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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年 第一次党锢之祸：凶杀引起的风波 公元166年，李膺、杜密、陈寔等士人被捕入狱，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这事的起因很简单，是一桩凶杀案。河内（今河南北部）有个人叫张成，擅长占卜，他根据天象算出皇帝要大赦天下（应该是从宦官处得到内情而已），于是教唆儿子去杀人，后来果然天下大赦，但张成的儿子却没放出来。因为河南尹李膺了解案情之后，非常生气，这么钻法律的空子，简直太可恶了，根本没管大赦的诏书，处死了张成的儿子。 这个张成也不是一般人，是宦官的死党。宦官给他出主意，让他的弟子给皇帝上书，诬告李膺结党，诽谤朝廷。这种事最犯皇帝的忌讳，汉桓帝下令，搜捕结党的士人。依照东汉的制度，诏书要三公署名才能生效，恰好三公之一的太尉陈蕃是士人领袖，所以他拒绝署名。皇帝气得干脆直接绕过了陈蕃，命令宦官带人抓捕李膺等人。 所有士人都觉得，李膺处死杀人犯是伸张正义，结党营私更是无中生有，而且当时被抓的基本都是有声望的儒生，所以还有人自愿入狱，有的是想表明态度，有的是觉得不进一下监狱，怎么能证明自己是名士呢？ 朝中的重臣开始替士人说话，比如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尚书霍谓，都向桓帝求情。李膺也很机智，审案的宦官让他供认同伙都有谁，他说出的人全都是宦官的子弟。宦官也不敢把供词给皇帝看。就这样李膺最后只是免官回老家。桓帝的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实际上，这不是士族官僚第一次处死宦官同党。大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想娶汝南太守的女儿，遭到拒绝，竟然把姑娘抢走杀死。东海相黄浮接到报案，直接下令杀了徐宣全家。黄浮受到的报复要狠得多，直接发去做苦役了。甚至李膺也不止一次打击宦官。张让的弟弟违法，被李膺抓住处死，甚至皇帝求情也没答应。 东汉末年，宦官和士人是以一种拉锯的态势互相争斗。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是宦官受到挑战之后的一次还击。李膺虽然免官回乡，但是声望也达到了顶点，所有士人都称赞李膺，一致认为朝廷已被小人占据，腐朽透顶。 结论：这一次，宦官削弱了朝中士人的力量，也引来了士人更大的不满。一年后桓帝驾崩，窦武、陈蕃为首的外戚、士人集团，开始筹划铲除宦官的行动。  公元168年 窦武、陈蕃打击宦官：士人反击战 公元168年，窦太后下诏诛杀宦官管霸、苏康。 就在不久之前，这两个宦官还是窦太后的心腹。窦氏成为太后之前，是汉桓帝的第三位皇后，但不受宠幸，所以嫉妒桓帝最喜欢的贵人田圣。168年初，桓帝去世。先帝还没下葬，窦太后就杀了田圣，还要杀掉其他几位贵人，在管霸、苏康的劝说下才停手。管、苏二人止住了窦太后的醋意，却没挡住砍向自己的屠刀。 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窦太后的父亲窦武。窦武对财富没什么追求，皇帝赏赐的财物都让他拿去资助太学生和贫苦农民了。因此，窦武的外戚身份，并没有影响他和士人的关系。当时天下最受尊敬的人有三个——刘淑、陈蕃和窦武。 窦武的身份和性格就决定了他不能容忍专权的宦官。桓帝死后，解渎亭侯刘宏继位，史称汉灵帝。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开始筹划铲除宦官。窦武身边聚集了一批不满宦官的士人，其中就包括陈蕃。汉灵帝当时只有12岁，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争取窦太后的支持。 当年五月发生了一次日食。陈蕃对窦武说，可以趁这个机会告诉太后，天有异象是因为宦官越权干政，让太后下诏罢免所有宦官，一次性解决问题。于是窦武到太后那里说了一套大道理，劝太后把宦官都杀了。太后却表示，有罪的该罚，怎能全部杀死？窦武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说先杀掉负责宫廷事务的管霸、苏康。 为何要先拿这两人开刀？一是这两个人当权后侵占了大量民田，杀他们能取得民意支持。二是他们早就和士人有过冲突。桓帝在位期间，发生过一起“李杜案件”。李云批评桓帝生活奢侈，宠信宦官，结果下了大狱，交给管霸和御史、廷尉一起审问。杜众上书，为李云辩解，还说如果非要治李云的罪，那就连我一起杀了！桓帝大怒，把杜众也抓了起来。陈蕃等士人官僚出来替李杜二人求情，结果都丢了官。这一事件牵连了一批士人，管霸作为案件主审，自然成了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成功除掉管霸、苏康之后，窦武等人开始劝窦太后杀掉另一个大宦官曹节。汉灵帝登基之前，是曹节把他接进洛阳，保护他的安全。曹节是有迎立之功的，所以太后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杀他。没有太后点头，窦武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么一耽误，就到了八月。窦武等人再次上书窦太后，请求诛杀宦官，还没等太后看到书信。宦官就先动手了，曹节等人控制住皇帝、太后，夺了印玺，随即派禁军抓捕窦武。窦武带兵反抗，寡不敌众，最后自杀身亡。陈蕃得知消息后，带着几十名书生拿着刀前去支援，这些人自然不是禁军对手，陈蕃被抓，当日处死。 结论：窦武、陈蕃诛杀管、苏，是外戚、士人对宦官的一次胜利，但是拖延两个月，终于招来宦官反扑。此后宦官软禁太后，控制皇帝，开始大规模镇压反对者，直接引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69年 第二次党锢之祸：士人的灭顶之灾 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张俭的同乡诬告他结党谋反，灵帝下令搜捕党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规模，远比第一次大得多。在这之前，窦武、陈蕃诛杀宦官的行动失败，士人和宦官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这次党锢之祸就是宦官全面镇压士人的开始。 张俭以前弹劾过侯览贪污，两人早就结仇了，所以侯览要报复张俭。不过张俭算是幸运的，东躲西藏，跑到了朋友孔褒家。恰好孔褒不在，他的弟弟孔融（就是让梨的那个，他们可是孔子的嫡系二十世孙）收留了张俭。没想到这事被人揭发，张俭再次逃跑，孔氏兄弟不仅没有跑，反而争着投案，最后是孔褒顶了罪。张俭一路逃亡，人们敬重张俭的人品，都愿意收留他，因为帮助张俭获罪的一共有几十家。 张俭保住了性命。其他得罪过宦官的、有名望的士人大部分都没这么幸运，受牵连的一共有六七百人。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幸免于难的李膺、杜密等人，这次全部被杀，家人也被流放。有人劝李膺赶紧逃走，但李膺说：办事不怕难，犯罪不逃避，这是臣子的本分，我已经六十岁了，死也是我的命，还能往哪逃？ 李膺的气节值得佩服，不过恐怕他也看明白了，现在双方的实力严重不对等，自己凶多吉少。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已经有一批士人被免官，宦官逐渐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任命。而且在东汉末年，察举制几乎失灵了，有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就是说选上的秀才，连字都不认识。真正有才学的士人想做官越来越难。比如司徒长史叚辽叔的儿子才学特别平庸，按理说做不了官。他找到和自己同年举秀才的广汉太守，顺利推荐自己的儿子做了秀才。宦官利用察举制安插亲信的事就更多了。有一次侯览想安排几个人举孝廉，结果河东太守史弼拒绝了他。侯览很生气，诬告史弼，差点让他死在监狱里。李膺本人就是举孝廉出来做官的。很多人仰慕他的才学品格，想跟他学习，这样也能得个好名声，后方便做官。其中有个叫樊陵的人，平时品行不端，所以李膺没有收他。樊陵最后被宦官行贿，竟然做了太尉，比李膺官还大。 士人真正插手政务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开始流行“清议”，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评价朝廷政策、官员人品。能被他们夸奖的就有声望，被他们批评的就人人唾骂。士人评价李膺、陈蕃、王畅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三个人享有崇高声望，李膺的学生就有上千人。当时的官员特别惧怕士人的批评，每次有士人来访就立刻到门口迎接，有时候急得连鞋都没穿好。士人依靠清议影响舆论，制约宦官一党的行为，维持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可是窦武、陈蕃被杀之后，士人这边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实权人物了，宦官那边是有兵有钱，还有皇帝撑腰。“清议”的影响力让宦官更恨士人，所以这次党锢之祸，士人损失惨重。 这次大搜捕结束之后，宦官对党人的打击并没有停止。171年汉灵帝宣布天下大赦，但党人除外。172年窦太后去世，有人在宫门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这么指名道姓，让曹节再一次开始抓捕党人，株连一千余人。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求情。几个大宦官一看，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人替士人求情，看来余党还没有清除干净。于是下令各州郡调查党人的家世，五服以内的亲属全部免职，不许做官。 折腾了这么几次，有能力、有气节的士人死得死，逃的逃。整个朝政大权完全落在了宦官手里，他们一边哄着灵帝开心，一边卖官敛财，兼并土地。这种无节制的盘剥，肯定会导致强烈的反弹。184年，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害怕党人和反贼勾结，才想起解除党锢，可惜为时已晚，东汉离灭亡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论：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宦官完全把持朝政，打压士人，东汉朝廷更加腐败。  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外戚、士大夫决战权力之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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