元忠，但当时已经散佚。李君何人不可知，但其所得为张氏最初手写版本。而关于此事，笔者所见还有一封同时期张尔田致吴丕绩的信札，做了不少交代。信的内容如下：

伟治吾兄左右：顷得惠书，敬悉壹是。前据榆生书言，拙批李义山诗，钱君萼孙处曾录有副本，但展转传抄，不无讹夺，理董殊难。兄拟将来付之影印，甚善，区区短书，幸不为并世贤达所弃，于愿斯足，传与不传，听之而已。弟生平诗不多，少年所作多伤绮语，皆已毁之。入民国后，只杂志中登载十数首，不足成一集。年来专以小词自遣，朱古微丈曾刻之《沧海遗音》中一卷，去岁榆生又续刻一卷，因纸价太贵，故印成无多。近闻榆生又将重印，当嘱其转寄一部也。眉孙先生久无音问，量不在沪耶？祈兄谒见时代我一候，示及为盼。益葊师友轶闻，此间无从访求，当日所交皆遗老，大都与刘君翰怡往还者，可就近向彼详询也。患目经时，不能多写，复颂著安。弟尔田顿首。

此信内容与前信呼应，且保存有信封和日期：“上海法界吕班路一九八弄二号，吴伟治先生台启，北京大觉胡同十二号张孟劬缄，十月廿一日。”信中提到，由龙榆生处得知，张尔田的李商隐诗集批本在钱仲联处录有副本，但“展转传抄，不无讹夺，理董殊难”。而与此同时，吴丕绩其实还找到了原本(中华版《玉谿生年谱会笺》内封附有批本图片)，因为张尔田曾在《玉谿生年谱会笺》完成之后，将手批的原本赠送给了好友孙德谦。而此信中，也再次提到了孙德谦的事情。由信的内容可知，应是吴氏向张氏探听孙德谦在师友之间的逸闻，张氏指点其向刘承幹咨询。这是因为当时孙德谦已经过世，吴丕绩正在编写孙氏年谱，其到处向师友访求乃师事迹和书信文字(见其与王蘧常、陈柱等人书信)。所以经过吴丕绩的辗转打听，当时从吴下另一藏书家手中获得，并将张尔田题记与友人跋语，以及评诗批语录出，自1942年7月开始到1943年4月，连载刊登于龙榆生主编的《同声月刊》。由于张氏对于李商隐生平和诗的研究成就，因此将这些文字公之于世，在同行看来实为“词林之大幸”。

不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信并非只是关于张尔田手批李商隐诗集一事，由此可以引发出张氏晚年词集的刊刻经过。在信中，张尔田自道其平生作诗不多，少年作品多已毁弃。“入民国后，只杂志中登载十数首”。而张氏当时多以作词自遣，此前朱祖谋刊刻《沧海遗音集》时，曾收录张词一卷，而“去年榆生又续刻一卷”。由此一查可知，龙榆生为张尔田所刻词集名曰《遁庵乐府》，时间为1941年。因此张氏此信作于1942年11月28日。而因为时局艰难，尤其是纸价太贵，印数不多。而当时龙榆生又将重印，因此张氏有意赠送吴丕绩一部。其实关于此事的前后经过，夏承焘在日记中也留下了不少关键的记录。正当1940年9月，张氏文集的刊刻被提上议事日程，在11月，龙榆生又致函夏承焘，告知将为张氏“刊词”，即出版词集。可见词集的刊刻与文集几乎同时启动，不过其进展就相对顺利很多。到了1941年7月中旬，张尔田在与龙榆生讨论四声的信中，因为明显感到时局的恶化，以“身在皋禽警露中”自况。故顺带催促了词集的刊印进展，“请早日付印为盼”。而可知的是，到9月23日，龙榆生已给夏承焘寄去了新刊成的《遁庵乐府》二卷，并提到夏敬观在序言中推许张氏乃是“学人兼词人”。同时称“沈寐叟但能为学人之词，孟劬则词人之词也”，更是将张尔田的词学成就放在了沈曾植之上。在该年11月的《同声月刊》“词林近讯”中记录了词集的刊刻情况，以为广告。当时龙榆生是为了接续乃师朱祖谋的《沧海遗音集》而作，因此拟续刊原十一位词家中硕果仅存的夏孙桐、张尔田、陈洵、陈曾寿四家近十年的近作，合为《沧海遗音集补编》。而龙榆生正是取张尔田《遁庵乐府》的未刊稿，刻成单行本。而从后来的结果来看，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虽然龙氏几经联络筹划，但四位词人中也只有张氏一家作为《沧海遗音集补编》最终刻成。所以张尔田的文集虽然最终未能刻成，但其词集幸好早已在其生前行世，或许对他来说还算值得欣慰。

最后，特别要表彰张尔田文集校对刊刻过程中出力尤多的吴丕绩。吴氏于“文革”期间去世，现已声名不彰，而前文已几次提到，他作为孙德谦的学生，在孙氏去世后，致力于对其师遗稿的整理和出版、事迹的访求和年谱的编订，为保存先师的手泽、发扬学说出力尤多。或许由于孙德谦、陈柱、王蘧常等与张尔田的紧密关系，故吴丕绩得以与之走近，而到后来也成为张尔田文稿的主要整理者。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对于著作的刊刻、流传也做出了极大贡献，居功至伟(巧合的是，本文所考释的书信，收信人均为吴丕绩)。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张尔田《玉谿生年谱会笺》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重新出版，吴氏仍是作为整理者，并将张尔田对于李商隐的相关研究，包括前面提到的李商隐诗集批语重新加以辑录排版。因此张氏可谓所托得人，吴氏也称得上是其身后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