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中,我们用一个词——优势反制,概括了大清、大英两个帝国盛极而衰的原因,今天我们再用一个词——线性思维,揭开对大明王朝火器技术的误解。 先发优势能维持多久?南宋开庆元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制造出'突火枪',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发射弹丸的管型火器;1970年,考古人员在黑龙江阿城出土了元代火铳,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型管状射弹火器。 经过元代的发展,中国火器独领风骚,以致于到了元末,群雄并起,天下混战时,义军的火力竟超越了同时代欧洲的正规军。 直到15世纪中叶,明军的火器相对欧洲仍有一定优势 元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与张士诚在绍兴开战,首次动用了火筒、火箭;七年后,朱元璋围攻平江(今苏州),大、小'将军筒'(早期火炮)与'襄阳炮'(投石机)并用,猛轰张士诚的城墙。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火箭、火铳、铁炮、将军筒一齐登场,开启了东方水战新画风。 陆战、海战中,冷热兵器并用,是明军的画风 洪武二十一年,明将沐英(朱元璋的养子)在平定云南的战事中首创了'三叠阵'——以三排横队,交替换位,轮番射击,确保火力持续性。 永乐朝,明军征鞑靼,'三叠阵'迭代升级——只轮枪,不轮人,输出频率进一步提升;到了嘉靖朝,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计划夺回河套(未果),为此专门提出要把'三层轮射'增加为'五层轮射'。 不管怎么轮射,总之这套战术,曾被认为领先欧洲两百年。 武器与战术双向选择,东方与西方殊途同归 宋开局,元振兴,明井喷,东方的火器优势,西方永远追不上了吧? 事实上,线性思维的一个重要误区就埋在这里——先发优势一定是永恒优势吗? 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在索姆河突破了德军防线;二十多年后,德军的坦克却在北非吊锤英军装甲部队。 类似地,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在唐末就投入了战争,但是七百年后明末的火药,也并不比唐末有本质的提升,仅仅是硝硫炭三元素的配比更加优化。 从唐末到明末,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跃升 线性思维很节省脑力,因为它回避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给出解释,所以像'先发优势'这样舒适的认知习惯,在线性世界中很有市场。 线性思维还有一个可怕之处:对同一事情的诸多解释中,哪一种最廉价,甚至最押韵,哪一种就最容易被接受。 比如我们的火器被西方反超,最廉价的解释是明清易代,最押韵的解释是闭关锁国,朗朗上口,简单好记。 17世纪,游牧者在欧亚大陆获得主导地位是普遍现象,火器的发展也并未因此而停滞 那如果这些解释与某些现象冲突呢?线性思维还有一个办法:把现象强行线性化。 由此衍生出很多耳熟能详的传说。 传说一:佛朗机是后膛炮,所以明军的火炮技术,早在16世纪就进入后膛时代了宽泛地说,佛朗机的确算是一种后膛装填的火炮,这在前膛火器大行其道的16世纪,确实独树一帜,因此这一传说的前提基本成立。 子铳虽自母铳后膛装入,但子铳的弹丸仍然是前膛装填 但结论就有问题了。 直到19世纪末,南北战争打完了,普法战争也打完了,各国才陆陆续续淘汰前膛枪炮,迈入后膛时代,因此佛朗机在16世纪的出现,并不是前膛与后膛的断代线。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前膛火器仍是主流 就像机枪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是气动马克沁,而非更早的手动加特林。 事实上,佛朗机对我国火器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 1.提醒有识之士,西洋枪炮已经超越了东方,值得引进; 2.认识到'长径比'的重要性。 第一点不必赘言,'佛朗机(Farangi)'这个词本身就是明人对葡萄牙的称呼。明朝中期,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他们使用的一种火炮也流入明军手中。 佛朗机采用的仍是火门点火方式 这种火炮的一项独特技术让明人眼前一亮:全炮分子、母两部分,子铳可以预先装填,专司替换,母铳则专司发射,这样,火力输出的频率就比'一根管子通到底'的传统火炮高很多。 III号佛朗机的装填,注意图中子铳尾部预留的点火绳 明人把这种火炮用泊来国的名字命名——佛朗机。 但是,如果一味沉浸在'领先世界多少年'的传说中自嗨,我们就会忽略更加关键的知识,比如第二点——长径比。 在佛朗机身上,已经隐约看到了日后标准化工业的影子 我们描述现代火炮,会说'70倍口径75毫米火炮''56倍口径88毫米火炮'等等,用口径的倍数来确定身管长度,已经是现代火炮设计的基本常识,但在古代,这个关键的知识却是同佛朗机一起泊来的嫁妆。 从葡萄牙人手中获得佛朗机炮后,明人便开始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山寨'。 山寨就要逆向设计——量取实物尺寸,铸造各种比例的佛朗机。 崇祯年间的本土化佛朗机 但在试射时,明人发现,随意改比例,后果很严重:轻则炮弹无力,重则直接炸膛。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参数,就是口径,只有当子铳长度在口径的9~12倍(骑乘佛朗机为5~6倍),母铳长度在口径的20~45倍之间时,佛朗机的性能最可靠。 这个反复试错得出的结果,无意中契合了现代火炮理论中'炮膛烧蚀最严重的部位,在膛线起点至炮口方向10倍口径以内'的结论。 前膛时代的火炮理论,在基础层面与现代理论相通 半个世纪后,荷兰殖民者的火炮传入明朝,明人同样以泊来者的名字为其命名——红夷(荷兰人时称)大炮,并且继续山寨,还特意从澳门聘请葡籍技师前来指导。 当对方强调'长径比'时,明朝工匠心领神会,因为当年山寨佛朗机的经验还在。 红夷大炮取代重型佛朗机,重新提醒人们,17世纪仍然是前膛时代 传说二:关宁铁骑的标配是三眼铳首先,关宁铁骑到底是谁?很多网友听过一种说法:关宁铁骑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这种说法太过绝对。 狭义上,确实没有哪支具体的部队叫'关宁铁骑',但广义上,1622年广宁之战后,退守辽西走廊的明军中,所有精锐骑兵都可算作是'关宁铁骑'。 与“关宁铁骑”同时代的欧洲火枪骑兵,纵使手持火器,但面对长枪方阵,仍然不敢造次 如何定义'精锐'? 能否在野战中,与后金/清军骑兵抗衡就是最佳标准。 以这个标准来看,最著名的两个战例恐怕就是1627年的宁锦野战和1629年的广渠门野战了。 事实上,这两次野战,明军骑兵能在对阵后金时不落下风,很重要的原因是'背城而战',但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中,重点渲染的却是关宁铁骑因使用了招牌兵器——三眼铳而得胜。 “关宁铁骑”真的是火铳骑兵吗? 奇怪的是,在我亲自翻阅的所有关于这两次作战的史籍中,并没有见到对三眼铳的记载。 反倒是其他一些细节,刷新了我对那个时代精锐骑兵的认知:
崇祯九年,已是宣大山西总督的卢象昇一针见血地指出,边方战斗“全在精骑摧锋',并组建了直属骑兵营,作为总督麾下标兵。 另据《豫变纪略》记载,辽镇一位参将沈挺之,曾入关平叛,他的一个家丁,名叫罗进忠,作战时'跃马弯弓连射之,则应弦而倒,贼众披靡'。 无独有偶,为洪承畴生擒初代'闯王'高迎祥的,也是一位弓马娴熟的家丁,名叫孙守法。 由此,我们不难对那个时代的'精锐骑兵',给出基本画像——与主将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精通骑射,很多还带有胡人血统。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测,明末很多所谓'悍将',尤其是辽东系,主要是拼谁的家丁厉害,而家丁战斗力的基础是弓马骑射,并非火器。 弓马骑射不只是游牧骑兵的看家本领,对于驻守辽东的“关宁铁骑”来说,也是必备的首要技能 事实上,对于火器,辽东边将们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朝廷正规军可以用,俺的家丁最好别用——家丁是将军们横行边镇的底气,金贵着呢,还是弓箭防身最靠谱,萨尔浒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因此,'关宁铁骑人手一根三眼铳'的说法,就更加存疑了。 三眼铳,是典型的火门枪,至迟到嘉靖朝就已经落伍了,在与倭寇的鸟铳(火绳枪)对阵时,除了近战能抡人,几乎没有优势可言。 相比于传统火门铳,三眼铳不过是多了两根管子,本质上还是火门流 嘉靖年间,日本鸟铳传入明朝,到嘉靖末年(1568年),已全面取代轻型佛朗机,到崇祯初年,重型佛朗机的地位也被红夷大炮取代。 而那些淘汰下来的火器,多被发往边镇,其中就包括大批三眼铳。 虽然三眼铳的精度极差,但在近距离上,对扎堆的敌人乱轰一气,还是很有效的,轰完还能当大棒使,故而一些不擅弓箭的骑兵,很青睐这种简单粗暴的兵器,这也许就是'关宁铁骑标配三眼铳'说法的由来吧。 三眼铳的击发方式决定了,在马战中,它一定会被弓箭所压制 几个关键疑问老兵器重获新生,新疑问却层出不穷: 为什么历经宋、元、明三代,本土火器始终徘徊在火门枪阶段? 为什么从火绳枪开始,到后来的燧发枪、击发枪乃至定装弹来复枪,越来越依赖外部输入? 为什么建立更先进的火器部队(相比于神机营)的理念被一再提出,却始终无法落实? 典型的火绳枪机构,注意箭头所指的药池 实际上,明军的火器技术,就像小说《三体》中,地球科技被三体世界派来的'智子'锁在一个低维水平上那样,无法从内部酝酿出实质性变革,眼花缭乱的品种,掩盖的是原地踏步的技术。 而锁住明军的这颗'智子',并非来自天外远方,而是来自历史深处。 燧发枪机,箭头所指处为燧石夹 改造自然还是融于自然?人类的知识观,从古典时代开始,就分出两个方向,一个是东方型'全知道',一个是西方型'不知道'。 1.全知道:世上所有知识,都记录在圣贤书中,里面有一切问题的答案,至于那些没被记录的知识,都不重要。 而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不重要的'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石。 你可以学,但科举不考。 要解锁燧发枪科技,必须先解锁力学、机械和制图 像叶梦熊、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这样的火器专家,之所以留名史册,恰恰不是因为其科学造诣,而是因为他们在科举选拔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士'的行列,因而其在火器事业上的贡献,也被顺便记载下来。 而像协助汤若望著成我国古代最权威的火器百科全书——《火攻挈要》的焦勖,由于没有考取'功名',即使科学造诣再深,也只能是边缘人物,在正史上连生卒年都不曾留下,后人只能猜测其身份是一位科学家,至少是一位铸炮专家。 传统东方手艺的传承,并不注重图文材料的详实,而西方技术的归纳总结则刚好相反 2.不知道:承认人的知识有限,未知世界远大于已知,'圣贤'亦非完美之人。 代表人物柏拉图,提出'理念论',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完善,这种不完善,源于它和理念之间的差距,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 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自然科学。 燧发枪的下一代——击发枪,核心技术是火帽的应用,而火帽技术的核心是雷汞的制备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创造出很多自然界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硝化甘油。 熟悉军事的朋友都知道,它是无烟火药的主要成分。 无烟火药,与中国人发明的黑火药,本质上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了。 黑火药的应用横跨火门枪、火绳枪、燧发枪三个时代,终于被无烟火药取代 火药从东方传到西方,有人说不把配方告诉他们就好了,可问题在于,在火药的发展史上,配方恰恰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要西方知道了火药的存在,从此以后,燃烧与爆炸这件事,就不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方法问题了。 对西方来说,火药是一个外来变量,但不是一个依赖变量 与西方改造世界的思维相比,我们东方智慧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我们的制造,是对大自然中本就存在的物质的重新组合,所做出来东西,理论上吃下去是可代谢的。 还拿火药举例,最早就是炼制丹药时的意外收获,以至于到了明末,火药还是在古代医药配方理论的指导下调制的,遵循'阴阳五行化生''君臣佐使'学说。 这就使古代的火药理论始终处在'前科学时代'。 永远有那么一种“只差一步”的唏嘘 前科学时代,工匠的技艺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手艺——师徒相继,心口相传,很难推广。 不推广就难以迭代,难以形成细致的社会分工,而细致的社会分工,恰恰是制造业脱离作坊化、手艺化,迈入工业化、标准化的先决条件。 同样,没有全面的、基于陌生人广泛协作的社会分工做基础,明军想组建现代化、专业化的火器部队,也是不可能的。 每一个小作坊都独力传承着先辈的手艺,但不打破陌生人协作的藩篱,规模和分工的红利就形成不了 依明制,大、小神器(指先进的主力火器)必须握在工部手里,军器局、鞍辔局具体负责,后期为了加强垄断,还设置了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控制的王恭厂、兵仗局,专营神器,地方不得私造。 嘉靖四年,巡按直隶御史熊荣请求边镇自己制造火器,自己留着用,兵部反驳道:'岁输军器入京,乃国家旧制,若依各边……非居重驭轻之体!' 一句'居重驭轻之体',道出了明廷的真实考虑。 古代官办工场的制造力,不可与近现代资本工厂相提并论 微观世界:科学时代的方碑阿瑟·克拉克曾在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中写道:一个外星文明在月球上留下一块方碑,人类测量其三边长度,比例是1:3:9。此后,穷尽人类所有最高精度的测量技术,三边之比永远是完美的1:3:9,克拉克写道:
鸦片战争前夕,清军最先进的火药,硝、硫、炭比例大致是76%:12%:12%,而同时代英军的配比则是75%:10%:15%(枪用)/78%:8%:14%(炮用),表面上看起来很接近。 基础科学服务于应用技术,资本运作让技术服务于具体行业 但问题在于,清军这个比例,是工匠们基于经验手艺,反复试出来的,而英军采用的比例,依据是化学家谢夫列里的方程式: 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对微观世界的探索,远远超过地球文明,而把对微观世界的认知层次,作为衡量一个文明科技水平的关键指标,虽然来自科幻小说,但其现实意义是非常强的。 在前科学时代,人对微观世界的认知几乎为零。 《三体》中,在“智子”的干扰下,地球文明对微观维度的操控程度,被限制在五维以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被'智子'锁住的文明,也许能从石器时代发展到工业时代,也许能用飞机坦克取代弓箭长矛。 但是,它永远提不出E=MC²,因此,也就造不出原子弹。 所以说,用线性思维看历史,我们是理解不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的,也就很容易沉浸在先发优势的红利中自嗨,进而忘记去探索更高维度的世界。 真实世界是不能用线性思维简单解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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