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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直观”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重要术语。知识的产生来自心灵的两个基本的来源：感官印象与自发性的概念。就认识的能力而言，它们分别是通过感性与知性而发生的。在这当中，我们的“直观”更属于一种感性的能力。对于感性来说，康德强调的是它在被对象刺激后所产生的显象(Erscheinung)，而对于直观来说，康德主要强调它直接与对象相关的特性。在第一批判中，“直观”不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推动着先验论证的不断向前演进。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康德的“直观”在这里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概念。无论是一般性直观、纯粹感性直观还是拥有后天成分的经验直观，它的诸多涵义使得理解先验论证的真实内涵成为一项颇为艰难的任务。本文意在表明，“直观”不能简单地从它的初始定义来理解，即康德在“先验感性论”的开始阶段所说的“惟有感性才提供给我们直观”。相反，为了能够深入到批判哲学的核心，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先验逻辑论”中的相关表述，从一种“功能化”的角度来理解“直观”概念。 一、“直观”的基本定义及其问题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致力于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①。在此之前，康德则要确定什么是知识，或者说知识的界限在哪里。相比于以往的哲学家，康德的贡献在于，他不是就知识本身而进行讨论，相反，他认为，知识的性质应取决于构成知识的认识能力或者认识方式②。也就是说，是认识方式产生相应的认识对象，而不是相反，感官印象在心灵的加工下产生知识。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不是被动的，而是依照一种先天规范进行的，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对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知识”。根据康德的分析，像数学、自然科学，由于有感性经验作基础，因此属于他所划定的“知识”的范围，而传统形而上学由于“僭越”了可能经验的界限，是理性依照自身原则的误用，因此，被排除于“知识”领域而只属于“信仰”的范畴。就人类基本的的认识能力而言，康德将其区分为感性、知性与理性三种③，真正的知识必须依据感性与知性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进一步说，应是属于知性的概念作用于感性直观从而产生经验性的知识。这里，康德对于直观(Anschauung)的定义是： 无论一种知识以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与对象直接发生关系所凭借的，以及一切思维当做手段所追求的。就是直观。但直观只是在对象给予我们时才发生……(A50/B74)④ 可见，“直观”就是主体与对象直接发生联系的认识方式，其中没有任何其他间接性要素存在；相比而言，概念则是间接地作用于对象，其所借助的媒介就是直观。而在康德看来，我们人类的直观方式只能是感性的。在批判哲学的语境里，“感性直观”这一概念往往被一并使用，似乎说明“感性”与“直观”是两个十分相近的概念，但实际上二者还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因为感性是指“我们心灵在以某种方式受到刺激时接受表象”的能力，它强调的是自身的被动性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知性”，即“自己产生表象的能力，或者认识的自发性”(A51/B75)；而直观强调的是直接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概念”，在康德那里称为“范畴”，也就是知性在判断时所具有的逻辑功能。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端“先验感性论”部分，“直观”从两个角度被加以阐述。一是“感性直观”与“理智直观”的分别。在康德眼里，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因此，确定知识的途径也就是分析经验何以产生。心灵中的两个基本能力：感性与知性，分别通过运用直观与思维而形成关于对象的认知：“直观和概念构成了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A50/B74)。康德用最简洁的一句话表达为“思想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A51/B75)。由此可见，直观的基本特征是不具有像思维那样运用概念的能力。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直观只能是感性的，它与对象的联系只能通过对象被给予我们的感官而发生，康德因而称之为“导出的直观”(intuitus derivatitivus)(B72)。而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康德承认，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与其不同的“理智直观”。作为一种“源初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它可以凭借知性概念直接地产生对象，也就是说，这样的“对象”不是通过感官被给予的，而是通过认知者自身的思维能力直接产生的。在这里，康德使用了一个似乎十分矛盾的表述——“自己直观的知性”，或者说，“神的知性”(B145)。对于这种知性直接关联对象的能力，康德明确指出人类是不具备的。因此，它只有一种理论意义，而不是现实存在。 另一方面，康德对于“直观”又做了一种区分：先验直观与经验直观。前者不牵涉任何后天的感觉材料，因此是先天的纯粹感性形式；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并且是在对于前者进行后天的经验性充实下才形成的。属于人类的先天感性形式是时间与空间，康德认为它们构成了纯粹数学(代数与几何)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比如说，时间的先天性与必然性使连续的计数成为可能，而只有在空间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几何图形。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通过“形而上学阐明”指出，先验直观只是人类的感性形式，它们本身并不具有形成知识的能力。而要真正地形成数学知识，首先要以先天感性形式为必要条件，也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框架内，通过“综合”的判断行为形成数学对象与数学命题。因此，属于知性行为的“先天综合判断”，才是产生知识的主动条件。在先验直观的地位被确立之后，康德认为，经验性直观也具有了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因为后者就是在范畴(纯粹知性概念)的指导下，将隶属于纯直观之中的感官材料加以整理而形成的知识。 以上，我们大体说明了“直观”概念在“先验感性论”中的基本定义。但是，康德对于“直观”概念的理解与运用显然并不仅限于此。相反，随着康德讨论问题的不断深入，“直观”越来越具有模糊不定的多重含义。韩水法先生就曾指出，“直观”在文本中有很多不同含义，而且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仍然尽量概括出两个基本的意义：一是作为实现主体与对象发生直接联系的活动；二是作为这种活动的结果，指的是感性直观的形式⑤。阿利森也归纳出“直观”的两类主要意思：一是有概念规定和未受规定的直观，二是作为被表象为“对象”的直观和作为表象行为的直观⑥。根据这两位专家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关于“直观”的两个新定义：一是作为一种认识行为的直观，它强调对于对象的直接关照；二是作为一种被把握对象的直观，它正符合康德在论证过程(尤其是先验分析论部分)中多处使用的“直观杂多”这一概念。不过，这种崭新的理解与康德文本中对于“直观”所做的初始定义似乎是不相符的：一是康德曾指出：“一切直观，作为感性的，所依据的是刺激，而概念依据的功能。”(B94)这就意味着，“直观”和感性一样，似乎只能是被动发生的，而且，作为与之相对的概念，后者既然是一种“功能”，是“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下整理不同表象的行动的统一性。”因此，在康德文本中，直观就往往变成了“以印象的感受性为基础”的“感性直观”(A69/B94)。但是现在，直观却具有了一种“主动朝向对象”的能力。二是在“先验感性论”部分，直观主要是指知性把握对象的前提条件，即仅仅是作为统一性的、不可分割的先天感性形式，而且这种纯粹形式本身是无法被把握的。然而，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我们确实看到，“直观”本身已经成为可以同样被思维把握的对象。在“概念分析论”中，康德提出了“纯直观的杂多”，它不仅是纯粹的、分离的，而且还可以被综合性地加以把握。例如，在第一版的先验演绎中，康德在“论直观中把握的综合”这样表述这种“纯直观的杂多”： 任何直观都包含着一种杂多，如果心灵不再印象的彼此相继中区分时间，这种杂多就不会被表象为杂多；因为任何表象，作为被包含在一个瞬间的，都永远无非是绝对的统一体。要从这种杂多中产生出直观的统一体(如同在空间的表象中那样)，首先就必须通过杂多，然后合并之；我把这样的活动称为把握的综合，因为它径直指向直观，直观虽然呈现杂多，但若没有此际出现的综合，就永远不能使这种杂多成为这样的杂多并被包含在一个表象中。(A99) 在其他地方，康德也多次提到类似的观点：“如果杂多不是经验性地、而是先天地(就像空间与时间中的杂多)被给予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综合就是纯粹的。”(B103)“同一个知性……也凭借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B106)“时间中直观的纯形式，纯然作为包含着一种被给予的杂多的一般而言的直观，则仅仅由于直观的杂多与'一’即我思的必然关系……而从属于意识的源始统一。”(B141) 毋庸置疑，作为认识对象的纯粹直观一直是康德明确使用的概念，而且，它在第一批判、尤其是“先验演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仅仅作为纯粹形式的“直观”如何能够像质料一样被知性分离与综合呢？这种形式化的直观杂多又如何能在先验演绎中发挥作用，从而表明先验范畴能够产生对象而具有客观有效性呢？这些问题，意味着康德的“直观”是真正理解其先验哲学一把重要的钥匙。 二、作为认识活动的直观：意向性 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第一批判是要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康德认为，知识的基础在于“先天综合判断”，即从先验的而非经验的角度，康德为知识奠定了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客观性的根基。在“概念分析论”的第10节，康德就向我们说明了关于“先天综合判断”所具有的核心意义： 我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把综合理解为将各种不同的表象相互加在一起并在一个认识中把握它们的杂多的行动。在对我们的表象做出任何分析之前，这些表象必须事先已经被给予了，并且任何概念就内容而言都不能以分析的方式产生……但综合毕竟是真正把各种要素集合成知识、并结合成一定内容的东西；因此，我们如果要对我们的知识的最初起源做出判断，必须首先注意综合。(A77/B103) 知性就是一种判断的能力(A70/B95)。综合属于判断的认识活动，在康德那里，判断既作用于纯直观的杂多，也作用于不同的概念。判断可以是先天的，而它所要作用的对象也可以是先天的纯直观。在知性的作用下，纯粹直观形式中的杂多表象被联接起来： 先验逻辑面临的是一种先验感性论向它呈现的先天感性杂多，为的是给纯粹知性概念提供一种材料……我们的思维的自发性要求这种杂多首先以某种方式被审视、接受和结合，以便它构成一种知识。这种行动我称为综合。(B103) 范畴即发挥着这种对于纯粹直观杂多进行综合统一的功能。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康德指出，作为纯粹知性概念，范畴不仅能够按照规则整理各种要素，而且能够先天地表象“对象”： 同一个知性，而且通过它在概念中凭借分析的统一而造成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的同一种活动，也凭借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引入它的表象，所以，这些纯粹的表象就是纯粹知性概念，它们先天地涉及对象，这是普遍的逻辑所不能提供的。 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出先天涉及一般直观的对象的纯粹知性概念……我们将依据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范畴。(B106) 作为先验哲学的基础，康德的先验逻辑与传统的形式逻辑有很大不同。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传统形式逻辑(又称普遍逻辑)“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仅仅在知识的相互关系中考察逻辑形式，即一般的思维形式。”(B80)先验逻辑则不然，通过对知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考察，先验逻辑所揭示出的先天综合判断，或者说范畴，是一种纯粹思维活动，它“完全先天地思维对象”，即“先天地与对象发生关系”。(B82)由此可见，属于先验逻辑的范畴，不仅是一种作为形式的规则，同时也包含着一定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后天的经验直观，而是“先天”的纯粹感性直观，或者说纯粹直观杂多。知性通过范畴对于这些直观杂多进行先验的整理，从而产生出某种“对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特殊的对象也类似于在“先验演绎”部分所说的“先验对象”，它是由先天的概念化行为所形成的一个未知的X。不过，由于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指出我们所具有的直观形式仅仅是通过感性而具有的时间与空间，因此，在接下来的“先验逻辑论”部分，进行先天综合活动的范畴所能够运用的手段就只能是作为“对象”的时间与空间。也就是说，随着先验论证的不断深入，“直观的形式”本身变成了被判断所使用的“内容”，它从认识的“前提”变成了可以被表象的“对象”，即先验演绎第26节注释部分提及的“形式直观”。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在“先验逻辑论”的“先验分析论”部分，康德的“直观”概念已经具有了与此前不同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与感性密切相关的认识方式，而更是一种具有某种程度“综合统一”特征的功能，在知性行为的渗透下，它能够先天地产生“对象”。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康德的“直观”确实具有某种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依照梅尔尼克的意见，康德的“直观”可以被这样理解：一是仅仅作为一切现象先天条件的纯粹感性形式，即空间与时间；二是同时也能够被表象的作为对象的直观杂多，它是由知性的概念化形成的结果。正如康德在讨论“纯粹数学何以可能”时所说：几何学公理之所以具有客观普遍性，就在于它所建立的基础是作为先天感性形式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地描画一个几何图形时，我们却必须把空间作为能够被规定从而可以被综合地表象的对象。对此，梅尔尼克重点强调了它的动词性意义：“空间基本上就是一种行为或者执行(performance)能力，这种能力使得我们能够被刺激或者能够获得感觉。”⑦可见，空间不仅仅是被直接给予的整一的感性形式，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作为空间化的“指向性行为”⑧。克利弗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即直观有一种动词性的意向性特征，而且，在这种意向性行为中，同时也产生了意向性对象或者内容⑨。与梅尔尼克和克利弗相比，阿奎拉则更为明确地从一种现象学角度进行解读，他认为，康德的直观既是一种意向性行为，同时，它所指向的对象又可以不实际存在。在前一个方面，直观被视为一种“意识”： 甚至除了概念，直观也是一种意识的模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直观在它们作为构成成分之一的任何状态中，也产生一种独特的“对象指向性”。如果说在任何意识状态中这样的“对象指向性”是由于这一直观性方面，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直观本身就是“意识”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的概念化仅仅是它们处于意识的更高层次而已。⑩ 在阿奎拉看来，作为一种功能的“直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加以理解：首先，与康德对它的初始定义不同，“直观”是一种意向性行为，它能够“构造”并不实际存在的对象，这意味着其中必然含有一种概念化；其次，这种概念化并不必完全等于康德所说的“范畴”，而是更多地应用到先验想象力的把握与综合，用其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先验想象力的再生行为所具有的独特功能——“被具体化的预测与保留”。它属于一种想象力的综合行为而非知性活动，据此，所产生的杂多直观也拥有着更多的感性性质。 现在，可以准确地说，“直观”内部所拥有的统一化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先验统觉”作为根本原则的“先验想象力”。为了修正以及澄清第一版“先验演绎”(1781)所招致的误解，康德在之后的第二版(1787)中明确提出了“先验统觉”与“先验想象力”这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就先验统觉而言，它是认识所以可能的源发的、最高的综合统一原则，一切的直观杂多都必须从属于它。而对于“先验想象力”来说：首先，它能够像知性那样对于纯粹直观杂多自发地进行联接，同时，它又不具体地依据于任何一项范畴，而只在先验统觉的规范下“源发性”(ursprünglich)地产生一种“构型的综合”(11)。康德这样写道：“既然我们的直观是感性的，想象力就由于唯一使它能够给知性概念提供一个相应直观的主观条件而属于感性。”(B152)其次，先验想象力能够在对象并不在场的情况下表象“对象”，这里，康德指出，这种“构型”行为是在“直观”中发生的。由此，通过先验想象力，原本作为两个对立概念的知性与感性融通起来，进一步说，是属于知性功能的概念能够先天地作用于直观，从而产生统一性的直观以及纯粹直观杂多。具体而言，先验统觉提供最高的统一性规则，这使得分散的直观杂多拥有可以被聚合起来的初始条件，先验想象力则主要以其综合性原则将纯粹知性概念应用于感性直观当中，从而使客观有效的经验知识得以产生。正是到了这一阶段，康德才认为“先验演绎”的任务接近完成了。 三、作为意向性行为的结果：形式直观 以上，我们指出了康德的“直观”在“概念分析论”、尤其是“先验演绎”部分所逐渐具有的丰富内涵。虽然在“先验感性论”中，“直观”只是一种纯粹感性形式，它是被动的、空虚的、整一的，但是，随着论证的深入，直观越来越富有“功能化”特征。并且，康德在“先验演绎”中更多地强调了作为基本的认识要素，知性相对于感性具有的更为重要的“源初性”意义：“这种把握的综合必须是先天地、亦即就非经验的表象而言实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把握的综合，我们就会既不能先天地有空间的表象，也不能先天地有时间的表象；因为空间和时间的表象只能通过感性在其源始的接受性中呈现的杂多之综合才能产生。”(A100)由此可见，作为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空间与时间能够被我们加以表象，根源也是在于具有自发性与统一性的知性能力。在第二版演绎中，康德更为明确地指出“空间和时间不仅被表象为感性直观的形式，而且被表象为直观本身(包含着杂多的直观)，因而先天地具有这种杂多的统一的规定。”(B161)这里，直观已不再仅仅作为形式，而是成为被把握的“对象”，成为内在统一性的直观。在此处的“注释”中，康德将其称为“形式直观”： 空间被表象为对象(就像人们在几何学中实际上所需要的那样)，包含着比直观的形式更多的东西，即把按照感性的形式被给予的杂多总括在一个直观性的表象中，以至于直观的形式只提供杂多，而形式的直观则提供表象的统一。我在感性论中把这种统一仅仅列入感性，这只是为了说明，尽管它以一种不属于感官的综合为前提条件，关于空间与时间的一切概念都是通过这种综合才成为可能，但这种统一先行于任何概念。因为既然作为直观的空间和时间通过它(在知性规定感性时)才被给予，所以这种直观的先天统一性属于空间和时间，而不属于知性。 依据这里的表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首先，在“先验感性论”中，空间与时间作为“直观的形式”只具有理论的而非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认识行为中，并没有一个真正完全形式化的、由感性刺激得来的空间与时间，同样，也不可能在此之后，知性运用于其中的感官材料之上从而形成经验。相反，空间与时间必然是在知性的启动下所形成的一个表象，并由此而具有整一性与分离性，其中的纯直观杂多在统觉与想象力的作用下构成一个个“对象”，也即“形式直观”；其次，虽然是在属于知性的先验统觉的控制下完成的，这种“形式直观”却在根本意义上拥有一种“感性化聚合”的倾向，它的“概念性”色彩是最少的，以至于并不必应用到某一具体的范畴，因此，我们将这种“直观”谨慎地称之为“功能化”而非“概念化”的。第三，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形式直观”就是之后在原理分析论出现的先验的“图示”(Schema)的雏形。作为先验想象力的产物，它“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B178)，它使得完全不同质的概念与经验性的显象结合起来。康德以“先验的时间”作为这种“图示”的基本表现形式，从而使得各项范畴都能通过这一感性化的术语加以说明。 显然，这一现象已经受到康德哲学研究者们的注意。在揭示了具有意向性功能的直观之后，阿奎拉将由此产生的作为对象的直观视为“非范畴性概念”，或者说，是在先验统觉下的先验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前概念”。但是，与没有任何概念色彩的、单纯的感官材料相比，它又是一种“概念化的原料”(12)。塞拉斯则指出：“至少在某种语境下，在更广泛的并且合法的意义上，直观(intuitions)是概念化的。很显然，康德认为直观是个体(individuals)的表象，这也许意味着它们是个体而非属性与种类的表象。”(13)与此同时，塞拉斯又认为，直观与一般的概念化表象是不同的，因为它并不受到一般性概念的调解(mediated)，在这个意义上，直观是“最弱的概念化”。在塞拉斯看来，直观肯定已经不仅仅由感性受到刺激才产生，作为一种由“生产性想象力”导致的意向性行为，它与一般的运用范畴的知性活动有所不同。塞拉斯用这样的例子来表达他的观点：“这个-小方块(this－cube)”，和“这是一个小方块(This is a cube)”。在前一个表述中，“小方块”是由感官在外界刺激下所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对象，它并未应用任何表示种类或者属性的谓述，因此最接近康德所谓“直观”的意思；而后一个表述则是通过运用具体的范畴形成的一个完整的主谓判断。基于塞拉斯所提供的重要见解，本哈姆更为详细地指出，在“先验统觉”这一知性最高原理的统摄下，先验想象力在直观内进行着最弱程度的综合，它以“差别与比较”的源初方式，产生出具备时空性要素的“单个事项(particulars)，这也正是作为知性把握对象的最为朴素的“直观”(intuitions)(14)。 四、结语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在于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认识上的先天根据。其中，认识活动的两大基本方式——知性与感性，它们所运用的概念与直观何以能够相互一致？这是康德设立“先验演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正如康德所言，“先验演绎”是要阐明范畴如何能够应用于感性直观从而产生经验知识，而辨清“直观”概念在康德论证过程中的复杂含义，是其“先验演绎”能否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像赫威尔就在其《康德的先验演绎》一书中认为，作为性质根本不同的概念与直观，康德想要融合二者从而形成同一认识活动的尝试是失败的(15)。然而，通过本文的详细解读，至少在康德哲学体系之内，“先验演绎”完成了它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直观”概念始终是康德论证的一个重要支点：借助于先验统觉与先验想象力，“直观”在认识产生之初就已经具有某种综合性功能，也就是说，它是感性与知性相互同一的最初的形式。在康德那里，“先验感性论”中所呈现的感性与知性的对立，只是为了理论上比较方便的阐明而设立的，但在真正讨论认识发生的实际情形时，康德为二者先天的一致性给出了比较充分的依据(16)。在“先验演绎”即将结束的第26节，康德表明“纯粹知性概念能够普遍地应用于经验”，标志着批判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确实得以完成了。 注释： ①众所周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两个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的版本，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并未做明确区分，因为“直观”这一主题所具有的疑难在两个版本中是同样存在的。在引用作者文献时，我们将根据德文文本编码进行标注。 ②由于康德在考察“知识”的性质时，将其转变为对于人的认识方式所做的分析，因此。本文认为，批判哲学中的“Erkenntnis”具有双重意义，既可以译为“知识”，也可以译为“认识”，前者是由后者所形成的对象。其实，德文名词“Erkenntnis”，本身也包含着动词“erkennen”的行为特征。 ③初看起来，这种划分似乎与康德意思不符，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中，他将人类的高级认识能力划分为知性、理性与判断力。不过，这其实并无冲突，因为本文这里是对于人类“基本的”认识能力的划分。一方面，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直观”主要与感性和知性发生关系，而“理性”主要属于“先验辨证论”所讨论的概念；另一方面，与理性相比，感性应该属于初级的认识能力。因此，就基本的认识能力而言，本文此处的划分应该是合适的。 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本文在译文方面主要依据李秋零先生的中译本，但在个别地方结合论证需要将做不同程度的改动。康德德文原著则依据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Hamburg，1956年版。 ⑤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页。 ⑥Henry E.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p.82. ⑦Arthur Melnick,Space,Time,and Thought in Kan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11. ⑧虽然梅尔尼克敏锐地意识到“直观”所具有的行为化(performing)特征，但是，像阿里森这样的研究者却批评了梅尔尼克，认为他只注意到在想象力作用下作为构建对象的空间与时间，而忽视了它们作为先天形式所具有的意义。(Henry E.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第113页)其实，“直观”的这种意向性含义，遭到大多数传统研究者的忽略。 ⑨克利弗在讨论康德的“经验”概念在何种意义上产生时，将“感觉”(sensation)与直观“intuition”做了明确的区分。指出，概念运用于二者之上时将产生程度并不相同的“经验”。克利弗进一步认为，当康德在复数意义上使用“直观”(intuitions)时，它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意向性特征，因为此时知性已经参与进来了，它以其概念化表象对象，而且正属于康德所说的“先验对象”。—James Von Cleve,Problems from Ka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73-74. ⑩Richard E.Aquila,Matter in Mind,A Study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21. (11)在《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原文中，康德在这里使用的术语“figüliche Synthesis”，以区别于由知性施行的“intellektuelle Verbingdung”(理智的联接)。对于前者，本文认为，应译作“构型的综合”。因为根据相关语境，康德显然是在一种“活动”的意义上来讨论先验想象力的，同时，这也比较符合康德赋予的“先验想象力”本义，即在对象并不实际存在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感性化的综合。 (12)Richard E.Aquila,Matter in Mind,pp.41-44. (13)Wilfrid Sellars,Science and Metaphysics—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New York:Humanities Press,1968,p.3. (14)Gary Banham,Kant's Transcendental Imagina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25. (15)Robert Howell,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ati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100. (16)这种“先天的一致性”已经为康德所明确地表达，尤其是在第一版演绎中，康德写道：“某种杂多(因而以同一种方式)能够被设定所遵循的一种普遍的条件的表象叫做规则，而如果该杂多必须被如此设定，它就叫做规律。因此，一切显象都处在一种按照必然规律的普遍联结之中，因而处在一种先验的一致性(transzendentale Affinitt)之中，经验性的一致性则完全是由先验的一致性产生的结果。”—A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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