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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浩溦
关键词 颜真卿、道统、董其昌、明代 正文 一、明代道统理念下对颜行的评价及认知人处于不同历史时期, 哲学观会根据不同的大环境而有相应改变, 如南宋末期, 国家面临灭亡, 外族即将统治之时, 颜真卿的忠义性为时人的精神支柱, 而到明代初、中期, 国家太平安稳之际, 时人的关注点就会有所改变, 儒家学说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深刻性在这种和平时期就表现了出来。宋以后七百年间, 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 在其影响下, 人们对于道统学说十分尊崇, 而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在此之际, 众多文人将道统的观念直接带入到了书学领域。因此, 此际文人对于王羲之、颜真卿等书家书法的品评几乎上升到了政治态度而非纯粹的艺术态度。  颜真卿《祭侄文稿》行草 局部 道统理念在书学领域中植入, 使得书学领域在明代有着较为明确的等级之分, 项穆的《书法雅言》中明确提到:“是以尧、舜、禹、周皆圣人也, 独孔子为圣人之大成;史、李、蔡、杜皆书祖也, 惟右军为书之正鹄。” “宣尼、逸少, 道统书源, 匪不相通也。” 由此二言可知, 王羲之于书学领域的地位同孔子于儒家学派的地位一致, 皆为正统, 以这样一种类似于“正本清源”的叙述将王羲之的地位确立, 指出他是应当为众人所推崇学习的最重要的对象。 再如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书论》中曾说:“唐人书, 欧阳率更得右军之骨, 虞永兴得其肤泽, 褚河南得其筋, 李北海得其肉, 颜鲁公得其力, 此即所谓皆有圣人一体者也。其后徐季海则宗褚河南, 张从申则宗李北海, 柳公权则规模颜鲁公, 而去晋法渐远矣。” 此言亦确定了王羲之于书坛的统领地位, 十分鲜明地指出后世诸家皆是学自王羲之, 只不过都仅仅取得了王羲之其中一点或两点的精髓, 颜真卿也仅是得右军之力。 此外项穆还曾提到:“盖闻张钟羲献, 书家四绝, 良可据为轨躅, 爰作指南……六朝名家, 智永精熟, 学号深矣;子云飘举, 姿称貌焉。至于唐贤之姿, 褚、李标帜;论乎学力, 陆、颜蜚声。若虞若欧、若孙若柳, 藏真张旭, 互有短长。或学六七而资四五, 或学四五而资六七。观其笔势生熟, 姿态端妍, 盖可辨矣。宋之名家, 君谟为首, 齐范唐贤, 天水之朝, 书流砥柱。李、苏、黄、米, 邪正相半, 总而言之, 傍流品也。” 此言中, 明确指出, 自魏晋之后的诸位书家, 虽各有优劣, 但总体来讲均“傍流品也”。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在明代, 书坛各书家等级较为分明, 除东晋王羲之为正统之外, 以下各朝代书家均是以王羲之书法为主流的分支派系, 故颜真卿同样属于分支派系。在选择学习时, 即便颜真卿书法有可取之处, 但时人还是会更为关注追求王羲之这种正统书风。 颜真卿的书风雄浑厚重, 真力弥满, 与王羲之书风的萧散典雅区别是较为明显的, 这种区别在明代也得到了不同的评价。杨慎曾言:“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 自颜而下, 终晚唐无晋韵矣。……至赵子昂出, 一洗颜、柳之病, 直以右军为师, 右军之后, 一人而已。” 从此言可看出, 颜真卿书风的变革在受理学影响的明代, 因道统观念的根深植入, 无法使所有人信服, 从其言“至赵子昂出, 一洗颜、柳之病, 直以右军为师, 右军之后, 一人而已” 可知, 在书学道统下, 取法王羲之才是时人最为认可的。且颜真卿书法的雄健之风, 使王羲之的典雅意蕴受到很大冲击, 一定程度上无法使时人接受, 取法乎上的观念也使此际文人在学习书法时会尽力向更古追溯。既以王羲之为书坛大统, 那么取法之时也不应该再从王羲之之后的书家着手。正如项穆所言:“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 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 明代对颜真卿的评价也并非完全否定, 对于颜真卿的行书, 时人还是保有一种赞赏态度的。项穆提出:“若其行真如《鹿脯帖》, 行草如《争坐》、《祭侄帖》, 又舒和遒劲, 丰丽超动, 上拟逸少, 下追伯施, 固出欧、李辈也。……唐书虽有三变, 虞、褚之真与行草, 陆李之行真, 鲁公之行草, 率更之真书, 长史之飞草, 所谓出类拔萃, 固非随波逐流者也。” 项穆虽然道统思维根植内心, 但在此句中并没有忽视否定颜真卿行草的艺术水准, 并给予“出类拔萃”的肯定评价。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再如明代影响力巨大的董其昌曾多次在其《画禅室随笔》中赞颂颜真卿, 如:“余近来临颜书, 因悟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者, 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 绝去欧、褚轻媚习气。东坡云:'诗至于子美, 书至于鲁公。’非虚语也。” “《争座位帖》宋苏、黄、米、蔡四家皆仿之, 唐时欧、虞、褚、薛诸家虽刻画二王, 不无拘于法度。惟鲁公天真烂漫, 姿态横出, 深得右军灵和之致, 故为宋一代书家渊源。” 这两段话中表明了董其昌对于颜真卿雄浑厚重书风的赞赏之意, 并提出了欧、虞、褚、薛四家存有拘泥、轻媚习气的观点, 这在一直尊崇二王, 以师承二王书家为优的明代是很有远见的。 二、颜行在明代的传承与接受——以董其昌为例明万历三十一年, 董其昌辑刻《戏鸿堂法帖》一部, 共十六卷, 这是明代极为重要的丛帖之一。他在《戏鸿堂法帖》中收录颜真卿行草书八帖, 第九卷全部收录颜真卿书作, 是明代丛帖中收录颜真卿书作最多的丛帖, 足见董其昌对颜真卿行书的重视。《忠义堂法帖》自刊刻之后在历代的流传始终不尽人意, 其中许多帖目之精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继承, 董其昌在其《跋送刘太冲序》一文中就曾提出疑问:“宋四家书派皆出鲁公, 亦只《争坐帖》一种耳, 未有学此序者, 岂当时未有流传耶?” 宋四家未曾取法于此, 而董其昌却在《忠义堂法帖》中收获巨大, 并有数件临摹作品传世。  董其昌临颜真卿与蔡明远帖 《忠义堂法帖》中《送刘太冲序》《与蔡明远帖》书风宽绰隽爽, 对董其昌影响深远。观其所临《与蔡明远帖》 , 较之颜真卿所书, 此临作在章法的安排上将“宽绰”表现得更为夸张, 通过空间上加大行距字距的处理方式, 使得临作章法更加宽博空灵, 而这种章法自是董其昌极为典型的风格。通过董其昌所临的《与蔡明远帖》, 或可猜测其章法形成是受到颜行影响的。但除了章法不同之外, 董其昌这件临作比之颜真卿所书, 不似那般厚重沉实, 反倒清丽典雅, 二者书风气质均有很大的不同。  董其昌临奉命帖 再如其临摹的《奉命帖》 , 二者对比来看, 临作看似结构章法均与《奉命帖》相类, 但整幅作品的气质却仍是截然不同的。此临作气质空灵, 颜真卿所书则更加厚重, 这种气质上的区别同上述临《与蔡明远帖》相同。董其昌虽是临帖, 但书写气质与颜真卿迥然不同, 这种情况不免让人深思, 董其昌形临自颜真卿, 神又从何而来?细究风格差异之原因, 与明代崇尚二王、道统理念深植的大环境不无关系。董其昌书法深受二王的影响, 其自身的书风也与二王萧散典雅的书风极为接近, 即便董其昌在其书论中多番夸赞颜真卿书法, 也临摹其书作多幅, 但若仅据此便断言董其昌书法传承自颜真卿则未免太过牵强。 明代道统理念根深植入, 董其昌身处明代, 又为明代最为重要的书家之一, 这种思想理念上的影响必定是深刻的, 观其临作, 不难看出其中二王的影子。作为书坛正统的二王书法, 始终都是书家毕生所求的, 故董其昌很多临作形似颜真卿而神似二王, 便不难以理解。但纵然董其昌实以二王写颜真卿, 也不可否认颜真卿对董其昌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其自身书法的结字与颜真卿十分接近, 线条上, 颜真卿的雄浑厚重之态也使董其昌原本秀劲的线条更具骨力。  董其昌倪宽赞传 (部分) 观其所书《倪宽赞传》 便知, 董其昌已深入颜行并得其三昧。此作线条沉实有力, 渴笔枯而不干, 气质隽爽潇洒, 若非深入学习颜真卿, 断无法写出此类书作。故在道统理念深植的明代, 董其昌对颜真卿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书法的继承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模仿, 否则落入古人窠臼, 难以革新, 故如董其昌这般继承古人又不泥于古人者才能够为书法的继承发展提供新的血液。故他借以颜真卿之力来书写其心中的二王, 既是受明代大势的影响, 也是董其昌独出机杼之处。 三、颜行对明代书法的影响思想理念对于艺术的发展向来有着极为强大的影响力, 艺术的表达是无法脱离思想的掌控的。同样, 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必然要受到这个时代大哲学观的影响。在被理学笼罩之下的明代, 对于道统学说的推崇, 使得此际众多文人将道统的观念直接带入到了书学领域, 王羲之书坛正统地位的确立, 实则对其之后所有书家发展传承都存在着影响, 颜真卿亦不能例外, 但这不能否定颜真卿在明代书坛的意义。 时人或说“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 自颜而下, 终晚唐无晋韵矣” 或说“鲁公直入山阴之室, 绝去欧、褚轻媚习气。 ”然艺术本无好坏, 在不同时代的审美环境下对其是有着不同理解的, 对于一种书风的看法也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 因此历来对于颜真卿行书的品评都是对其存在意义的一种肯定。 虽然在明代颜真卿的行书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董其昌却通过颜真卿书法的激发, 形成一种新的书风, 成为明代举足轻重的书家, 足以说明颜真卿行书对于后世书法的深远影响。且颜真卿行书书风不同于王羲之, 其书法在明代似乎“不合时宜”, 但随着时光的迁移, 至清代颜行的复兴, 可知颜真卿书法在明代虽仅是以一种分支派系的地位存在, 但实则已作为一种新兴书风开始萌芽。故颜真卿行书在明代上承王羲之书法, 下启新时代书风, 对于书法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章摘自：《美与时代（中）》2018年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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