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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素描:23个朋友与23个地址之二(2)

 置身于宁静 2022-03-29
           云南昭通昭阳区洒渔乡白鹤村8组
  
  大凉山的彝族源流两大支系部落“曲涅”与“诺苏”,是从云南的昭通永善渡河到大凉山雷波而来;在大凉山彝族的送魂“指路经”的魂之终点——“滋滋浦武”(灵魂的栖地)就在昭通境内。可以说,大凉山彝人之前,昭通是彝人的一个大本营(祖地、繁衍地、生栖地);而现在我们来看昭通,其彝文化经过自明清开始的“改土归流”“汉化专统”“移民变色”等政策,到现在四、五百年间,其彝文化已荡然无存,其彝族只是一个族别符号,其文化底色、文字古传、相沿古习已成零枝残花,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现实。而迁徙到大凉山的彝族,由于大渡河与金沙江和西部寒地等阻断了与外界的交流与融合,它完美独立地保留了彝文化的原色、底色,这又是一个多么的有幸啊!所以当“伟大80年代”中国吹响现代诗潮的号角,以吉狄马加为首的彝族现代诗人便以文化原色加现代理念融入到当时的先锋诗阵,而由其发端的“彝诗”血脉30年来,使大凉山这块土地形成了庞大的“彝诗群体”的生生不息,这根本因素应归功于彝文化的原色底蕴。在和嘎足斯马交往中,他便被《独立》倡导的“地域诗歌写作”摇醒,使这个昭通的彝人之子,开始清理彝民族在昭通的残根,并自觉地把维护文化根性的思想融入到写作以及精神行为中,这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近年他的《大乌蒙》(组诗系列)是一大突破,而云南的许多民族诗人,太多依附功名利禄,在削减自己的根性与本性的同时,不知不觉走上了消失自己的不归之路,这是很可悲的。作为地域中的写作者,必靠地域根性文化,并由此出发,才能走向大境。嘎足斯马,一匹正在乌蒙山啸起黑色彝风的雄性之马,正以钢铁的阳性之声穿过历史的尘幔,踏入母血最温暖的拥抱。
  
  成都自由街003号女性现代诗研究所
  
  在与我交往的几位女诗人中,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个性、或者说独立性,这就是她们诗歌以及其精神世界的立身之本。个性,也可以说成是硬性,在中国当下更多的女性中这个词以及其特殊的品质是久违了。许多女性还没有从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女奴”地位的阴影走出,或根本就不会明白自己被阴影弄瞎了“人性”。因为长期的专制体制,不仅黑暗了男人的骨质软化,要求更多女性坚硬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其艰难的事情。从“五四”始的“呐喊”到今日的“新世纪”。近一百年了,我们还没有自己足够的“自由天空”,这是中国的悲哀。好在“伟大八十年代”崛起“女性诗歌”之烈烈火种洒在了这块土地上,只要有时机与机遇,她们便会落地生根。我始终认为,中国女性在现代诗歌中找到了自己最自由的自尊与自强,也是现代诗歌,使她们黑出自己的双翼之翔与黑梦宽阔。所以与我交往的几个女诗人,她们精神世界的硬性(个性)决定了她们笑傲独立于世间黑暗的纯洁品质。经常读她们的东西,你能看清她们彩裙中那枚山月的雪白和山谷中清澈泉水所流淌的银色月光。有时不得不从心中生出许多新词来向她们敬意:“女铁”“女火”“女灵”“女诗”……。这些都是她们天生自长的属性与美丽。就像世界由女阴产出而崇敬母神一般,我们在汉语现代诗歌的长河中,应顶礼这些优秀的女性写作者们,她们在丰富人性、感性、锋利性等方面对语言的锻造与推进,对中国现代诗歌硬性元素的增垒,常常使我们所谓的“大男人”汗颜。她们已经崛起,站在一片属于她们的女山上,火火闪闪地吹唱着自由的生命之歌;只是世界太多迷雾,隐去了她们无以言表的价值与美质,如果让她们像天马一样横过天海,我想世界的海洋有大部应该叫女海。
  
  四川大凉山冕宁磨房沟水电站
  
  这是一个特别让人一看便记下的地名,在现代的水电站未来之前,有一座古老的磨房在水沟的边上随岁月时光的流逝而呼吸它在“磨”的过程的人迹与人味;以及由此“磨”出的世俗故事、生存境况。后来水电站的“电磨”使原的“土磨”更换了一种呼吸方式,这在一个地名上,再生一个新地名与老地名具有意义的重合性的,在世间似乎仅此一处。我只知道1989年创办中国第一份“中专生诗报”---《新诗人》的张修林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20年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时光;修林90年代的诗歌轨迹是和阆中袁勇主办的《阆苑》《名城诗报》《诗歌研究》以及西安周渔主办的《表达》所密切联系的;他的诗歌以及理论才华在这些民间诗刊上惊彩眩目;可以说达到了他一生的某种高度。90年代末期,其隐迹有年,在2004年前后触电网络,再次掀开写作的大门。而此次的修林的才华更多的转移于回忆与政论文章,其冷静犀利的刺黑之笔与忧国之志,使我们看见另一个崭新的“诗人”;这是脱胎换骨的自然过程,我们不难理解,修林在新世纪的“重出江湖”,是基于其80年代的“理想埋藏”。因为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有一种火焰的精神硬力打进骨头,不管以后世事如何,他们的心中始终不会熄灭那盏“神灯”;这也是“伟大80年代”给后人留下的人文珍贵遗产;九十年代比起80年代来,不能给出更多什么,因为物欲的大潮打开以后,苍蝇与群虻涌动的天空,价值以及人文标向的纯静已被撕裂;好在深居大凉山深处的修林,在磨房沟的古新双重之“磨”中,已“磨”出自己的“电”;这电接通现实与天堂;使理想者的胸膛永远透亮,或如雷电掀动的河水,纷踏出山地蛮性的狂啸,一只只奔跑的野狼,黑出自己山性的锋利。
  
  
  四川大凉山喜德民族漆器厂
  
  1984年9月,周伦佑兄弟二人在西昌市文化宫讲演“现代诗”与“爱的哲学”。特别是“现代诗”给我的冲击以及吸引是巨大的,我清楚地记得周伦佑讲诗时的手势向上举起放下时的有力与果断,这就像他后来刮起全国巨响的“非非诗潮”,似乎在当时就预见了某种“前瞻”。文化宫内座无虚席,诗爱者们除了静声静气仰头专心听讲,就是沙沙勤奋的记录声与抄录声,因为作为爱诗的我们,已经沉浸在一种神彩飞扬与崭新思维的“语诗之境”中;有一只蚂蚁跑过都会被大家认为是多余的;因为讲演台上那个被崇拜者所抛出的激情焰火,已将我们快乐酒醉般燃烧在现代诗的自由狂风中。周伦佑的伟大之一,是使这些听了他讲演的诗爱者们,后来在大凉山这块土地的西昌、会东、普格、喜德等地纷纷举旗创办了诗歌民刊《跋涉者》《山海潮》《000诗潮》《女子诗报》《三号文学社》《温泉诗刊》《海灵诗报》《天狼》《野风》《折磨河》等。特别是周伦佑所居的西昌,在整个“伟大80年代”产生的有影响的民刊就有10多种之多,各种诗社、文学社更是如云,这在当时的民间诗潮中,可能是最密集与最火爆的地区之一,这是“伟大80年代”的人文奇景。当时我在西昌凉山财贸校读中专,离西昌市文化宫有20多里,每天晚上的讲演,我是吃了晚饭后从学校跑去的,听完后已是晚上9点过,肚皮已经咕咕叫,在路边的商店用节省的助学金卖一袋饼干,一边小跑一边吃着饼干赶回学校。回到学校已是10点过,同学们在寝室里点起蜡烛、打开手电,听我摸仿周伦佑讲诗的动作开始讲演、争论到深夜。仕勇就在那时认识的,他是“83物价班”的,住在底楼,我们“会物高84级3班”住在二楼。他们班还有两个写诗的(已记不清姓名),我在他们寝室谈诗时,他座得不是很近。后来出了学校,1987年10月我在普格办《温泉诗刊》,我们经常联系,他取名“老伞”,在《温泉诗刊》上发过作品。90年代初,他和喜德几个朋友搞了个民刊《苍狼》,我去喜德曾和《苍狼》的朋友们交流,大家到过冕山等地玩,有一个老哥钟宁,古体诗写的不错,后来断了联系。仕勇在漆器厂当领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普雄,是去参加一个在奇冷天气中的婚礼,脚走在地上是木的,没有知觉。后来10多年中见过几次,大家只是打打招呼,座下来吃吃饭,没有深谈。2003年前后,他在昆明书店中看见我编的《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他心里一热,再后来在网上看见我的一些诗歌情况,于是我们又联系上又谈诗如回当年。他发我一个他近年写的诗专辑,原来这些年生活动荡、漂泊,他始终没有忘记读书、写作、思考,只是变得更能藏拙,将诗放在一个人的秘密中,我看他的作品吃惊不小,仕勇已经无意中成为一个优秀诗人,不管是爱情诗、历史诗等等,他都达到一定高度,且是个我性,就更自由与放松,这正应了艺术的最初目的,创造就是原真。
  
  河北定兴天宫寺乡铺头
  
  在《独立》10期中,设有“农民现代诗人访谈”专栏,李龙炳、张联、张树森(狂氓)、李果这四位农民居于四方,而其共同的东西是他们现在还在农村呆着,且一边做农活,一边写现代诗。这种诗人在中国很有代表性,特别是当今“打工战国时代”,农民兄弟们狂奔祖国八方。在他们求生之路上产生的许多困惑、眼泪、痛苦…反过来对照这四位农民诗人,我认为四位朋友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值得反思。农民所居之地其实存留着中国农耕文明的许多传统精粹所在,只要他们有生存之本,有幸福之本,一般他们不会离开故土的。当时代的经济快车轮辗碎几千年的农人之梦,他们为更多的“梦”开始撕裂与破坏传统文明的程序时,矛盾出现了;既现实与曾经延续久远的传统文化的许多珍贵东西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田原牧歌生活以及由此滋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性文化的端和祥气……)的冲突与背离;而在这种痛苦的抉择与突围过程中,更多的农民兄弟承载不了一个文明的责任使命与延续精神的,他们在去往城市扎根的异变过程中,更多的异化为一种“新型城市人”,而自己的祖源以及根血则被更多的世俗利益与物欲崇拜所抛弃或修改;这是中国的社会巨变引出的文明裂变所必付的高昂代价之一;就像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将自己以前的古旧历史作为文化遗产供奉于现实与梦幻的“旅游胜地”,以期形成自己“怀旧”的精神需求,而现实是由于文明进程,这些古旧的东西已经断裂在遥远的天空,成为不可连接的历史,这是多么的可悲!而四位农民诗人现在仍然在农村写诗,并坚持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其实这是一种农耕文明精神,或说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生存良知的积极坚守。当然,这坚守需要代价,需要坚守者看清自己的位置,也看清世界的位置。所以他们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诗人的行为可以不随时代潮流而更变;他们是神性灵物,是天长自成的,他的不能被现实黑暗的机器咬碎,也不能被自己肉体的心软弱低向社会世俗。如果一个村寨,还有最后一个人没有走,除了老人、孩子,就应该是诗人。因为在诗人世界中,现实的变迁是不给诗人更多酒杯的,诗人心中的酒杯自己靠孤独的力量酌满。所以,作为四位朋友的一员,狂氓在离京城不远的一个河北定兴小县放着自己的羊群,因为羊群身上是生活的香味,羊群头顶是阳光的诗歌,在诗歌头顶是诗人孤独高大的暗影,黑响世界的喧嚣;似乎在说,羊群、人、诗、天空,已经构成一个绝佳的生存世界。
  
  湖北房县县门街153号
  
  在我的朋友中,和我一样对大凉山彝族现代汉诗以及彝文化情有独钟痴恋深深的在山外有3人,一是广州的粥样,他取了一个彝族式的笔名利苏夺节(火把之子);他生的那天正是彝人火把节的节日(六月二十四),其年少时,家中管教很严,成天学英语枯燥之极,一日逛书店见一彝文书,犹感觉新鲜夺目,于是购之把玩;后来我编的诗集《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他从礼孩处获得一本,爱不释手,写下诗感诗评洋洋数千字,他后来三上大凉山,亲沐了这片神地,我送了大量彝族文化书给他,他视如珍宝。二是湖南的海上,他是从《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中读到原文化在语言背后的纯洁、古朴、蛮性,因为他的诗就隐藏有楚文化的神巫之气;彝、楚文化有许多共源共脉共性;只是楚文化的原色保留不像彝文化中的古彝文、古彝经、古彝俗等在大凉山依然存在并孕育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彝族现代诗人。海上已是四次来大凉山,最早的一次在70年代末期,海上浪游四海来过,当时对大凉山的印像很好,后三次来,他在彝人原住地像个孩子般快乐,因为他喜欢这些原质原味原人性的自然感情与大地,他不但收集大量彝族文化书,并叫我搞一本古彝经给他,目前他正写作一篇多年的梦想之作,一篇有关彝族现代汉诗全方位的文化阐释文章。三是湖北的西域,西域和我在2000年后交流密集,且随着他与《独立》的关系,兄弟般和我靠得很近;日久见人心,从2007年起,他对《独立》《彝风》关注,开始细化到对“彝族现代汉诗群”的关注,而他的学养也在时间的磨洗中具有了很大的进步,2008年完成《对中国民间诗歌十五来的观察与梳理》以及后来的《大凉山上那些打着火把行走的黑衣人》以及《解读“独立”》等文章。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西域之名的取出之时,便预设了今天的结局;“西域”本身就是和西部地域文化有姻缘血脉的名字,所以我们成为兄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而以上三个朋友和我一样沉迷彝族汉诗与文化,其实是中华大家庭华夏文明大树之枝根的接通与挨近,这在自然文化上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大家的幸福,是大凉山的幸福。
  
  广东东莞长安镇美泰玩具二厂
  
  蓝紫近日来信,由于金融危机后下岗工作无着形成的“生存真实”,使之现在处于人生“最困难”时期;作为远方的朋友,只有为之在精神上给予敲击才是最有力的理解与帮助。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从湖南老家到南方打工,其生存的难度比起那些“一人吃饱,全家万岁”的单身者来说尤其重负。而她已经挺过了许多年,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一边还要在深夜的健盘上敲起精神之血的诗句,溅出现实与生存的疼痛与欢欣。近10年来,我交往了一批打工诗人朋友,从他们身上我看见,中国在巨大社会迁变当下,许多底层普通打工者所承截的一个民族经济与开放发展所带来的精神与生存动荡在他们身上的强烈印痕。我是幸运的,有这些社会底层的朋友们每时每刻给我上着生动的“人生大课”。中国当下打工群落以及精神空间应该有许多人去关注、同情、理解、帮助,宽其磨难之中求生之态的韧度与难度。张守刚、郑小琼、蓝紫、游建明、程鹏等打工诗人所写出、所表达的是一种活态的人类精神的“社会生存学”活血样本;作为同是这一天空下的兄弟,应该张开你良知未眛的胸怀,拥抱他们的善良与一颗红闪奔荡的心火。只要人世有诗存在的地方,我想是“最幸福”“最有梦境”的地方,从这些“幸福”梦境之地出发去获得生存的钥匙;作为人,便多了一种洁白之雪的沉淀。这在“动荡”“迷乱”“混浊”的南方打工场境是多么的重要。虽然这种洁白存在许多人心灵中,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只要存在,这种洁白终有一天会使许多人走上黑色群山拥抱的峰顶,去亲闻峰顶雪莲的冷寒与洁白,这便是精神的最高境界。所以对于如蓝紫一样,走影于茫茫众生打工群落中的“诗人们”。你们必须靠精神的“无形气囊”,装上你们的发动机器,获得生命旋动与起始的内力,你们才能在南方这“庞大”的黑暗机器中,放进你们用坚硬夯实的意志,进而象鹰一样飞起,跃高一万丈,低瞰那些“恶臭”与“苦痛”;然后又落地,用钢铜之力穿透世俗,获得早茶与牛奶的芳香。
  
  四川乐山长征制药厂
  
  巧玲生活在一个频临倒闭的国营企业,其思想的锋茫与硬度形成是和环境有关的。14年前,我在一国营机械厂呆了近8年,经历了停产、半停产、倒闭等多种“生存语境”。我要感谢这些“黑暗”。他们使我过早地懂得了“肮脏”“麻木”“虚伪”“残酷”“无赖”“鬼混”“倾轧”“欺骗”“邪恶”这些词语,也是在这些黑色词语中,我渐渐靠爬过生存呼吸悬崖的一双提前“老成”的眼睛,看清“黑暗”中潜藏的人类的善良、纯朴与洁白。老天有眼,使我爬过那漫长的“磨难地”后,给我一笔终身享用不尽的“黑暗遗产”。那些时光,最值得回忆的是我一人,在一幢孤独的三层大楼中的一间木板屋子里,趁深夜无人光着热汗流淌的臂膀,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偷偷地刻着钢版蜡纸,然后油印民刊,邮寄民刊,以及不懂诗的朋友们的无私掩护与帮助。我用善良与一页页厚厚的书遮住了那些苍白与空洞时光。我始终认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不可能处于“困境”中对困境真实作更多真实的笔录,他的更多东西是内化潜移的,“黑暗”的现实只能使之形成独立思考的前件。“黑暗造思想”(独立之思想)是我的感悟。巧玲同样,在她的诗中你看不见现实场景的具体影子,她的语句都是沉淀内化之后某一时刻的灵魂“闪出”。她的诗成为了她生活天空中的一个“精神天洞”。她情愿自已是天堂中那没有黑尘的干净月亮。从她个性硬质的语句中,我看见其精神的独立不污品质。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那一片没有大风的隐地,一个人静听自已灵魂之雪从天而降的透明,这是一个真诗人的自融与自圆,够了,这就是幸福!她现在仍在厂中,仍在“境”中,也可说是在“诗场”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黑色的眼睛望穿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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