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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战最为坚决的队伍，这一点早已得到了人们的公认。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 12.5万次，消灭日伪军 171.4万人，其中日军 52.7万人，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了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中，日军最恨和最怕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反共”这一点上，日军和蒋介石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抗战的后期，日本面临即将失败的命运时，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几次派人与我党领导的武装秘密接触，妄想通过“谈判”，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冈村宁次的这种如意算盘，最终成了一个笑话。  一、1944 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找到时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长兼敌区工作部长的扬帆，给了他一个任务：审查一位从南京过来、自称是我党情报人员的名叫纪纲的人的底细。 此人自称受侵华日军“华中派谴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遣，有重要情要和新四军沟通。  1944年上半年，德、日、意法西斯已经穷途末路，德国和日本的败亡已经指日可待。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已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得日本只有招架之功，狼狈不堪。 日军为了缩短战线，拨出深陷在中国的泥足，便异想天开地制定了一个计划：与位于日寇卧榻之侧的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协议，以让出苏北 8 个县城给新四军为筹码，换取新四军和日军合作，共同对付美英盟军和蒋介石军队。 日军的这个“天才计划”，可以说完全是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想起来的。  只要稍微脑子正常的人都看得出来，中国最坚决抗日的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可能私下里和日军单独媾和，把枪口对准反法西斯的盟军？这只能是日军在穷途末路之下的一种痴人说梦罢了！ 日军为了能和新四军取得联系，找到了被捕的我党南京地下情报站负责人纪纲，想通过他与新四军领导层取得联系，延缓他们失败命运。 扬帆虽然是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长，但他并不认识纪纲，因为纪纲是受中央情报部门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 在多方查证后，扬帆终于查清楚纪纲确为我党派到南京、以中医为掩护，领导情报工作的情报人员，他领导的情报站，曾经获得汪精卫与日本人谈判的秘密条约等重要情报，受到过周恩来和李克农的表扬。  纪纲是因为手下情报员、汪伪中央通讯社的采访主任倪兆渔被捕后，被日军逮捕的。被捕后的纪纲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日军判处死刑。 在准备枪决前，日军司令部恰好需要找一位能与新四军接上头的中共干部，所以想到了关在监狱中的纪纲，要求纪纲为日军充当“说客”。 纪纲想到这是一份重要情报，必须及时送到我党高层领导手中，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扬帆查清楚纪纲的背景后，便将纪纲送到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新四军的领导人饶漱石。饶漱石马上把这一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央的答复是可以假装谈判，与日军秘密接触，弄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和后续计划。  二、就这样，纪纲带着中央的指示重新返回了南京。几个月后，冈村宁次派出了 3 名代表，在纪纲的陪同下，来到了新四军总部。 这三名日本人中，为首的是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时任冈村宁次总部参谋处二科对中共工作组长的立花中佐。  新四军方面与日本“谈判”的三名代表是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新四军保卫部部长梁国斌以及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长扬帆。 谈判中，日军代表说是奉冈村宁次之命，来与新四军实现“局部和平”的。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我方拒绝。日本人不死心，为表示“诚意”，提出新四军代表赴南京和冈村宁次直接面谈。 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本人的意图和动向，全面研究敌情，新四军决定派扬帆作为代表，赴南京摸清敌人的动向。 行前，华中局领导对扬帆深入虎穴的行动给予了鼓励，并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剧照 扬帆向领导保证：“日本人不敢对我下毒手，万一牺牲，我也不会向敌人透露任何机密，请首长们放心！” 扬帆来到南京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乔岛代表尾琦大佐专门机设宴欢迎，主管特务工作的日本情报头子今井武夫在宴会上主动找到扬帆，愿意释放被关在日军监狱的一名新四军高级干部，希望在华中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 扬帆是干情报工作的，一眼睛就识破了日本人的花招。原来这名被捕的新四军干部早就已经叛变，向日军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报。  现在日军见这人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便故意示好，说要放掉这名叛徒，想让新四军同意日军的条件，这怎么可能？扬帆当场拒绝了今井武夫的这个荒唐提议。 在第二天的谈判中，扬帆巧施妙计，套出了今井武夫的底牌：原来日军这么迫不及待地想和新四军达成“局部和平”，是想让新四军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国民党军。 以往日军从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一直认为他们只是“土八路”，现在为什么这么重视新四军了呢？ 原来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军越来越感到新四军占领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作用，加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史迪威将军都在1944年提出向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以换取将来有可能实施的盟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登陆或空降，所以日军对离上海和南京这种大城市很近的新四军的恐惧，也越来越深。 在为期三天的谈判中，日方一真想套取新四军的“底牌”，到底有没有和日军合作的可能？但扬帆何等精明，一直以自己级别不够，需要回去请示为由，拒绝任何表态。 日本人被扬帆吊得心里直痒痒，只能对扬帆千般奉承，万般拜托，甚至在临行前，日本天皇的亲弟弟、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都亲自来为扬帆送行，对扬帆表达了“友好的意向”，希望同新四军保持联系。  扬帆回来后，立即将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向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作了汇报。这次深入虎穴，让我党更加摸清了日军色厉内荏的老底，对日军的幻想，根本不可能理睬。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按照中央的部署迅速赶到南京城外，准备入城受降。扬帆和纪纲受组织委派，再一次担任了与冈村宁次受降谈判的代表。 此时的蒋介石为了不让日军向我军投降，下达了3道命令，要我军“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下令国民党部队向南京“积极推进”。 扬帆觉得此时与日军谈受降已无可能，于是迅速赶回新四军军部报告。从那以后，扬帆再也没有与日军高层人物进行接触。  解放战争中，扬帆根据中央指示，在秘密战线做了大量工作，于1946年8月争取了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四百多人在山东起义。 在继续开展华中和上海南京的情报工作的同时，扬帆还在山东开辟新的交通线，并兼任'华东区处理俘虏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俘虏学习。 不少俘虏经过学习教育，协助我军破获了不少隐藏的敌特组织，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少作用。  三、虽然扬帆与日军的谈判没有成功，但垂死挣扎的日本人，仍然幻想着能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谈判，甚至想逃脱战争罪责。 几乎就在扬帆赴南京与日军进行受降谈判的同时，1945年8月17日，冈村宁次又派出了另一位谈判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桥岛，来到江苏盱眙六合竹镇，与新四军进行谈判。 这次谈判，是冈村宁次的一个花招。他的本意是要向国民党方面投降，同新四军的这次谈判，只是这个日本侵略头目用来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 冈村宁次花招，自然瞒不过指挥这次谈判的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曾山等人。几位领导人认为虽然日军大势已去，但要想让他们真心实意地向新四军投降，依旧十分艰难。 所以在谈判的同时，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同时要求新四军全体将士加紧对日伪的军事压迫，迫使日伪军从据点和交通要道撤退，使新四军的根据地不断壮大。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在命令日军开进六合一带，就地等候国民党军的接收，企图让日军仍然占据原有的占领区，不让这些地方落入新四军之手，使得新四军壮大解放区。 国民党方面甚至巴不得日军与新四军发生战斗，利用日军之手铲除新四军。 从这次谈判的背景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我、日和顽三方势力犬牙交错，日军和国民党各怀鬼胎，日军根本不是真心向我新四军投降。 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8月20日，新四军向盘距在六合县城、不愿向新四军投降的日军发起了进攻。 由于日军早已听到他们诉“天皇玉音”，知道天皇都已经投降了，所以虽然有极少数“武士道”仍然负隅顽抗，但绝大多数日军早已失去了斗志，在我新四军的强烈攻势下，很快从六合城溃退到卸甲甸、大厂一带，陷入了新四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虽然新四军广大将士对日军恨之入骨，但为了执行政策，仍然派人与日军联系，令其投降。 日军则表示接到的命令是不许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所以要求与新四军谈判，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新四军派出了独立旅旅长罗占云和中共六合县委书记魏然来到日军驻地，与日方一位旅团参谋长进行了会谈。 罗占云和魏然代表新四军向日军表明新四军的态度：六合、天长一带是我解放区，如日军仍然盘距不走，必将遭到新四军将的坚决消灭。 新四军希望日军向新四军投降，每个投降的日军都可以安全回国，双方不要再发生流血事件。 日本那位旅团参谋长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低声下气地对罗占云和魏然说：我们也想投降以后尽早回国，六合、天长一带是贵军的解放区，我们也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已向上汇报，要求原地驻扎，不会再向前一步，请你们不要再打我们了！ 罗占云和魏然在谈判之前，就得到了领导的指示：面前的这股日军，是接到了冈村宁次的命令才不向新四军投降的，这是日蒋勾结的结果，这股日军没有办法违抗他们上级的命令。 所以只要他们原地驻扎，让我军能壮大我们的解放区，新四军也不强求他们马上向我投降。 这次谈判虽然没有使日军向我投降，但新四军稳定了解放区的局势的同时，为党中央提供了日、顽勾结的重要证据，为党中央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信息，仍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谈判。 四、这几次日军与我军的谈判，都是心怀鬼胎的冈村宁次与国民党勾结做出的一种姿态。早在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便致电冈村宁次，要求其就地坚守，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共产党的军队。 冈村宁次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 9月10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商量反共合作问题进。在会谈中，何应钦称今后要与冈村宁次“致力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 解放战争爆发后，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其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大量印发给国民党的各级指挥官。 为了包庇这个战犯，国民党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次发出的传票于不顾，称冈村宁次因肺病正在监视居住，还为其出具了病历证明。 之后又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有关，因此不需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 国民党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就是一场骗局和闹剧，审判的结果是“宣告冈村宁次无罪”。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但国民党却还是于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让冈村宁次搭乘'维克斯'号客轮，回到了日本。 参考资料：人民网：《抗战时期“中共秘密接触日军高层”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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