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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献——孟子的担当

 渐华 2022-03-22

殷延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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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延禄,现为山东孟子研究院执行院长,邹城市书法家协会主席,齐鲁文化之星,第一批济宁文化名家,济宁政德教育精品课程《孟子的智慧》课题组组长,山东大学高端签约师资、江苏师范大学敬文书院实践导师,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之《诚信上九》、山东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新杏坛·名人故居—孟子》,以及济宁电视台《诗礼堂》栏目特邀嘉宾。近年来,殷延禄老师主讲《汉字的奥秘与孟子的药方》、《汉字的奥秘与孟子的仁政思想》、《汉字的奥秘与孔孟教育之道》、《塑造君子品格》、《从仁爱到仁政的孟子》等课程。先后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等多所大学、多地省市党校、教育系统培训班授课120余场次,受到一致好评。

面对混乱的时代,面对老百姓的苦难,孟子大义凛然地担负起时代赋予他的重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圣人为师。

圣(聖),从人从耳从口。甲骨文字形描绘的就是一个有着大大耳朵的人张口说话。我们远古的祖先认为,善听是内心宁静敏感者的超凡能力,能在自然环境中辨音的人,常常是有大觉悟的人。这样的人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上体悟天道,下洞察人性,内化于心,外言于口,教化众生,引领社会。所以这个字形就表达了今天我们说的圣人的意思。

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和我们是同类。但圣人又与我们有点不一样,他“出于其类,拔乎其萃”,是我们同类中表现优秀的。而“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是自有我们同类以来最优秀的人。

孔子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的,他的学说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1]

所以,孟子“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要以圣人孔子为师,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孟子》最后一篇最后一章有这样一段话: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孟子说,从孔子去世到现在,不过一百多年,离开圣人的年代并不远,距离圣人的家乡这样近,难道就没有继承圣人之道的人了吗?那真是没有人能继承圣人之道了!什么是圣人之道?《孟子》开篇已经告诉了我们:“仁义而已矣!”

细心的朋友也许已经看到,我对这一段文字的标点与一般的本子不一样,我在“然而无有乎尔”的后面用的不是逗号,而是问号;在“则亦无有乎尔”后面用的不是句号,而是感叹号。孟子在问谁?孟子在问他自己!从孔子去世到谁生活的年代不过一百多年?孟子。谁的家乡距离圣人的家乡这样近?孟子。既然如此,如果我孟子不能继承孔子之道的话,那还有谁能继承孔子之道!我想这样的标点,能更加凸显孟子的担当精神。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若无名世的贤者转接卫道,道统就可能断裂。“孔子下来,到了孟子,已有一百多年,虽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不会落在孟子身上,然而作为一个弘扬儒学的卫道人士,孟子自觉是责无旁贷的。”“这是文化传统的接棒,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孟子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使命感的文化斗士,最有生命力的卫道圣雄。”[2]

第二,以君王为徒。

王,甲骨文,金文,描绘的都是斧钺之形。古代斧钺是王权的象征,故“王”的本义是指古代最高统治者。《说文解字》:“王,天下所归往也。”

梁涛先生指出:

从孔子开始,儒家不是自己建立组织,并依托此组织以伸张其思想主义,而是选择了“仕”,希望通过出仕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这样,儒家与当时的政权、执政者之间便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儒者一旦进入官场,便不再是纯粹的士子、读书人,而成为臣子,与君主之间存在着“君臣之义”,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3]

士的岀仕是必然的,士在寻求出仕机会时,也不掩饰其内心的诚恳——孔子在与君王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带上礼物。有的人不理解,孟子解释说: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

士人出仕,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农夫要种田一样。农夫难道会因为离开一个国家就丢弃农具吗?

农夫为了种田要带着农具,士为了出仕不仅仅带着见面的礼物,还带着更重要的东西——道。后世之人做官,大多是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是为了谋生,而孔子不是,他有自己的坚守,他要弘道。

以弘道为使命,让儒者的岀仕变得崇高而庄严,进而影响了他们与君王的关系: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臣对君的忠不是愚忠——君以礼使臣,臣尽忠奉君,是相对待的。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

“勿欺”就是对君主要忠心,“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错误要敢于批评。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真正的大臣,用合乎仁义的内容和方法来协助君主,如果君主不能听从,他就辞官不干。

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符合天道民心、可以合作的对象——君,但结果颇为失望:“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故而孟子眼睛向下看了一下,寻找那些可以通过鼓励、引导而符合合作条件的君王。

面对承认自己好货、好色的诚实的齐宣王,孟子耐心引导: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

大王如果喜欢钱财,也让老百姓都有钱财,那喜好钱财就不是毛病,不仅不是毛病,甚至可以以此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喜欢美色,也让老百姓都有对象,那喜好美色就不是毛病,不仅不是毛病,甚至可以以此称王天下。

面对站在池沼边上,观赏着鸿雁和麋鹿,而不免有些洋洋自得的梁惠王,孟子耐心说服: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

君王独乐,老百姓就都苦;老百姓都苦了,就会产生怨恨;老百姓都心生怨恨了,那就会起来造反;老百姓起来造反了,君王想独乐也办不到了。古代的君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与民同乐,也就能享受到自己的快乐。

在孟子的眼中,君因其特殊的地位而有他特殊的价值: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正因为如此,孟子并没有为了引导教化君王而一味地降低要求。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仕道,在整个周游列国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正君”、敢于“格君心之非”的“君王之师”的完美形象。

《孟子·公孙丑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孟子正准备去见齐王,刚巧齐王派人来传话说:“我本该来看望您老人家,但不巧染上了风寒,有点怕吹风。明早我将临朝听政,不知道您能否来与我相见呢?”

孟子对来人说:“不巧得很,我也有病,不能到朝廷去见齐王。”

后来孟子的朋友质问孟子:“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伦理。父子之间亲情为主,君臣之间恭敬为主。我只看到齐王对你的恭敬,却没看到你对齐王的恭敬。”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在齐国没有一个与齐王谈论仁义的人。不与齐王谈论仁义才是对齐王最大的不恭敬。至于我,不是仁义之道不敢向齐王陈述。齐国人没有比我对齐王更恭敬的呢!”

孟子接着说:“天下有三种公认的尊贵:爵位、年纪、道德。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纪,而匡扶世道、统率百姓最尊贵的是道德。我的年龄大、道德修养好,齐王与我相比,只有爵位一种比我高,二比一,我赢,齐王应该来拜访我。”

孟子不见齐王,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更不是矫情。齐王派使者传话的行为,恰恰让孟子敏锐地察觉到了齐王的心思:齐王不愿意礼贤下士。不愿意礼贤下士就是“君心之非”;孟子不去见齐王,正是“格君心之非”。

“正君”“格君心之非”的提出,对后世政体影响深远,是中国古代设立言官制度的重要思想源头。

孟子为什么能“正君”“格君心之非”?孟子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气度?因为他有道义在,有浩然之气和大丈夫品格在: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横渠语录》中有这样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友兰先生称它为“横渠四句”。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学术助手、儒学大家陈来先生提岀了一个“横渠四句”的思想源头——“孟子六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陈来先生认为,“横渠四句”的精神、胸怀源自孟子,但又不同于孟子。孟子的“三天下”和“三不能”,集中体现了士君子宏大和弘毅的境界,“三天下”可见其胸怀广阔,“三不能”可见其士君子所代表的独立于富贵的吸引、贫贱的压力和政治的权威的凛然正气。[4]

细细品读《孟子》,我们会不自觉地被孟子那股浩然正气所吸引。孟子生于乱世,却不随波逐流,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的笔锋直指那个时代的堕落,直书他“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孟子的存在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福音!正是有了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有了在孟子大丈夫精神、浩然之气感召下的无数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我们中华文化才有了不屈的脊梁和岩岩泰山之气象!

注释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2]王邦雄等:《孟子义理疏解》,台北:鹅湖月刊杂志社,1983年,第365页。

[3]梁涛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4]据陈来先生在“孟子思想与党风廉政建设研讨会”(2017年11月,山东邹城)上的主旨发言录音整理。

本文摘自:殷延禄《孟子的药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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