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学术史 ||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述评

摘 要：自20世纪以来，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成果颇丰，但综观既有研究，内容上多聚焦于沐氏家族的整体情况、沐英个人、沐氏后裔以及沐氏墓葬等内容的研究。在文献史料运用上，多以官方史志为主，对碑刻、奏议、文集、小说以及出土文物等资料的引用较少。从论文数量上看，则呈现出初期起步、中期多元发展、后期逐步放缓的三大阶段。从整体来看，仍存在较多不足。通过沐氏家族研究现状的简要概括，发现已有成果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增添多学科交叉知识的运用，以期拓展沐氏家族研究的路径，不断推陈出新。

关键词：沐氏家族；沐英；明代；云南

作者简介：宋露露（1996—），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近代史研究。原载于《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 沐英（引自《明代开国十二功臣小像》）

明代云南沐氏家族是一个以“黔国公府”立足云南、以“云南总官兵”掌控云南的封建贵族家庭。其存在与明王朝相始终，是研究明史和云南地方史不可忽视的话题。自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史料不断发掘，沐氏家族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硕，学界也曾做过相关梳理，如李清升的《沐英生平事略与国内研究概况》[1]等。但研究仅局限于沐氏家族整体性及沐氏成员的个案评说，鲜少提及对沐氏家族后裔的研究，且总结较为片面，因此对沐氏家族的重新总结和展望很有必要。本文通过对20世纪以来沐氏家族研究成果的梳理，弥补既有成果的不足，以期为后世研究提供新路径。

一、沐氏家族研究的整体状况

沐氏家族治理云南的功绩卓越且影响深远，自明代以来，无论是官方正史还是地方史志及笔记均对此有大量记载。从《明实录》开始，此后编写明代史书者均对沐氏家族多有著录。如清代成书的《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都对沐氏家族及其成员进行说明和介绍。在地方史志中，如《滇史》《滇略》《滇志》《云南通志》《云南府志》《云南备征志》等，也对沐氏家族记载颇丰。此外，安徽、湖南、陕西、甘肃及陕西等地的省志对沐英也略有记载。但总的来说，从明初到20世纪以前，对沐氏家族的研究仅停留在史志的记载上，还远远谈不上专门的整理与研究。

20世纪以后，随着学术思潮的活跃和考古材料的出土，对沐氏家族的研究逐步发展。以中国知网、读秀包含的20世纪以来的论文和著作为例，发现有关沐氏家族及其成员的研究共有论文52篇、著作3部、学位论文4篇，具体成果情况见图1。

由图1可知，自20世纪以来，对沐氏家族的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逐年递增趋势，可将研究历程分为三大阶段：初期、中期、后期。从中不难看出，前中期研究进展较快，论文数量显著提升。后期论文数量虽仍较多，但与中期相比无明显增加，速度转而放缓。首先，1940—1980年，这一阶段对沐氏家族的研究属于“初期起步”，成果十分有限，仅发表5篇期刊论文，著作和学位论文尚未出现。其次，1980—2010年，沐氏家族研究进入了“多元发展、成果较为丰硕时期”，不仅发表了23篇期刊论文，更出现了系统研究沐氏家族的三部著作，将云南沐氏研究推向一个小高潮。最后，2010—2020年，虽出现了24篇期刊论文和4篇学位论文，但研究已逐渐进入“后期放缓阶段”。聚焦到微观视角，会发现研究内容过于单一，缺乏创新性，致使研究速度缓慢。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昆明学院在2017年6月23日，举行了以“关于沐氏家族——从马沐驷说起”为主题的学术沙龙。由上可知，20世纪以来有关沐氏家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因史料的发掘难度较大，从而导致研究后劲不足，逐渐陷入困境。

图1 1840—2020年有关沐氏家族研究成果的走势情况

资料来源：论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著作数据主要来源于读秀

二、沐氏家族的研究内容

20世纪以来，沐氏家族研究虽局限于史料和考古，但依然出现了较多成果。截至2020年底，无论是期刊论文、专著，还是学位论文，都较之前有了增多。笔者现对已有资料进行整理，大致归类如下。

（一）沐氏家族的整体研究

沐氏家族作为明朝在云南唯一掌握实际领土的勋臣，其整体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学界主要从政治、经济以及文教三个方面研究沐氏家族对云南地区所做出的功绩，成果颇丰。从政治视角入手，其典型代表是赵珂悦的硕士论文《博弈与制衡：明代云南沐氏家族、镇守宦官及土司间关系的研究》，文中论证了明初沐氏家族在云南的重要性、沐氏家族权势的消长及其与地方官员间博弈与制衡的结果[2]。在政治上肯定了沐氏家族对稳定云南秩序所做的贡献。从经济视角来看，最早的便是中国台湾学者王毓铨的《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一文，以黔国公先后顺序为脉络，从沐氏庄田的总体分布、扩置庄田的手段和沐氏庄民的情况三个角度，考察沐氏庄田的真实情况[3]。其次便是李建军、谭连秀二人的《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说明沐氏家族在滇280年进行的一系列驻军屯田、移民垦殖、兴修水利等经济措施，借此说明沐氏为巩固西南边疆做出的卓越贡献[4]。李清升的《沐氏家族与海口水利工程》主要介绍了沐英、沐琮、沐昆、沐朝弼祖孙四代，前往同一地点兴修水利的事迹，从此彰显沐氏家族对治理云南所做的贡献[5]。马克春的《沐氏家族滇中治水概议》讲述了沐氏子孙治水的情况[6]。从文教视角入手，谭连秀、李建军的《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围绕沐氏加强学校教育、优待文人墨客、重视科举取士和自身修养等方面，剖析沐氏家族对云南文教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7]。

上述论文分别论述了沐氏家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云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辛法春和李建军二人将上述三个角度整合，纂写成书。辛法春的《明沐氏与中国云南之开发》一书中，共分为六章，主要通过明太祖对云南实行的政策、沐氏家族权力的消长、沐氏对云南之建设、沐氏庄田等五个方面，全面论证沐氏家族与云南的开发息息相关[8]。辛氏此书，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云南沐氏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李建军的《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将沐氏家族进程与明朝的兴衰相结合，研究沐氏家族强盛和衰败的原因，以及对云南所做的贡献。作者在文末提出“亚分封制”的说法，吸取沐氏家族的教训。此书的问世，对研究云南地方史、明史以及边疆史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另外，赵松涛的硕士论文《明代沐氏家族镇守云南原因探析》，第四部分重点探讨了历代担任云南总兵官的沐氏族人在政治上剿抚并用、安抚夷汉，经济上兴屯田、修水利、建桥梁，文化上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的功绩[10]。

此外，沐氏家族对内、外关系交往的情况也是研究的一大领域。李建军的《明末农民军起义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和《沐氏家族与明代中泰、中老关系研究》《试论沐氏家族与明代中越关系》5篇文章，分别论证了沐氏家族与起义军首领和土官思氏的时战时和、明朝末年沐氏对永历朝廷的拥护以及沐氏在对外国交往中所起的纽带作用[11,12,13,14,15]。李建军等的《沐氏家族与云南官民关系考》，分析了沐氏家族与流官、土官、外围人员及云南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以此说明此种关系的变化，与沐氏的兴衰关系密切，甚至上升到国家民生的层面[16]。丰家骅的《杨慎与云南沐氏——杨慎交游考述之一》主要介绍杨慎其人和著作丰富的原因，并夹带叙述了杨慎与沐氏成员的交往事实[17]。李超在《论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关系》一文中主要表明沐氏礼待文人，与其友好来往的事实，且文中展现了谪滇诗人对沐氏家族的赞扬[18]。

因沐氏家族在明代云南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对其兴衰历程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成果丰硕。典型代表主要有万揆一的《明代云南黔国公沐氏兴衰史》[19]认为沐氏家族从全盛时期逐渐走下坡路，到沐朝弼时腐败到顶点。这主要是封建官爵世袭制的必然结果，由清廉逐渐走向腐败；杨慧中的《朱元璋义子沐英家族两百年兴衰史考述》[20]和侯珺献的《镇守云南传播中华文化沐王府兴衰史》[21]，两者均通过黔国公世系介绍沐氏子孙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贡献与腐败，但前者世系书写较为完整，后者仅概括了起始者沐英和末代王沐天波的事迹，无法探查中间的兴衰。

（二）沐英的研究

沐英作为沐氏家族最显赫的人物，目前学界对沐英个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角度的发展趋势。首先，对沐英本人进行概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泽锡便在《文史哲杂志》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沐英”的文章，以传记的形式叙述了沐英的人生历程，包括其年少经历、征战过程以及自身性格介绍[22]。而后是范植清的《论沐英》一文，论述了年少沐英担起重任的历程和平定云南、稳定边疆的重要功绩，认为沐英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人物[23]。现在对沐英的最新研究专著是李清升的《明黔宁王沐英传》，此书对学界长久以来争议的沐英族属及姓氏具有独到的见解，且对沐英的个人品质、军事才能以及历史功绩进行了总结[24]，附录部分还有明代和今日沐英后裔的状况和“沐英年表”。另外，还有上文提及的《沐英生平事略与国内研究概况》也对沐英的生平事略进行了简要梳理。

其次，是对沐英自身历史功绩的研究。马少侨的《沐英蓝玉的历史功绩及其他》[25]一文主要论述了沐英、蓝玉南征对黔西苗族的促进作用。李建军《沐英镇滇事迹考》[26]和李清升的《沐英身体力行发展文化教育的功绩及其意义》[27]两篇文章均考辨了沐英对明代云南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功绩。马小洋的《沐英在滇活动与明初政局》[28]、郝正治的《沐英在洪武开滇中的重要作用》[29]和孙琼的《明朝开国名将沐英对明初政局稳定的影响》[30]等，均强调了明初沐英对开发和治理云南、稳定西南边疆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李清升的《论沐英卓越的军事才能及指挥艺术》[31]详细描述了开滇前的曲靖白石江战役和镇滇时的平叛战役，展示出沐英非凡的军事决策，歌颂沐英的个人才智。

有关沐英族属的争论由来已久，《明实录》《明史·沐英传》《嘉靖定远县志》等大量史志资料明确记载沐英为安徽定远人，但《道光宝庆府志》《同治城步县志》指出其为湖南城步扶城人。20世纪以来，最早出现的丁炎中的《关于沐英、兰玉原籍、原姓及族别问题的新探讨》1利用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新发现的家谱和府志资料，论证出沐英原姓“李”，与蓝玉同属城步苗族人士[32]；而杨秀实的《论沐英兼及蓝玉的族属问题》一文则与上文持相左观点，认为沐英、蓝玉是城步县苗族的说法缺乏史实根据，所引用的《道光宝庆府志》《同治城步县志》《蓝氏墨谱》及黔国先茔，均离沐英所处年代太远，可信度较低[33]。李清升的《沐英姓氏考略》一文结合当时社会情况和翔实的历史史料，论证了学界对李、沐之姓的误会，肯定了“沐”为原姓的正确性[34]。黄义全的《沐英确实是回族》一文利用新出的《定远回族志初稿》《定远县人民政府网站定远人物》，判定沐英是回族，但此种结论有待商榷[35]。王昌武、李天雪的《沐英族属考辨》，搜罗大量史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论证沐英不是湖南城步人，应为安徽定远人。并从历史文献、调查资料和考古实物三个视角来论证沐英应为汉族人士[36]。

除上述研究外，对沐英死因及其生有几子的研究也有涉及。盛巽昌《沐英之死》[37]和李清升的《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38]查阅多种史料对沐英的死因做了分析，认为沐英应是劳累过度，引发旧疾复发而正常死亡，并非野史记载的明太祖赐药致死。马克春的《沐氏后裔一支在汤池——再论梨花村马氏祖先的来历》首次论证了沐英应生有五子，而学界多认为第四子沐昶早卒，但经作者考证马沐驷可能就是改名之后的沐昶[39]。

总体来看，虽然学界对沐英研究颇丰，但对其族属、姓氏、死因以及生有几子的争议，至今尚未有停歇的趋势。

（三）沐氏后裔研究

已有成果中对沐氏整体情况及沐英个人的研究较多，对沐氏后裔的研究较少，仅有章军谷《沐英后裔世镇云南》和王炳毅、刘亦实《黔宁王沐英后裔觅踪》两篇文章，前者主要论证明代沐英后裔世代镇守云南的举措和功绩，后者则侧重于考究当代的沐氏后裔，并认为沐氏子孙沐华是镇雄穆氏之祖。

除沐英外，对沐昂研究也较多，但仅集中在文学成就方面。余嘉华的《沐昂对明代文学的贡献》主要对沐昂所著《素轩集》和所辑《沧海遗珠》中的诗歌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并叙述了沐昂不顾政治压力与日本僧人交往的史实[40]，借此彰显沐昂对明代文学的卓越贡献。还有邵敏《明代回族作家沐昂著述研究》[41]，李易，邓婕《沐昂唱和诗研究》[42]和马莹莹《沐昂研究》[43]文章，均是研究沐昂的文学成就。其中，马莹莹的硕士论文是目前对沐昂较为全面的研究，文中主要是对沐昂的生平、家族成员，及其创作的两部文学作品的研究，并从文学角度分析了《素轩集》与《沧海遗珠》的版本、编写及价值。

相较而言，对沐氏其他家族成员的研究成果很少，仅有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44]和谢冰雪，卢英石《试论黔国公沐晟与明代中越之战》[45]两篇文章对黔国公沐晟进行研究。据笔者的搜集和统计，截至目前，尚未有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

由上可知，学界对沐氏后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黔国公沐晟之前，而对沐氏后代的研究成果偏少。

（四）沐氏家族墓葬研究

沐氏家族墓葬主要集中在南京将军山和云南昆明呈贡王家营，自沐英死后，历任承袭黔国公爵位之人，在去世后，均运回南京将军山进行安葬，而其他支系大多葬于云南昆明。近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不少沐氏墓葬被发掘出土，学界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日渐增多。南京市博物馆的多名学者就曾发表多篇沐氏墓葬发掘简报，如《南京博物馆发掘明黔宁王沐英墓及牛首山古墓》《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斌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夫妇合葬墓及M6发掘简报》《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侧室邢式墓及M21发掘简报》《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分别对这些墓葬的所处位置、构造、陪葬品进行介绍，借此研究沐英家族墓园排葬规律、明代功臣葬制及明代历史[46,47,48,49,50]。此外，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人员发表的《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51]、阮国林，葛玲玲的《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52]、邵磊的《明黔国公沐昌祚墓辨讹及其相关问题——从沐朝辅妻陈氏墓志的发现谈起》、力子的《明黔国公沐睿墓辨讹》，也侧重对沐氏后裔的墓葬进行研究[53,54]。尤其是邬俊的《明代沐氏家族墓葬研究》综合研究了南京将军山南麓一带已发现的12座明代沐氏家族墓，结合文献记载详细分析了墓葬形制、设施，并结合社会背景着重探讨了陪葬品的渊源及功能[55]。张增祺的《云南呈贡王家营明清墓清理报告》对沐详夫妇、沐崧夫妇和沐绍勤夫妇墓穴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56]。由此可见，随着沐氏墓葬的发掘完成，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增多。

三、沐氏家族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上述研究梳理可知，20世纪以来对沐氏家族的研究取得较为显著的进步，研究成果也相对广泛，内容上主要包含沐氏治理云南的措施与贡献、沐英个人、沐氏后裔及墓葬等；文献运用上多采信正史与地方志资料，忽略了出土文物、碑刻、文集、小说、巡抚奏议等资料。但是从既有研究的整体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拓展之处：

第一是客观原因，研究史料较有限。在选取史料时，通常倾向于选择当代人所记载的史书，但距时代较远的记载，往往考证其真伪，再进行引用。目前学界对沐氏家族的研究多以官方史书和地方志等资料为主，如《明实录》《明史》《云南通志》《云南府志》等。此类资料主要由封建时期的官方所纂修，展示的多为官方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近年来，虽然沐氏家族的墓葬多数已被发掘，但学术界仍鲜少利用出土资料，研究成果多以简报形式发表，对出土的实物资料利用率不高。与沐氏有关的碑刻研究则更少，如昆明西山千步崖上的《罗崖修路碑记》，可佐证沐天波对云南治理所做出的功绩，但却少有人引用。今后，可将有关沐氏家族的碑刻，拍照影印并进行整理，以备后世研究所用。文集与小说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张居正、杨慎、平显及李元阳等人的文集中也对沐氏家族涉及颇多。而明代云南沐氏家族更与巡抚联系密切，在王恕、何孟春、邓渼等人的奏议中，均涉及沐氏家族，但现今研究很少使用此类资料。因而研究沐氏家族，应立足于碑刻、奏议、文集等多种类型的资料运用，避免过于依赖官方史志。

第二是主观原因，研究视角较为局限。目前学术界对沐氏家族，仍局限于沐氏家族兴衰史、家族墓葬发掘及沐英本人的研究。有明一代，沐氏家族不仅未受到“胡蓝之狱”和靖难之役的牵扯，而且世袭“黔国公”的爵位，且与巡抚共同治理云南，荣极一生，其贯穿整个朱明王朝，对明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笔者整理的资料中发现，学界对沐氏其他家族成员涉及较少，这使得研究内容较为狭隘。可将沐英及其后世镇滇的事迹进行专门研讨，整理成系列丛书，以丰富沐氏家族的整体研究，加深对沐氏后裔、明代云南历史及边疆治理的了解。

第三，对沐氏家族应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沐氏家族是研究明史及云南地方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但已有的研究多关注史料本身，对史料的讹误并未深究。因此，对沐氏家族的研究应综合运用文献学、社会学等学科。如论证沐英族属的相关问题时，可用文献学中的对校法，将《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中的沐英记载析出，进行比较，选出较为可信的史料进行引用；也可借助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考据学等知识与方法，搜罗散落各处的沐氏史料，整理成编，以便后世查阅利用。此外，还应提高家谱的利用率，可以为探析沐氏家族的演变历程提供线索。

以上三点主要从主客观方面来说明沐氏家族研究成果的不足及其展望。碑刻资料多为当时人所撰刻，较为可信，以此为佐证史料，可以弥补目前研究的史料缺陷；加强对沐氏后裔的研究，可以拓宽视野，折射明代云南边疆治理的进程和意义；跨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史料的利用率，增加文章的可信度。总而言之，目前对沐氏家族的研究成果虽然颇多，但研究已渐入瓶颈，而通过新史料的发掘和多学科之间的互鉴，日后定能推陈出新，多视角、多维度、多方位地解读沐氏家族。

参考文献：

[1] 李清升.沐英生平事略与国内研究概况[J].回族研究，2013（4） ：85-86.

[2] 赵珂悦.博弈与制衡：明代云南沐氏家族、镇守宦官及土司间关系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8.

[3] 王毓铨.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J].历史研究，1962（6） ：108-127.

[4] 李建军，谭连秀.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 ：133-136.

[5] 李清升.沐氏家族与海口水利工程[N].云南日报，2016-01-02（7）.

[6] 马克春.沐氏家族滇中治水概议[J].西南学林，2020（1） ：223-228.

[7] 谭连秀，李建军.论明代沐氏家族对云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4） ：84-88.

[8] 辛法春.明沐氏与中国云南之开发[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 ：1.

[9]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5.

[10] 赵松涛.明代沐氏家族镇守云南原因探析[D].南京：南京大学，2012.

[11] 李建军.明末农民起义军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54-57.

[12]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与思氏家族关系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1） ：122-125.

[13] 李建军.南明永历朝廷与云南沐氏家族关系考[J].南开学报，2000（6） ：62-65.

[14] 李建军.沐氏家族与明代中泰、中老关系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 ：135-138.

[15] 李建军.试论沐氏家族与明代中越关系[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1（1） ：88-92.

[16] 李建军，谭连秀.沐氏家族与云南官民关系考[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1） ：104-108.

[17] 丰家骅.杨慎与云南沐氏——杨慎交游考述之一[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2） ：16-20.

[18] 李超.论沐氏家族与明初谪滇诗人关系[J].昆明学院学报，2016（2） ：97-101.

[19] 万揆一.明代云南黔国公沐氏兴衰史[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30-36.

[20] 杨慧中.朱元璋义子沐英家族两百年兴衰史考述[J].黑龙江史志，2012（22） ：63-69.

[21] 侯珺献.镇守云南传播中华文化沐王府兴衰史[J].国家人文历史，2013（4） ：89.

[22] 吴泽锡.沐英[J].文史杂志，1942（21） ：84.

[23] 范植清.论沐英[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56-64.

[24] 李清升.明黔宁王沐英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12.

[25] 马少侨.沐英蓝玉的历史功绩及其他[J].民族论坛，1985（3） ：40-44.

[26] 李建军.沐英镇滇事迹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 ：131-136.

[27] 李清升.沐英身体力行发展文化教育的功绩及其意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119-123.

[28] 马小洋.沐英在滇活动与明初政局[J].回族研究，2012（2） ：20-25.

[29] 郝正治.沐英在洪武开滇中的重要作用[J].回族研究，2013（4） ：79-82.

[30] 孙琼.明朝开国名将沐英对明初政局稳定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4（33） ：43-44.

[31] 李清升.论沐英卓越的军事才能及指挥艺术[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0（5） ：16-18.

[32] 丁炎中.关于沐英、兰玉原籍、原姓及族别问题的新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1982（4） ：30-32.

[33] 杨秀实.论沐英兼及蓝玉的族属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85-89.

[34] 李清升.沐英姓氏考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96-98.

[35] 黄义全.沐英确实是回族[J].回族研究，2013（4） ：83-84.

[36] 王昌武，李天雪.沐英族属考辨[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4） ：37-42.

[37] 盛巽昌.沐英之死[J].史林，1999（3） ：110.

[38] 李清升.云南部分志书中记载的沐英父子死因质疑[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3） ：102-104.

[39] 马克春.沐氏后裔一支在汤池——再论梨花村马氏祖先的来历[J].西南学林，2017 ：243-255.

[40] 余嘉华.沐昂对明代文学的贡献[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 ：36-41.

[41] 邵敏.明代回族作家沐昂著述考[J].回族研究，2014（4） ：113-117.

[42] 李易，邓婕.沐昂唱和诗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8（3） ：77-80.

[43] 马莹莹.沐昂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18.

[44] 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5） ：47-53.

[45] 谢冰雪，卢英石.试论黔国公沐晟与明代中越之战[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0（12） ：106-108.

[46]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发掘明黔宁王沐英墓及牛首山古墓[J].历史教学，1951（1） ：24.

[4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斌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3（2） ：70-83.

[48]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夫妇合葬墓及M6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3（2） ：46-63.

[49]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昂侧室邢式墓及M21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13（2） ：64-69.

[50]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沐斌夫人梅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4（5） ：39-56.

[51]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江宁县明沐晟墓清理简报[J].考古，1960（9） ：31-36.

[52] 阮国林，葛玲玲.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J].考古，1999（10） ：45-56.

[53] 邵磊.明黔国公沐昌祚墓辨讹及其相关问题——从沐朝辅妻陈氏墓志的发现谈起[J].东南文化，2011（1） ：54-59.

[54] 力子.明黔国公沐睿墓辨讹[J].东南文化，2012（4） ：81-88.

[55] 邬俊.明代沐氏家族墓葬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56] 张增祺.云南呈贡王家营明清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5（4） ：185-190.

注释：

① 此处“兰玉”与后文中“蓝玉”所指为同一人，因明朝“蓝玉案”牵扯，幸存的蓝玉后人更姓为“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