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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能击败毛主席,郭勋祺晚年自曝:已提前获知红军计划

 m175 2022-04-08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刚刚开过,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

为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红军与川军展开了激烈的“土城战斗”。

可能与大多数读者印象不同,土城战斗范围并不局限于伏击郭勋祺未果的“青杠坡战斗”,而是包括土城为中心区域,先后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的10余次大小战斗。

这主要包括红1师黄陂洞战斗、红2师复兴场战斗、红9军团箭滩战斗和中央红军主力的青杠坡战斗。

这一仗,红军重创川军,使其见识了“川军自建军以来未有之剧战”,也由此揭开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辉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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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战背景

1934年12月,经湘江战役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8万6千人锐减到3万多人。

“左”倾路线执行者,视而不见敌人重兵围堵,仍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会合上,使中央红军处于覆灭险境。

危急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北去湘西的会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主力,争取主动。

12月12日,在通道召开了军委会议,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赞同这一正确主张。

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放弃去湘西和红2、6军团会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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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向贵州挺进,于1935年1月7日突破乌江,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总司令部(黔军102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

会议做出以下决定:人事上,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战略上,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的打算,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红军主力一边发动群众建立各级苏维埃,总结突围以来三个月的政治工作等,一边在遵义、湄潭、绥阳、桐梓各地,进行整编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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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

红1军团撤销红15师(少共国际师)建制,所部分别并入红1师(辖第1、第2、第3团)和红2师(辖第4、第5、第6团);

红3军团取消红6师建制,全军团缩编为红4师(辖第10、第11、第12团)、红5师(第13、第14、第15团)两个师又1个独立团(第16团改编);

红5军团取消师一级建制,全军团直辖第37、第38、第39团;

红9军团取消师的番号,全军团缩编为第7、第8、第9团。

军委直属队取消教导师编制,人员全部充实到各军团。

经过短期休整,遵义地区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红军在兵员和物资上得到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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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恢复了体力,准备了给养,部队重新焕发了生机、气象一新。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休整期间,蒋介石调动了7个纵队,总计150个团、约40万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毛主席果断决定,趁薛岳部尚远在乌江南岸,集中主力消灭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潘左两旅,为红军渡江入川扫除障碍。

1月24日,中央红军撤出松坎、桐梓、遵义地区的当晚黔军进占遵义、湄潭。

川军刘湘除一部兵力防守沪州、宜宾外,以潘文华部8个旅分别向松坎、温水、赤水、叙永、合江一带推进。

二、作战经过

红军放弃遵义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即令章安平、达凤岗两个旅急趋赤水河东岸,妄图堵住红军去路,令廖泽旅由棊江尾追;令郭勋祺、潘左两部插向习水县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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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

当郭勋祺率部到达温水时,红1军团已越过温水。郭勋祺即与由綦江尾追红军而来的廖泽部合股在红军后面紧跟。

(一)梅溪阻击战

1月24日,属中央纵队的红5军团前卫部队,在良村与东皇场之间的梅溪,阻击追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梅溪因其旁有流入习水河的一条小山溪而得名。此处悬岩耸立,溪水在数十米深的谷底涡流。

溪间仅横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石板桥,两边只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山坝口,十分险峻,是过往东皇场的重要关口。

从遵义出发,经桐梓、官店的红军中央纵队,必须途经这里,再向东皇场方向前进。

为了保证中央纵队的顺利通过,红5军团决定在梅溪一带阻击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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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勋祺指挥1团沿大路而来,2团和3团分别从山路左右包抄。

当川军还在布置兵力时,红5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已先在高山上筑好工事。

董振堂预先选出30多名优秀射手,凭借险峻的岩石阵地,用机枪居高临下封锁石板桥。

战斗打响后,川军集中猛烈炮火,企图冲过石板桥。由于红军枪弹如雨,川军伤亡甚重,未能得逞。

郭勋祺遂将从左翼迂回包抄的兵力调回,增援正面战场。而对面的红军乘敌人转移之机,猛烈冲锋,川军措手不及,被击退到出发地。

红军停止追击,川军又返回响洞子,仅从远处用机枪向红军阵地扫射,不敢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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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从吼滩方向前来的红军中央纵队全部通过梅溪,向东皇前进。红5军团完成阻击任务,晚上撤出战斗。

(二)黄陂洞遭遇战

1月24日,红1军团从东皇出发,经三元场进抵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镇。

黔军教导师第1旅刘翰吾部已先于红军占领土城附近的高地,并在河上搭了一座浮桥。看到红军先头部队到来,便从浮桥上逃向赤水县城。

红1军团占领土城后,继续向赤水县城前进,企图迅速占领县城。1月25日,1军团军团部进驻猿猴,主力部队沿公路向赤水疾进。

到陛召后,2师过赤水河向丙滩、风溪、复兴前进;1师顺河向葫市、旺隆方向,直插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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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赤水河下游的赤水县城,是川黔边境的重镇,历来是军事要地。

1934年冬,侯之担被任命为“川南边防剿匪司令”,率部防守乌江。

乌江战败,侯之担被蒋介石扣押,刘湘乘机而入,将赤水划入川军势力范围。

当黔军刘翰吾部从土城败退赤水后,川军章安平、达凤岗两旅进入赤水县境,分别沿公路和赤水河而上,两面阻击红军。

1月25日晚,红1军团1师驻旺隆场。红军从当地群众中了解到,川军已占据赤水县城,县长下令各乡镇送稻草去城里,给川军作铺垫。

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主持开会作出决定,将计就计攻占赤水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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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

1月26日晨,红军以两个排的兵力化装成送铺草的老百姓,把枪枝藏于稻草内挑着在前,主力在后面跟进。

上午9时许,当红军翻过七里坎高山,来到距赤水县城约16公里的黄陂洞附近时,突然与正向土城疾进的章安平旅第一团尖兵狭路相逢。

川军在盘问中,发现送稻草的老百姓中有人操江西口音,怀疑是红军伪装。

章旅尖兵作警戒状,喝令排长马荣生等停止前进接受检查,为避免吃亏,马荣生等当即抢先开火将敌尖兵击毙。

章旅第一团团长彭选高即令该团一营抢占红1师右翼高地,红2师第3团当即向敌人猛烈攻击。

敌军以高地作为支撑点,凭借左边堡垒对红军施行火力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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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是个葫芦口地形,两翼一面被彭团第一营抢先占领,一面原来就筑有碉堡立即被彭团主力利用,两翼火力死死地把红3团锁在狭窄正面。

红1师继进兵力无法展开,处于非常被动的挨打地位。

同时,川军右卫的一个团赶到了羊蹄山、平桥附近,与红军一部接火。

川军又先占据鸡公岩右翼高地,与红军往复冲杀一个多小时,双方伤亡均大。

红军一个团旋即占领黄陂洞高地,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反击,川军遂溃退到重盘公路附近,与前卫联络。

此时,红军正面部队全力夺取右翼高地,准备把敌人全部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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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左翼堡垒里敌人机枪及炮火的侧射,始终不能冲出葫芦形口子。

川军又增加一个团的兵力,并架起大量的机枪和迫击炮。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形成对峙局面。

下午,正当红军右翼一个营向川军后面包抄时,敌人又以一个机炮营抢先占领三块石高地。

红军在地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连续冲锋,将敌人牵制部队击溃,攻到敌人背后。

此时,川军又增加一个机炮营,占领月亮田高地,向红军1营集中射击。因地形条件极为不利,红军1营主动撤离高地,靠近主力。

正在这时,川军达凤岗旅的一个团赶来增援。敌人直接向鸡公岩、黄陂洞猛攻,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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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拼杀肉搏,冲锋不下十余次,形成拉锯战。红3团伤亡甚大,排连两级干部大部分牺牲,有的战士主动代理指挥员,坚持战斗。

为避开敌人优势兵力,红军决定另择通路,撤出战斗。傍晚,红军从后山冲到公路上,奔回旺隆方向。

当敌人发现红军这一意图,沿着公路一线山脊向红军撤退的方向追截时,红军已突破封锁线,翻过七里坎向旺隆前进。

黄陂洞战斗,川军章安平旅伤亡200余人,达凤岗旅伤亡100人,红一军团伤亡300人,双方损失大体相当。

当晚,红2师在旺隆一带宿营,并将战况电告军团部和军委。

1月27日清晨,红军撤出旺隆场。尾追而来的川军在旺隆场附近的白杨坎,与红军后卫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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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用一个班占领高地阻击,用两挺机枪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打得敌人尸横遍地。

川军一股抄绕到孙家岩,与红军展开肉搏战。在方圆不到1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十几个红军战士与敌人反复搏杀,在消灭几十个敌人后,全部壮烈牺牲。

傍晚,军委电令1军团返回猿猴集结,1师在旺隆至猿猴之间阻击赤水来攻之川军。

(三)复兴场争夺战

1月26日,红1军团2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率领下向复兴场开进。

川军达凤岗旅的2个团已经先于红军占据复兴场,控制复兴场周围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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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敌情不明,红军没有急于发动进攻,就地严密警戒。晚上,1军团军团部从猿猴进驻丙滩。

军团长林彪知悉1师在黄陂洞、七里坎遭阻,即令陈光、刘亚楼次日“攻取复兴场并迅速向赤水推进”,为1师减轻压力。

1月27日清晨,红军抢占复兴场附近的百岩背、袁家田、红岩寺等高地。

川军首先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被机枪火力击退。紧接着,红军发起反击,将川军击溃到水合背、叫化营一带,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复兴场三面是山,一面临河,处于低洼地段。红军只能仰攻,战果未能扩大。

这时,曾在黄陂洞阻击红1师的章安平旅一个团,又抄小路赶到这里,与红军展开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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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占领一处高地后,便以机枪火力作为掩护,一部分红军战士在指挥员欧阳鑫的率领下,击退了川军守军,攻入复兴场内,展开了巷战。

这时,从赤水县城增援而来川军两个团,沿河偷袭到下场口。

红军不熟悉地形,受到敌人的夹击伤亡惨重,指挥员欧阳鑫和多名红军战士牺牲。适逢红军一个团赶来增援,才将追赶的敌人痛击。

当天晚上,红2师完成了策应红1师的作战任务,撤岀复兴场,以一部分兵力阻击追敌,大部分兵力撤回到丙安,再后撤到猿猴场。

在猿猴红1军团接到命令,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推进。

复兴场争夺战,川军达凤岗旅伤亡223人,红一军团伤亡19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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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箭滩遭遇战

1月24日,为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保证1军团攻占赤水县城,军委决定9军团暂归1军团指挥,向习水县城推进,进而占领四川省合江县城。

9军团如占合江,向泸州迂回,便与1军团形成包抄之势,有利于主力渡长江。

1月25日,红9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的率领下,从东皇场向习水县城推进。在距县城10多公里的程寨,与民团交火。

程寨右临习水河,左侧悬崖绝壁,民团在这狭窄的通道上占据有利的地形阻击红军。

军团长罗炳辉亲临前线指挥,采取迂回智取的战术,将程寨守敌击溃。

同日下午5时,9军团攻占习水县城,民团退守长沙镇,与从合江赶来的川军特遣支队徐国暄部(第1师3旅7团)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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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

1月26日,9军团沿习水河大道向合江前进。快要到达箭滩时,与徐国暄团遭遇,双方在狭长河谷地带激战。

在罗炳辉军团长指挥下,红军战士沉着应战,严守阵地,凭借着山谷地形,打退敌人数十次冲锋。

战斗整整进行一个白天。因从东皇殿来的川军廖泽旅一部正奔习水而来,红军为保存实力,逐步撤岀战斗,退向官渡。

傍晚,军委电令9军团撤岀战斗,向1军团靠拢。红军在习水(今官渡)架搭浮桥渡过习水河,撤出官渡。

川军占领官渡后,因天黑下雨,遂放弃追击。

27日凌晨,9军团连夜翻越二郎坝大山,与1军团1师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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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军委电令1军团2师向土城增援,令9军团过赤水河,川风坳一带警戒,阻击从复兴来迫之敌。

川风坳是丙滩到土城大道上的重要关口,两侧高峰插天,中通一条狭窄的石板路,易守难攻。

9军团占领这一带后,尾追而来的川军未敢轻举妄动。

(五)猿猴场战斗

猿猴场是赤水市的南大门,背靠崇山峻岭,面对赤水河。红军从遵义出发时,中央命令林彪领导的红1军团,先行向赤水城进军,准备占领赤水城,为全军开路。

1月25日,红1军团2师5团2营到达猿猴场,这时黔军2个连防守并在赤水河对岸构筑了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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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后,红军虚张声势,佯装渡河,疲劳守敌。

1月26日凌晨1时,30名红军突击队员从元厚场渡口悄悄泅渡到对岸消灭守敌。找到渡船,红2营主力迅速抢渡过河。

猿猴场战斗的胜利,使红军占领赤水河上的一个关键渡口,为红军一渡赤水打开一条宝贵的通路。

(六)青杠坡战斗

土城,古为滋州,位于赤水河中游,山险水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青杠坡距土城约2.5公里,为一狭窄关隘,是土城北面的天然屏障,青杠坡因地形特殊,成为两军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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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后,获知当日上午1军团和9军团都受到川军堵截,并且发生激战,意识到中央红军进入敌人的围堵封锁圈,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

毛主席遂决定,9军团放弃北进计划,赶到赤水河东岸与1军团会合,以加强向赤水城突击力量。

红1军团向敌人发起攻击,占领赤水城,为西渡赤水创造条件。

这时,川军潘文华部2个旅已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对旺隆场、复兴场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

郭勋祺部2个旅由东胜场进到温水,先头已到土城以东的木栏坝地区,尾随红军追击,廖泽部2个旅随郭部后跟进;

另一部正向叙永开进,其中1个团重占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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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北三面受阻,北面很难打通的情况下,消灭后面对中央机关威胁最大的一股尾追川军,成为中革军委面临的唯一选择。

1月27日,尾追红军而来的川军郭勋祺旅,赶到了青杠坡一带,与红军中央纵队后卫5军团接火。

同日,军委获悉“川军郭勋祺、潘左2个旅4个团”向土城包抄过来,抢占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等高地,企图围歼中央红军。

军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土城战役(青杠坡是主战场)。

命令红军3、5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击尾追之敌郭勋祺部,为红军渡江入川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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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30分,中革军委部署当日行动:5军团以1个团继续吸引当前之川敌郭旅、潘旅;3军团和5军团主力从左右两翼突击。

为保证战役顺利进行,朱总司令到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刘伯承参谋长到5军团指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在土城镇后山的军委指挥部全面指挥。

28日凌晨,红3军团和红5军团分两路向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

红军首先抢占石高嘴对面的桐子窝、楠木山、猴子丫、老鹰石,与青杠坡北端营盘顶的川军展开激战,川军占据有利地形拼命抵抗。

在营盘顶这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山顶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激烈搏杀,伤亡甚大。红军经数十次冲锋,终于攻下营盘顶,随即向永安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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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寺地处山脚一块平坝的中央,小溪环绕,杂草丛生,两层楼房的寺庙是川军的一个指挥所。

由于川军凭借永安寺两侧依山修筑的野战工事,组织强大火力封锁,战斗进行了3个多小时,红军不能扩大战果。

这时,红军发现川军潘左旅早就赶到增援。为了扭转战局,军委电令1军团2师火速赶回土城参战。但2师最快需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青杠坡。

这3个小时,战斗最为残酷。川军釆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

红3军团出现大量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长时间肉搏。

10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打掉六颗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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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5军团的阵地被川军突破。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镇东面白马山军委指挥部前沿。

白马山后就是赤水河,无险可守,若不能顶住川军进攻,就将导致背水作战的严重局面。

朱德亲赴前线,到红5军团指挥作战。毛主席命令干部团发起冲锋。

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在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的迫击炮和重机枪掩护下,干部团端着步枪、头戴钢盔、前赴后继向敌发起迅猛反击。

几经残酷肉搏,终将敌军逐退。站在山头的毛主席见到陈赓的指挥,对身边人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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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时,军委在土城召开会议分析形势,作出“坚决打好这一仗,保卫党中央”的作战部署:

红1军团2师正面出击,红3军团攻左翼,红5军团抄袭右翼。决心以全力消灭郭勋祺旅后,即乘胜消灭潘左旅。

然而红2师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1军团2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

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但是部队始终无法展开。

红2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攻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

川军不得不掉转火力保护侧翼,红2师5团突击队一跃而起,直扑永安寺,经过一场白刃战,终将永安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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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川军前线指挥所被红军占领,青杠坡中心阵地被突破,川军全线动摇,只好退守枫村坝与红军对峙。

双方激战之际,川军总指挥潘文华令范子英旅、章安平旅、达凤岗旅、廖泽旅向土城急进,企图以优势兵力歼灭中央红军。我军处境已十分严峻。

1月28日下午4时,我军截获川军调动兵力合围的电报,毛主席立即提议召开政治局成员和军委负责人紧急会议。

会议认为,红军后有郭勋祺、潘左两旅在青杠坡追击,前有章安平、达凤岗旅在赤水一线堵截,左有范子英旅由叙永逼进,右有廖泽旅扑向土城,形势十分险恶至。

因此,红军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现。

为保存实力,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军恋战。红军应立即轻装,从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转向川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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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定毛主席、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所,周恩来负责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设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病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笨重物资等。

1月29日拂晓,红军分三路纵队分别从土城、猿猴渡过赤水河。

到傍晚,3万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拆掉浮桥,进入四川古蔺县境。这就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三、评析

土城战役中,同时或前后、或叠加发生战斗多次,我红军虽有小胜,但总体受挫。

青杠坡战斗遗址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称中央红军在青杠坡一战“伤亡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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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在梅溪、复兴场、箭滩等的战斗及击破沿途川、黔军追堵中的损失。中央红军在整个土城之战中的伤亡人数应在2000人左右。

川军伤亡也很惨重,根据潘文华发给蒋介石的战斗详报上的记载,川军此役“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三千余。”

从伤亡对比来看,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可以说强于川军刘湘的精锐——模范师。

毛主席在扎西会议上总结土城战役时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

毛主席过人之处是勇于面对失误,面对挫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改变斗争策略。

随后展开的“四渡赤水”,书写了人类战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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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城战役失败的自身来找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敌情没有摸准

土城战役前,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郭(勋祺)旅进占青杠坡地域之敌,约二个团、潘(潘左)旅两个团继后。”

之前中央红军多和湘军、中央军作战,这些部队基本是一师两旅四团制,因此想当然的认为川军一个旅有两个团

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中央红军以三、五军团共9个团的兵力,是可以吃掉郭勋祺旅2个团的。

但是,偏偏川军模范师是个例外,当时的川军模范师编制是1个旅辖3个团,1个旅的兵力是1个团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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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进入青杠坡,直接和红军作战的不是之前预判的2个团,而是两个旅六个团之多,加上四面合围的兵力,参战敌军应有6个旅17个团,约3万人。

而我中央红军总兵力约有3万人,敌我兵力对比约为1:1。

毛主席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点五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我兵力没有明显优势。

事后,毛主席两次提到土城之战的情报失误。

一次是在当年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毛主席总结的三条经验教训中第一条就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十几个团的后续部队”。

另一次是在战前动员会上,毛主席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平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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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

(二)低估川军战斗力

在扎西会议上,毛主席总结土城战役失败的第二个教训就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战斗力认识不清”。

在川军部队之中,一度存在着“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的“三多”现象,许多人把川军当成“两杆枪”(鸦片烟枪和老套筒)部队。

红军长征之前,当川军田颂尧部对红4方面军的三路围攻失败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就称川军“全部瓦解”、“战斗力全无”。

为何能击败毛主席,郭勋祺晚年自曝:已提前获知红军计划

田颂尧

报纸上甚至称一支妇女赤卫队也“缴了一团白军的枪”,“兵无斗志,纵令开到前线,难保不以送枪送弹而终”。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对川军情况分析是:“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

在红军一些领导人那里,认为西南军队和黔军一样不堪一击。

不少人对川军装备优良、注重训练、各级均设军官教导队的情况,以及四川470余次军阀混战,刘湘部几乎无役不与,作战经验相当丰富的情况不太了解。

此前有这样一个场景:毛主席思考了一下,谨慎地说:“既然只有2个旅4个团,我们集中3、5两个军团打他一下,行吗?”

一名领导一时也拿不准,说:“我想川军不会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多少,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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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领导转身问曾是川军名将的刘伯承说:“伯承,川军的战斗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摇摇头:“我离开川军十几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不清楚。”

当时红军战士们边行军边哼唱的贵州小调,“白军好像一条牛,红军牵着到处游;白军好像一条狗,红军牵着到处走。”

中央红军中的盲目乐观情绪,也反映了红军对川军特别是郭勋祺的部队战斗力重视程度严重不足。

川军指挥官郭勋祺,人称“郭猫儿”(四川话中就是狡猾机灵的含义)。1889年出生于耕农家庭。1912年,投入川军潘文华部,随军西征,先后任排、连、营、团长。

1921年,郭任第七旅旅长。1922年,在万县经陈孟熙介绍,郭与陈毅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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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段时间内,两人过往甚密。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后,郭勋祺掩护陈毅等人脱险。1931年,任第二独立旅旅长。

1935年1月,郭勋祺升任川军模范师师长,接受刘湘指令前往贵州“剿共”。

郭勋祺早年与朱老总同为川军同僚,与刘伯承、陈毅、吴玉章等中共元老非常熟悉,所以学会对手下士兵做思想工作这套办法。

郭的部队也成了川军的“模范师”,非常有战斗力。

比如,在青杠坡战斗中,郭曾命令袁治、唐映华两团长努力战斗,冒死拼搏。无论营连官兵,只要后退一步,不问情由,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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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事后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

“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

川军不仅有一些郭勋祺这样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较强的指挥官,而且士兵能力也不差,川军人称“川老鼠子”,比黔军“双枪兵”战斗力要强不少,而且武器装备也要好得多。

比如,红军战士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和20发子弹,主要武器是步枪,还不能人均一支,仅有少量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

郭部的一个连至少装备6-9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个排分别有使用重庆兵工厂造汤姆式冲锋枪班和使用36迫击炮的小炮班,以及由优等射手组成的狙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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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末清政府编练新军,就有四川新军,新军是川军的源头。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川军。

抗日战争时期,川军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有“无川不成军”之说,较国内任何军队亦无愧色。

(三)战场没有选好

在土城战役中,由于一些战斗是遭遇战,我军未能及时选择有利地形,直接导致作战上的被动。

特别是在青杠坡战斗中,没有能控制营棚顶高地,结果造成部队在不利地形上作战,从而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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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杠坡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口地形,在这块凹地旁边,有营棚顶、桐梓窝、尖山三个山头。

桐梓窝、尖山这两个山头呈椅角之势,海拔也高出一截。我军估计,这两个高地正好对郭勋祺部形成居高临下、南北夹击之势。而营棚顶就放给了川军。

实际上,营棚顶虽然没有四周的山高,但占据了营棚顶,就扼住进出土城的唯一通道。

正是我放弃的营棚顶高地成了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要点。当时,敌我两军全部集中在一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隘口中鏖战。

由于敌人先占据隘口,陈兵凭险据守,居高临下。我军只能被迫攻打,迂回仰攻,观察、射击受限,死角较多,官兵体力消耗大。

而且因地形限制,我军队形难以展开,集中暴露在敌火力之下,增加了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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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原川军军官李祖明的回忆:川军第二十一军郭勋祺部,先到土城布防时,以逸待劳,凭险据守,红军是攻坚,目标暴露,致受到相当损失。

(四)作战指导有误

一是战略上提出“决战”不合适。在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要求与追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

“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战略上决定胜负的意义。但是,在遵义会议一结束就提反攻,就提“决战”,不具备决战的主客观条件,因而是不明智、不理性的。

川军在本地内线作战,力量雄厚,补充及时,红军劳师远征外线流动作战,人员装备不足,难以及时补充;川军以逸待劳,人地两熟,红军则长途转战,人地生疏;

川军认为红军要占领自己的地盘,开辟根据地,危及地方统治,必然拼死战斗,战斗力大增,红军战略目的过高,企图通过“决战”消灭川军,力所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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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本是战略退却,在此情况之下动辄反攻、决战,违背了自己保存实力、以图发展的初衷。

此时红军是没有根据地的无后方作战,流动性是最大的特点,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与敌死拼硬打,吃亏的必然是红军。

也正因如此,土城战役使毛主席总结了经验教训,找到了“运动战”的新战术。

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河,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第二点,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作战预想泄密,部署暴露。

按中革军委部署,红军拟以5军团一个团,将追敌诱至狭窄地域,以红5军团主力和红3军团向该敌突击,并断敌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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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典型的“两翼突击”伏击战部署,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到两个团,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改善我军态势,将十分有利。

然而,据郭勋祺晚年在文史资料选辑中回忆,他尾追红军向土城前进时,底下一个参谋鬼使神差地从路边拾得了红军油印的作战命令,命令中详列了诱歼郭部的计划。

鉴此情况,郭勋祺便紧急追回了已经向青杠坡岀发的部队,经仔细研究后针对红军部署,抢占沿线高地,迅速向红军反击,并立即从后方调运弹药。

向青杠坡前进的川军一路抢占高地,营棚顶成了川军反击的岀发阵地,从大路赶来的川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进入战场一线。

这一招儿出乎中革军委的意料,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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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又加优势装备,使战场形势立刻改变。结果岀现了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

三是兵力分散,没有形成拳头。作战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应当尽力避免两线作战。

土城战役中,中革军委在部署青杠坡战斗时,把3、5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主攻力量,把9军团和第2师作为预备队。这是正确的决策。

但是,又命红1军团第1师继续箝制赤水、旺龙场之敌。而林彪接到任务后,第二天即率队北上,抵达赤水城郊外复兴场、望龙场等地,意图攻打赤水县城。

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青杠坡方向和赤水城方向两个主要作战方向,而赤水城方向作战对青杠坡方向作战的配合牵制作用不大,造成红军兵力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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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情报不准,造成敌我兵力悬殊,失利在所难免。

后来,毛主席反思说:“走出遵义以后,首战失利,我有责任。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

“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毛主席的这个反思是很客观、很中肯的。正是在土城之役后,毛主席选择了不与国民党军硬碰硬,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声东击西、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翻越雪山、取径草地,带领红军胜利突破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

毛主席总结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也被作为我军的经典纳入到“三大作风”的光荣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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