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社交

唐天宝十年（751年），年届四十的杜甫已经写出了现实主义杰作《兵车行》，但依然生活在极其窘迫的境况中，仕途没有着落，经济没有来源，精神苦闷无以安抚。宋代诗人陆游曾为这一时期的杜甫有过形象生动的画像：“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题少陵画像》）正是这种穷衰困顿的境遇，不断催逼着这位诗人改变人生路径，回到身心呼应、灵肉熨贴的文学常态中来，而在此之前，他还一直活在对辉煌朝堂的渴望和幻象之中，一次次向朝廷投赠献赋（《进三大礼赋表》），试图以违心之言来博取功名，打通仕途，结果我们可想而知。

翌年秋日，走投无门的诗人受邀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五人，同登慈恩寺塔，该塔位于长安城东南，是长安城内最为辉煌的著名佛寺，玄奘曾在这里主持过寺务，并创立唯识宗。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岑参三十六岁，储光羲四十六岁，薛据年龄不详（估计也应四十有余）。五位诗人惟一的共同点是落魄，只是相比之下，杜甫显得更为落魄潦倒一些。

在尘埃落定后的若干年里，不断有史家方家站出来，从各种角度来谈论这桩发生在公元752年秋天的诗界盛会。尽管这次雅集的排场规模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宏大，甚至诗会之后也没有留下多少令后世过目难忘的名篇佳句，但却因为杜甫这位布衣诗人的应声登场，中国诗歌的走向与格局在此悄然发生了转变。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这是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里的开篇之联，一下笔就向世人呈现出了一位心怀百忧的诗人形象，枯槁，愁眉，神情凝重。当五位诗人登上慈恩寺塔楼，一齐举目远眺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同样壮阔的自然景观，但反射在他们各自心底的情感色彩却各不相同，有人明亮，有人浅淡，有人自怨自艾，有人却从飘荡在帝国上空的云烟中看到了一个王朝的暮气与萧瑟：“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黄鹄哀鸣，大雁分飞，这大概是杜甫所看到的大唐帝国的黄昏之景，但映入他心间的却远不至于此，更有礼崩乐坏、报国无门的愁苦。诗人就此将个人命运的蹭蹬撘放在了帝国命运的马背上，跃身而起，由此驰上了独属于自己的诗学大道。这是一条与唐诗早期以及开元诗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分道扬镳的道路，更是一条贴近时代变迁、忠于现实生活的道路，嶙峋，坎坷而崎岖。只有当诗人独自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稍后又写出了《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位多么与众不同的诗人形象。

对于诗人们的这场雅集，后世总习惯于从作品的优劣来评判他们之间的高下，按照自己的美学标准为这些作品一遍遍排序，不免陷入了诗艺层面的清谈。事实上，唐诗在经由了开元时期众多天才诗人的合力拓展后，无论是五言还是七律，都已经出现了标高性的经典作品和诗人，各种诗歌复杂斑驳的技艺已经发育完备。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一层面上来谈论，就很难得出这次兴会的重要性，更难以看出杜甫的独特性来。

中国古代文人素来热衷于雅集，这种风气于南朝齐梁为盛，永明年间形成了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文人集团，号称“竟陵八友”，而梁武帝萧衍也侧身其间。文人雅士常常聚在一起吟诗作赋，曲水流觞，重阳射圃，楼阁新成，哪怕是柳绿桃红，雪落初霁，等等，以及几乎所有的节庆佳日，送别、升迁、生辰、婚嫁，无一不能成为诗人们雅集的理由。“窥情草木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伤春悲秋，吟花弄月，这种文人风气早就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交手段，诗人们通过相互投赠诗作，来试探彼此的才学和性情。干求，拜谒，唱和，诗歌被广泛地用于林林种种的社会活动中，成为展示个人才华和抱负的载体。南朝成就最大的诗人庾信在去国北上之前，同样也是这个社交圈里的常客，常年伴随在萧衍、萧纲身边，吟唱着：“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之类的诗行。如果没有后来长期羁北，流刻骨离的生命体验，庾信就不会摆脱齐梁盛行的文人腔，写不出“见月长垂泪，花开定敛眉。从此一别后，知作几年悲”这样的弹铗悲歌，杜甫也不会把庾信诗奉为圭臬，推崇备至。

子曰：“诗，可以群”，意思是，诗歌应该有这样一种出世和入世的能力，既可以发出召唤之音，又能够在人群中起到沟通心灵的作用。诗的自省功能并不影响它的审时察世的功用。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自不必说，就连人称“素心人”的陶渊明，在归隐南村之后还发起过“斜川之游”，虽说他早年多以“孤云”、“孤鸟”自喻，但到了晚年，也热衷于与周边文士们交往饮宴。《晋书·隐逸传》记载了陶公这一时期的交游情况：“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座，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只要有酒，几乎随叫随到，这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位隐士形象多有忤悖。当时，在庐山形成了以僧慧远为中心的文学团体，吸引了僧俗两界不少文学名士，陶渊明与慧远交集颇深，却无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沟通，但即便如此，每逢文人们雅集，他也是乐于参加的。《莲社高贤传》一书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慧远请陶渊明去庐山见莲社众人，陶渊明问，我去了能不能喝酒啊，若是能，我就去。慧远让人传话他说可以，于是，陶渊明就去了，然后又“忽攒眉而去”。这样的情景描述合乎陶渊明时而温顺、时而刚烈不阿的性情，他是一个从来就不善于掩饰自己好恶感的人，却并非刻意疏离他人与时政，而世俗意义上的交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固穷”、“守真”的“素志”。由此来看，雅集或交游，与其说是诗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功利性的目的，不如说是为了心灵探触的需要，无论多么高绝的诗人，也需要在茫茫人世寻找自己的知音，尽管他们最后真正能找到的往往是那些隔世知音，譬如，荣启期之于陶渊明，庾信之于杜甫。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先后经历了里选制、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等多种形式，举秀才，举孝廉，举隐士。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诗歌的功能远不似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么显赫和实用，诗赋也还没有被纳入到必需的科考项目中。然而，作为一种教养和教化的手段，却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在现实生活中不被需要，在精神生活里却被渴求，这种看似矛盾的处境，让诗歌始终处于若隐若现的状态：一方面是大量的不识字的普罗大众不知道，也不可能有机会去接触诗歌，了解诗为何物；另一方面诗歌在士人文人阶层中广受追博，成为他们撬动仕途，进阶上流阶层的重要杠杆。而通过诗歌来展示自我的才学，以诗学成就招徕世人仰慕的目光，就成了一条相对便捷的路径。

作为一种作用于个人精神生活的语言艺术形式，诗歌天然就具有这种推己及他的传导能力，尽管材质会随着时代的牵逝而发生改变，但有如电击般的情感体验，仍然是诗歌语言所要追求的极致效果。我甚至觉得，在很多时候，诗歌仅仅类似于陌生人之间的接头暗号，有时只是在人群中的随意一瞥，或会心一笑，其中都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深层的信任关系，共同的趣味，相互之间的感应，达成了人与人之间莫以名状的亲情和友谊。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诗人”总是会在不同的时代现场，被当作“另外一类人”来看待，人们对“诗人”这个称谓另眼相待，其用意并不在于揶揄或揄扬，真实的意图应该是，“诗人”是与众不同的一类人，他代表了人类语言中最清澈纯粹的那一部分，最为深邃，充满洞见。他对世界仅有的要求是：请安静。然而，每当他发出“请听我说”的吁求时，得到的回报往往是：“你闭嘴吧。”这种不堪的情状，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史。为了摆脱这样的困局，诗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回撤，回到他们熟悉，能让他们放松的生活场域，物以类聚，抱团取暖，尽管内部的争吵声不断，但语言的密码终究是他们可以共享的，总有机会轮到自己发出电波之时。

作于公元737年前后的《望岳》，或可视为诗人杜甫首次向自己的同类发出的电波，种种迹象表明，这串铿锵有力的电文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过，年轻的杜甫并不介意，更不会气馁，因为他当时正陶醉在“壮游”的景象中，从吴越，到齐赵，“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朝气蓬勃的时代令他对徐徐展开的人生画卷充满了幻想。几年之后，杜甫在洛阳结识了已经名满天下的李白，与他同游梁宋，后来又与他在鲁郡（兖州）重逢。对于这两位诗人的会面，后世曾作过无数种推演和想象，从杜甫投赠给李白的诗歌数量和质量上，推导二人之间的关系，但却忽略了杜甫淳朴宽厚的性情，他对李白的颂扬全然发自肺腑。作为一位晚辈诗人，杜甫素来谦恭的品性，或许拘囿了他在社交场合上的临场发挥，有限的文献资料表明，在结识李白之前，他只与宋之问、高适等屈指可数的成名诗人打过交道。作《饮中八仙》一诗时，杜甫已身在长安，从诗中对“八仙”的形象刻画来看，他已然进入了京都的核心文人圈，并被当世诗人们所接纳，作为旁观者，杜甫清醒地看着眼前的这些醉态，却一次次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天涯。”这是杜甫在公元751年除夕之夜，在远房堂弟杜位家守岁时作的一首诗，面对阴沉未卜的前途，诗人忧心忡忡，他能够像诗中所写那样烂醉度日吗？显然不行。

按照洪业先生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中的推论，杜甫应是那个时代的晚婚者，婚期大约是在诗人们同登慈恩寺塔雅集的那一年，新娘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倘若此说成立，势必更进一步加剧了杜甫现实生活的困局，养家糊口的成本被进一步彰显出来，他不得不像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人，四处向权贵们投赋自荐，为自己寻找明知无望的晋升之阶。这一时期，可能是杜甫个人精神生活最为灰暗的时期，他的诗歌才华被无谓地挥耗在了言不由衷的书写中，换来却是无边无际的空洞回音。

也是在这一年冬天，帝国最阴险的权臣李林甫病入膏肓，这个当年以“野无遗贤”为借口，断送了杜甫通过正常的科举入仕之念想的人，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接替李林甫主政朝堂的是，另外一个愚蠢且野心勃勃的权臣杨国忠。这是大动乱的前夜，据说，长安霖雨持续下了长达六十余日。杜甫陷在泥泞中，这没完没了的雨水毁坏了四周的家园，也阻隔了诗人出门访友的愿望，“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全验证了杜甫在慈恩寺塔上隐约看见的那番景象，只是更加精确，更加不堪。张执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