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语》 与《孟子》

       现在习惯上把《论语》、《孟子》 归到诸子之列， 以为孔、 孟不过是诸子中的两位而已。但在历史上， 他们的影响是诸子绝对无法比拟的。《论语》 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孟子》在宋代被列入“十三经”。 元延佑（延佑（元年：1314年 - 末年：1320年）是元朝时元仁宗的年号,共计6年。）中恢复科举后， 这两部书即被定为教科书， 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 尽管说读《论语》、《孟子》， 更多的人带有功利目的， 但它一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时， 功利二字却无法概括其意义了。 宋游酢（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阳人。初与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故所习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召还为监察御史。历知汉阳军、和、濠三州而卒。）说：“读《论语》、《孟子》 而不知道， 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奚：何，什么；以：用；为：表疑问。虽然很多又有何用呢？常用于对于多而无当的反诘。《游廌山集》 卷三)这反映了古人对这两部书意义的认识。 从宋以来， 学者们都认为要通《五经》， 就须先读《论语》、《孟子》， 因为这两部书蕴含着孔、 孟对《五经》 的理解和体会， 比《五经》 容易读， 而且孔、 孟二圣鲜活的形象都隐存在其中， 可见圣贤气象。 朱熹就曾引程子的话说： “先读《论》《孟》， 次及诸经， 然后看史， 其序不可乱。” (《朱子读书法》 卷四)。 因此八百年来， 《论语》 与《孟子》 的影响， 要远大于《五经》。

1、《论语》： 人格典范

      《论语》 可以说是孔子及与孔子有关的言行录。 之所以叫“论语”， “论” 有编次（1. 按次序编排。 《史记·孔子世家》：“追迹 三代 之礼，序《书传》，上纪 唐 虞 之际，下至 秦繆 ，编次其事。”《隋书·音乐志上》：“案 汉 初典章灭絶，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 唐 苏鹗 《苏氏演义》卷下：“牋者，编次也。古者书纪其事，以竹木编次而为之。”《红楼梦》第二三回：“﹝ 元妃 ﹞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 探春 依次抄録妥协，自己编次，叙其优劣。” 郑振铎 《＜现代创作文库＞序》：“为使读者明了某一作家最近的倾向，故作品目录的编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编上去。”2. 编辑整理。 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吾家世文章……有诗赋铭誄书表啟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盪尽，竟不传於世。” 唐 孙棨 《＜北里志＞序》：“静思陈事，追念无因，而久罹惊危，心力减耗，向来闻见，不復尽记，聊以编次，为太平遗事云。” 宋 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三：“ 庆元 初， 赵子直 当国，召 朱文公 为侍讲。 文公 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3. 编排次序；编辑体例。 唐 刘知几 《史通·六家》：“其编次多依放通史。”旧题 宋 苏轼 《仇池笔记·论＜文选＞》：“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 明 叶盛 《水东日记·晦庵＜小学定本＞》：“然《大全》编次伦序不能精当，恐亦未可凭也。”）之意。据《汉书· 艺文志》 所云：“《论语》 者， 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 门人相与辑而论篡， 故谓之《论语》。”

      孔子(前 551 -前 479)， 姓孔名丘， 字仲尼， 春秋鲁国人。 现在人对他的定位是， 儒家学派创始人。 其实以一个学派创始人的地位来评价孔子， 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这不能真正说明孔子存在的意义， 更不能反映他的历史地位。 孔子一生进行着三项活动， 一是政治的。 他认为礼乐制度是由人类文明的积累而形成的最美好的一种文明制度， 春秋诸侯争霸而导致礼崩乐坏， 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因而他周游列国， 一心想复兴礼乐文明。 二是文化的。 他认为人类文明的结晶盛载于“六经” 之中， “六经” 在则文化传， 六经亡则道义丧。 因而他努力整理文化典籍， 确立了以“六经” 为核心的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 三是教育的。 他开门收徒，有教无类， 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立学校， 改变了以往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 使得大批平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他接纳弟子三千余人， 等于开办了一座“孔子学院”， 教出了身通“六艺” 的七十余名高才生。

        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 然而他的后两项工作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创造了中国民族历尽劫难而不灭的历史。 无论哪个民族，要想入主中国， 首先必须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能行中国之道”， 方有资格“为中国之主”。

       但是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据， 一旦文化消失， 植根于这个文化的民族便不复存在。因而无论鲜卑族， 还是满族， 其一旦行“中国之道”， 其民族便会失去“自我”， 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而以孔子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却拥有了更多的人群。 因此可以说没有孔子， 就没有这个经典系统， 也就没有中国民族的今天。 其次他开办教育培养出的大批人才， 直接促成了战国的文化繁荣， 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战国诸子百家， 有相当多一批人都是七十子的弟子或再传、 三传弟子。 如墨家创始人墨子， 本“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 (《淮南子· 要略》 )。 战国最早的法家代表人物吴起， 尝学于孔子的弟子曾子” (《史记》 本传)。 法家最大的代表韩非， 则是大儒荀子的学生(《史记》 本传)。 道家一派的大师庄子， 韩愈以为出自子夏一派(《送王秀才序》 )， 也有人认为出自颜回一脉(今有主此说者)， 这也并非没有可能。 总之孔子在人才培养上获得的巨大成功， 为中国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

      毫无疑问。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号巨人。 可是 20 世纪却遭到了噩运。 把他说成是反动的腐朽阶级的代表， 从政治上到人格上都彻底给予了否定。 其根据是： 第一， 他属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 第二， 在政治上他反对政权下移和僭越行为， 如鲁季氏用天子之乐， 他反对； 季氏越礼祭祀泰山， 他反对； 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 他反对等。 第三， 制度上反对改革，如反对晋国铸刑鼎， 反对季孙氏废丘赋等。 第四， 经济上反对新兴的富有者， 如对季氏富于周公， 他就十分不满。

       这样的分析似乎很有道理， 但却在此机械地解剖， 支解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应该想到孔子既然如此糟糕， 为什么那个时代竟然有三千有志之士追随他？ 他之后从皇帝到平民竟然有那么多人崇拜他？ 难道这些人都失去了 判断？ 都受了 蒙骗？ 而且在千百年的历史中竟无人人（衍文） 觉悟？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孔子是否真反动、 保守， 我们可从四方面认识：

       一、 从孔子在时代文化中的角色看， 他代表的是先进的文明制度。 春秋是一个文化大冲突、 大融合的时代。 一方面是横向上的各地域、 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 如夷夏之争、 楚与中原诸夏之争， 以及齐鲁异俗等。（由于齐鲁两俗并存，山东民俗自成系列。古时山东分为齐、鲁两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形成不同风格的民俗并且一直相对存在，互相影响却又自成风格。山东东部是齐国，西部是鲁国。由于两个古国对后人影响至深，至今山东还是被称为“齐鲁”。齐、鲁的不同民俗，形成后来山东民俗的地区差异。齐俗继承东夷文化传统，较少受宗周礼制的束缚，带有商品经济的色彩。鲁俗则试图用周礼来替代原有的文化传统，更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 一方面是纵向上的先代文化遗存与周文化的冲突， 如宋襄公以人祭社（人祭即杀人作祭品来祭祀神灵,是残酷而野蛮的祭祀。）、 秦穆公以三良殉葬（应劭汉书注曰:秦穆与群臣饮酒，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等许诺。及公薨，皆从死。"三良"，是指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是当时秦国的三位贤臣，为秦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秦穆公死时，除以170个活人殉葬外，还要"三良"一起殉葬于地下。）等。 文化的冲突， 实际上就存在着文化的重新选择。 孔子本是殷人之后， 但他放弃了血缘的偏见， 选择了最能代表先进文明的周文化。 他说：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朝的礼乐文明制度在夏商二代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代表文明的进步。 同时， 孔子在这场文化冲突中， 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 前代的文化收于孔子一手， 后代的文化出于孔子一身。 没有他， 可能经过了数千年进化的文化传统就会断绝。 所以孔子有“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的感叹。

       二、 从当时社会对孔子的认识看， 他的形象是崇高、 伟大的。 用今天的价值观去评论历史， 一定会有偏差。 只有返回历史， 从那个时代人的眼里， 才有可能看到真实的孔子形象。在仪封人（仪:西陵国的一个镇(今西平县仪封村)。封人:镇守边界的官。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眼里， 孔子是时代的“木铎”（宣扬大道的人。1. 以木为舌的大铃，铜质。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鐸。”郑玄 注：“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鐸以警众，使明听也……文事奋木鐸，武事奋金鐸。”《周礼·地官·乡师》：“凡四时之征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以市朝。”宋 苏轼《元祐三年春贴子词·皇帝阁》之一：“蔼蔼龙旂色，琅琅木鐸音。”清 邹容《革命军》第四章：“自古司 东亚 文化之木鐸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2. 以喻宣扬教化的人。《论语·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鐸。”） (《论语· 八佾yì》 ) ， 有着号召人、 导引时代人前进的意义， 代表的是人类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达巷党人（指七岁而为 孔子 师的 项橐 。《论语·子罕》：“ 达巷党 人曰：'大哉 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朱熹 集注：“ 达巷 ，党名。其人姓名不传。”《汉书·董仲舒传》：“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於 达巷党 人不学而自知也。” 颜师古 注引 孟康 曰：“人， 项橐 也。” 明 陈文烛 《＜少室山房笔丛＞序》：“大哉 孔子 ！博学无所成名。 达巷党 人知（智）足以知圣人者。”）的眼里，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 ) 。 在当时贵族孟僖子的眼里， 孔子是必然要显达起来的圣人之后(《左传· 昭公七年》 ) 。 这反映了时代人对孔子的评价与期待。 虽然孔子也曾受到当时一些人的嘲笑， 但嘲笑中留着几份同情和婉惜， 在人格则都是充分肯定的。 至于孔子的弟子， 他们对于孔子的尊敬、 崇拜以及评价， 如云：“夫子圣者与”、“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 忽焉在后”、“仲尼， 日月也”、“夫子之不可及也， 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等， 就更可看出孔子在时人心目中的高大了。

  

        三、 从孔子的社会文化观看， 他是主张社会发展、 变革的。 这一点在《论语》 中就有清楚的反映。 如《论语· 为政》 说： “子曰： 殷因于夏礼， 其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 其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 虽百世可知也。” 殷礼是在夏礼基础上改定的， 周礼又是在殷礼基础上改定的。 这无疑是在认可社会文化是在不断变革中进步的。《卫灵公》 篇云：“子曰： 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 服周之冕， 乐则韶舞。” 这里所说的则是文化变革中择善而从的问题。夏历有利于农业生产， 故而采用夏历。 一直到今天， 农村中通行的仍是夏历。 殷代的大车、周朝的礼帽、 舜时的乐舞， 都是在同类比较中择善而从的。 显然孔子是在人类创造的全部文化中， 用开放的态势进行选择的。 他反对的并不是社会进步， 而是“天下无道”、 战乱、 篡杀、 财富政权掠夺、 奢侈等等引向社会走向罪恶的行为和力量。

      四、 从孔子思想的本质来看， 看不到一点恶的影响， 而呈现出的是仁慈与善良。 他强调仁、 义、 礼、 智、 信、 忠、 恕、 孝、 悌、 温、 良、 恭、 俭、 让等等， 无一不体现出他的道德精神与人格追求。 他以“仁” 为核心的人格追求与以“礼” 为核心的治世理想， 勾勒出的是一位圣人的救世苦心。 由此而言， 定孔子为千古罪人， 显然是在一种错误观念的导引下所得出的不负责的错误结论。（民族败类总是抹黑民族精英，煽动一群无知者，而且常常沉渣泛起。）

       就《论语》 一书， 它记录了孔子在日常生活的言语、 行为， 以及对事物的处理方式和看法。 在极为平常的记述中， 展示了一位圣者的作风， 确立了君子人格的典范。 甚至可以说，《论语》 展示的是以孔子为核心的一个圣贤集团的风范。 即如薛瑄（薛瑄(1389-1464)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薛瑄继曹端之后，在北方开创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关中之学"，其势"几与阳明中分其感"。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称之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高攀龙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可见其影响之大。 其著作集有《薛文清公全集》四十六卷。）《读书录》 所说： “观孔门诸弟子之言， 从容和毅， 皆仿佛夫子之气象， 乃圣教涵煦（滋润养育。唐 张说《大唐祀封禅颂》：“菌蠢滋育，氤氲涵煦。”宋 曾巩《移沧洲过阙上殿札子》：“真宗皇帝 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清 刘大櫆《送倪司城序》：“我朝之有天下，休息涵煦百年之久，民之散者以聚，地之草莱荒芜者以闢。”）而然也。” (卷四)“《论语》 一书，未有言人之恶者， 熟读之可见圣贤之气象。” (卷八) 在《论语》 一书中， 很少见到有轰轰烈烈， 也很少豪言壮语， 全书都显得那样平实。 但在平实之中却突显出了孔子及这个群体的圣贤气象， 他们在具体的言行中， 为人们树立了楷模。 请看：

       日常的行为表现：“夫子温、 良、 恭、 俭、 让以得之。” (《学而》 )“子温而厉， 威而不猛， 恭而安。” (《述而》 ) “子绝四： 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子罕》 )      对待自己严格： “吾日三省吾身。” (《学而》 ) “徳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述而》 )对待别人宽容：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里仁》 )坦诚待人： “吾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丘也。” (《述而》 )讲究信誉：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为政》 )不时地向好人学习： “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 )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 )反对骄傲自满：“周公之才之美， 使骄且吝， 其余不足观也已。” (《泰伯》 )“君子泰而不骄。” (《子路》 )少说多做， 以身作则：“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里仁》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子路》 )多做自我批评： “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学而》 )欢迎别人批评： “丘也幸， 苟有过， 人必知之。” (《述而》 )宅心仁厚： “君子去仁， 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里仁》）与人处和谐相处： “君子无所争。” (《八佾》 ) “君子和而不同。” (《子路》 ) “君子矜而不争。” (《卫灵公》 )对待富贵的态度：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 （《里仁》）“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述而》 )“邦无道， 富且贵， 耻也。” (《泰伯》 )追求精神修养， 淡薄名利：“朝闻道， 夕死可矣。” (《里仁》 )“君子忧道不忧贫。” (《卫灵公》 )对待乡亲： “恂恂如也(恭顺貌) ， 似不能言者。” (《乡 党》 )对待同事： “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和乐貌) 。 与上大夫言， 訚訚yín如也(和悦而诤貌) 。”(《乡党》 )拜托人办事： “问人于他邦， 再拜而送之。” 《乡 党》 )对待乡里老人： “乡人饮酒， 杖者出， 斯出矣。” (《乡 党》 )对待朋友： “朋友死， 无所归， 曰： '于我殡。’” (《乡 党》 )对待灾难： “厩焚。 子退朝， 曰： '伤人乎？ ’ 不问马。” (《乡党》 )对待不幸者： “见齐衰， 虽狎(亲近) ， 必变。 见冕者与瞽者， 虽亵， 必以貌(礼貌) 。 凶服者式(轼) 之。” (《乡党》 )教人行事的原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颜渊》 )

       事情、 言语都极平常， 但却平常到别人做不到的程度。 平易、 谦和、 善良， 有情有义，有同情心， 是非分明， 坚持原则， 贵义贱利， 忧道不忧贫，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以身作则，这就是孔子， 这就是孔子及其弟子为我们树立的楷模。 这是一种人生境界， 也是道德精神的体现。《论语》 中的任何理论， 都是围绕着这楷模展开的， 而这楷模的确立又是靠终身修己并不懈的努力完成的。 孔子有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踰矩。” (《为政》 )这里所列人生阶段的标志，也是不断修己、 提升自己人生境界的说明。 十五岁有志于学问， 这是修己的开始。“古之学者为己”，“为己” 就是要用学问修身。“三十而立”， 是修身的初步成效。“不学礼， 无以立”。“而立” 是因为把握了礼乐的基本精神和做人的基本准则， 在行为上能够遵道而行， 有所建树， 即所谓“学立德成”。 人生不断修养， 境界积十年而有一进。“四十而不惑”， 则是又进了一个层次。“惑” 是由于智， 学问日进， 经明行修， 对事物有了充分的理性判断， 即所谓“知者不惑”。 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 说的也是不惑。“不惑” 与“不动心”， 都是在理性的支配之下的心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就可以在纷杂的事物中辨清方向， 灵活地处理问题。即苏轼所说： “四十不惑， 可与权变”。 累积的“知”， 发生质的变化， 则是对天命的彻底觉悟， 便进入了“知天命” 的境界。 天生万物， 各有其性， 作为有别于万物的人， 仁义礼智之性并受自天。“知天命” 即是对于人的生命中所蕴藏的道德性的领悟。 一旦领悟到生命中道德性的存在， 就会在现实生活中排除种种足以使人乱性的物质诱惑和干扰， 保证人本性的纯洁， 并确认人性的发展方向， 将人性与天道统一起来。《中庸》 所说的“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言的。 这是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只有进入这个境界， 才能真正理解天道。 故孔子说：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 (《韩诗外传》 卷六)， 孔子之所以“知天命” 与“学《易》” 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正是因为他明白了人性与天道的关系。 他学《易》，一方面是要明白天道对人事的规定性意义， 另一方面则要推天道以明人事， 把握中庸， 以“致中和”， 使天地间多一份祥和。 进而至于“耳顺”， 这又是一个新的层次的境界。 之所以“耳顺”， 是因为对人生的各种问题都已做过思考， 对人生的修养目标早已设定。 这样各种外在的议论和压力， 都早已预知在心。 即如王弼所云“心识在耳在前也”， 自然无法干扰自己的行为方向。“不惑” 还要理性辨， 而“耳顺”， 则无需思考。 进而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 不踰矩”。 所习之道已成己性， 道与心融为一体， 从心即从道， 故而无论怎样随心所欲， 都可以不越规矩。 这是一个完美的人格境界。 孔子的这个人生经验，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体会， 但要最终达到“不踰矩”， 则非有克己复礼的硬功不可。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世师表， 其因也正在此。 我们在《论语》 中看有关于孔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之类的记述， 在现在人看来， 觉得不可理解。 其实很简单， 孔子一生行正道， 而且为正天下努力不懈， 在心理上， 根本不能接受歪的邪的东西。 在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中， 都能表现出他的正直不苟精神来。

      总之， 孔子用他的行为， 树立了君子人格的典范。 有人理解君子人格就是正直不阿， 认为坚持自我、 宁折不弯、 说到做到， 那就是君子。 其实孔子并不赞成那样。 孔子认为君子要把握的是道义原则， 而不是形式。 在不违背道义原则的前提下， 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 如面对殷末纣王的暴政，“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 三人虽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纣无道行为的反抗， 但孔子统称他们为“三仁”， 因为他们都是为“忧乱宁民”而采取的不同行为。 对于“言必行， 行必果” 的自我坚持， 孔子认为是“硁硁然小人哉”。因为他们不辨是非黑白， 在形式的坚持中丢失了对道义的把握。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也是这个意思。 孔子“毋意， 毋必， 毋固， 毋我” 的四绝， 也是对不知变通、 没有原则的坚持的反对。

2、《孟子》： 保民政治

       与《论语》 一样，《孟子》 也是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行录。 不同的是， 孟子参与了《孟子》七篇的写作与编辑。 据《史记》 说， 孟子名轲， 邹人， 受业子思之门人。 曾游事齐宣王、 梁惠王， 因不能用， 退而与其弟子万章之徒， 序《诗》《书》， 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 七篇。

      孟子的思想及其性格表现、 为人原则， 都保存在了《孟子》 一书中。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 但他没有孔子幸运。 孔子圣人的地位， 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基本确立了。 而孟子， 却一直有人对他非议。 王充有《刺孟》， 司马光《疑孟》， 郑厚（兴化军莆田人，字景韦，或作景常，一字叔文。郑樵从兄。高宗绍兴五年进士。历泉州观察推官、广南东路茶盐司干办公事。为言者所论，罢归家居十年。后起为昭信军节度推官，改秩知湘乡县。博学，工文词，尤精于《易》，学者称湘乡先生。卒年六十一。有《六经奥论》、《湘乡文集》。）《艺圃折中》 中又骂孟子“贼心”， “挟仲尼以欺天下”， “诵仁义卖仁义”。 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骂孟子说：“使此老在今日， 宁得免耶？ ” (全祖望《鲒埼亭集·辨钱尚书争孟子事》 引《典故辑遗》 ) 。 这主要是因为孟子没有孔子那样平易， 那样容易被人接受。 他的语言有感染力、扇动性， 却没有孔子的实在。 孟子与孔子有完全不同的性格， 孔子非常谦和， 对待人是温良恭让， 而孟子则是盛气凌人， 性格刚直。 如他正准备去朝见齐王， 齐王派人来告他， 说自己感冒了， 如果一定要见， 他就勉强上朝。 孟子马上便生气了， 说： 不幸得很， 我也病了。 第二天齐王派医生来给他看病， 他却跑到朋友家吊丧去了。 孟子要离开齐国， 有个朋友替齐王挽留他， 谏劝他， 他却伏在靠几上睡起觉来。 说， 你应该去劝齐王学会对待贤人， 不应该来劝我。 孔子是“畏天命， 畏大人”， 孟子则是“说大人则藐之， 勿视其魏魏然。” 完全不把大人放在眼里。 用他自己的话说， 那是“浩然之气” 所起的作用。 这“浩然之气” 是内中聚集的正义生出来的， 配义与道而行， 因而有了“至大至刚” 的特性， 使人有充满“天地之间”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理直气壮”。 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 自然就气壮起来了。《论语》 中洋溢的是“圣贤气象”，《孟子》 中所体现的则是“大家气概”。 唐韩愈《原道》说：“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 武、 周公， 文、 武、 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一论述确定了孟子在道统中的位置。 也为《孟子》 一书列入经典行列提供了依据。

      孟子的思想， 在政治上他是“王道论” 者， 要求统治者对百姓施行仁政， 关心民生； 在哲学上他是“性善论” 者， 认为辞让、 羞恶、 是非、 恻隐之心是人生来具有的； 在道德思想上他是“仁义论” 者， 认为“仁， 人心也， 义， 人路也”， 人应该守住这颗心， 坚持这条路。

      有人把“性善” 认作是孟子思想的的核心(如朱子说：“《孟子》 七篇， 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薛瑄说： “性善为《孟子》 之体要。” ) ， 也有人把“仁义” 认作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张岱年先生) ， 但《孟子》 书中最闪亮的还是他的“民贵” 思想。 他最让世人震惊的一句话是：“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本来“民本” 思想是传自尧舜的传统政治思想， 这在《尚书》 中看得就非常清楚。 但是如此明确把“民” 放到第一位， 提出“民贵君轻” 的理论， 这还是第一次。 孟子无论谈王道， 还是谈仁义、 谈性善， 他的意义指向似乎都在一个“民” 字上。 比如“王道”， 怎样才能王天下呢？ “保民而王， 莫之能御也。” (《梁惠王上》 )落脚点在“保民”。 再看“仁义论”， 国君仁义， 则能“乐民之乐”， “忧民之忧”， 施行“仁政”。仁政的目的， 仍在“保民”。“性善论” 其本质是哲学的， 而其实际仍在于政治， 推恩施仁，则可以保天下， 终端仍在于民。“民” 字在《孟子》 中出现达 200 多次， 可以看出民在孟子心中的分量。

       在《论语》 中， 孔子是对着一般人说话的。《孟子》 中， 孟子每每是向着国王说话的。他对那些国王谈得最多的就是怎么样爱护老百姓。 他理想中的圣王文王就是爱民如子的最好的典范。 他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 关市讥而不征， 泽梁无禁， 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 老而无夫曰寡， 老而无子曰独， 幼而无父曰孤。 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 文王发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诗》 云：“哿（gě jiā称许，可嘉）矣富人， 哀此茕独。” (《梁惠王下》 )又说：“文王之民， 无冻馁之老者。” (《尽心上》 )“文王视民如伤， 望道而未之见。” (《离娄下》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文王有事， 民乐为之。 这就为王者树立了 榜样。 他认为为国者最急之务，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民事不可缓也” (《滕文公上》 )。 老百姓生活无着落，自然就会出现违法行为。“及陷乎罪， 然后从而刑之， 是网民也。” 贤君在上， 必然是“恭俭礼下， 取于民有制”。 凡事应该听听老百姓的意见。 如国君选拔贤人， 国君左右的人以及朝中官员都说他好， 这不行。 如老百姓都说这人不错， 这才值得考虑任用他。 左右臣僚及官员们都说这人不好， 这不可信， 只有老百姓都说他不好， 这才值得考虑去掉他。 国人都说这人可杀， 那就得考虑把他杀掉。 出征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的人欢迎你， 你就可征伐。 守卫国土，百姓愿意与你一同坚守， 那就可以。 百姓不愿守， 想守也守不成。

      近一个世纪以来， 人们多以为孟子这些话都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考虑的， 但认真分析一下， 则觉得并非那样。 因为国君的命运与孟子并没有关系， 孟子也不必要去关心他们的死活。而天下苍生的命运， 却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牵挂的。 中国传统士大夫修齐治平的理想， 并不是为了天子， 而是为了天下， 为了天下苍生，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伟大之所在。 因此推行仁义的孟子理当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统治者讲话。 也正因如此， 他对暴君就特别憎恶。 他明确地表述君臣的对等关系：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宼仇。” (《离娄下》 )对于“寇仇”自然就不存在君臣之义的问题了。 因此武王诛纣， 理在必行。“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人， 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章句下》 )他又说： “暴其民甚， 则身弑国亡； 不甚， 则身危国削。 名之曰幽、 厉， 虽孝子慈孙， 百世不能改也。” (《离娄上》 )对助纣为虐之臣， 也很不客气， 如云：“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 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 古之所谓民贼也。 君不乡 道， 不志于仁， 而求富之， 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 战必克。’ 今之所谓良臣， 古之所谓民贼也。 君不乡道， 不志于仁， 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告子下》 )这应该说是对他的爱憎立场的说明。

       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 开首说：“余读《孟子》 书， 至梁恵王问'何以利吾国’，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 嗟乎， 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 常防其原也。 故曰'放于利而行， 多怨。’ 自天子至于庶人， 好利之弊， 何以异哉!” 司马迁是由《孟子》 开篇一段话而引发的感叹。《孟子· 梁惠王上》 说：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 “叟!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 “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 ’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 ’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 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 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 万取千焉， 千取百焉， 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 不夺不厌。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 何必曰利？ ”这里提出了两（加“个”） 相对立的概念， 即“利” 与“仁义”。“利” 讲聚敛的， 对于天下国家来说， 言“利” 则必谋利， 谋利则必争利。 人与人之间都有不同的利益， 如果各为其利而争， 其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所以孟子说：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司马迁说： “利诚乱之始也!” 争相夺利， 国不亡则危。 相反， 仁义是要付出、 要贡献的， 在朋友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 仁义之道讲的是礼让， 因而天下国家， 多一份仁义， 就会多一份安乐。 孟子之所以要把这一章放在全书之首， 关键是他看到了争利为天下带来的灾难。 春秋争霸， 战国争雄， 无非皆为了一个“利” 字。 但为这一个“利” 字， 却使天下处于水火。 使人类文明之车， 背离了人类愿望的方向。 孟子的这个认识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的普遍观点。 中国人之所以一再强调“贵义贱利” 的价值观， 正是为天下万世考虑的。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物质追求会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 但考虑人类万世的生存， 只能是扬仁义而抑利。 当下来自西方的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的价值观， 所导致的人类物质与精神家园的双重破坏， 给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痛的教训， 使西方的哲人们不得不考虑从中国经典中汲取智慧， 以求得人类继续生存的可能。

      总之， 孟子的“民贵” 思想， 继续并发展了《尚书》 以来的民本思想， 也代表了中国政治理论健康的发展方向。 有人指责孟子有“民本” 思想而无“民主” 思想， 这自然与这个时代倡导民主政治有关， 但是否有点在苛求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