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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接着《国史粗讲》，在昨天的内容中我们了解了项羽的失败与刘邦的成功，其中除了他们的个人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官方思想和国家制度的转变。刘邦的无为而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权力的力量平衡，而这种平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打破，最终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虽然西汉政权迅速平定了此次暴乱，但危机已经突显出来，思想与制度的转变迫在眉睫，这次的关键人物是汉武帝。 汉武帝最大的贡献在于从内外两个方面重整了帝国的秩序，对外就是不断攻打匈奴，这个暂时不说。对内就是改变以往的“无为而治”，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不过，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汉武帝尊崇的儒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有很大不同。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是周代礼制的产物，讲究的是“克己复礼”，其目的是恢复周代的礼制制度；汉武帝时期的儒家主要任务则是迎合权利需要，创造一套观念系统，来证明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时候的儒家并不是儒家，而是法儒家。之前我们一直说法家逻辑在大统一王朝行不通，关键在于大统一王朝的地盘扩大，人口增多，如果事事都尊崇“法”替代“礼”的逻辑，就会缺少变通、缺少因地制宜，所以陈胜、吴广、刘邦才会起义。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董仲舒很聪明，他给法家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套，这就是“外儒内法”。汉武帝时期专制已经成型，儒家根本不可能再提倡“克己复礼”，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帝王一套新的观念，并且将这套观念的解释权牢牢握在自己集团的手中，这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一套对皇帝的反制力。 这套新的解释系统在“王庶文讲坛”中曾经提到过，也就是所谓的《洪范五行传》、“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这一套，它们的基础是《尚书》，是儒家经典，由儒家提出，再由儒家升华，所以解释权也在儒家手中。 从此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也基本就是这个形态。观念层面上是儒家在主导，儒家在解读天意，皇帝也不敢轻易挑衅它。在制度方面，其实还是在遵循法家逻辑，还是在强调统治效率和战争效率。 到了这个时候，划时代的任务完成，周秦之变终于完成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汉朝之所以能够击败项羽、取代秦朝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寿的大统一王朝，很大原因就在于它有意无意的综合了几家的观念，从而让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获得了安顿。#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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