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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张从正 公元1127年—1279年 《儒门事亲》，张从正撰，十五卷，成书于1228年。书中前三卷为张从正亲撰，其余各卷由张氏口述，经麻知几、常仲明记录、整理而为完书。 全书各卷由诸篇论文汇编而成，每卷含数篇论述，有说、辨、记、解、诫、笺、诠、式、断、论、疏、述、衍、诀等体裁。包括：“事亲”本书。治百病法，十形三疗，杂记九门，撮要图，百法心要，三法六门，“三消论”(刘完素)，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要，世传神效方等几部分内容。 该书注重阐发邪实为病的理论，倡导攻下三法治疗诸病。书中以六邪归纳诸病之因，以三法治之，名之为“六门三法”，此即为该书创立的“攻邪论”的主要思想。 在具体应用汗吐下三法时，作者从治法范围，适应证、禁忌证等方面作了系统阐述，较前人认识有了较大的扩充。三法均有具体用法、注意事项、禁忌证，应用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所用药物遵崇完素，偏于寒凉，颇有心得。 同时书中对应用补法有独到见解，认为邪去后才可言补，重在以五谷、五菜、五果、五畜、五菜充养之，并批评世风好补之偏。 后人对该书突出的攻邪论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因为该书治病偏于攻邪，也受到一些医家如朱丹溪的批评。 序 新刻《儒门事亲》序 一气之块然乎太虚之间也。氤氲摩荡，以生生万物。而其禀之驳者，为禽兽，为草木；粹者为人。而其粹者，亦有浓薄强弱之不同，加之六气乎外，七情侵乎内，而诸疾生焉。有寒有热，有表有里，千状万证，不可俱述。而要之不过虚实两者之间焉。故经曰∶虚则补，实则泻。呜呼！虚实者，诊病之标的，而补泻者，施治之大要也哉！长沙以还，明哲辈出，家擅专门，人立异见。诸说旁舞，于泻，而立斋偏于补。既有所偏，则不能无弊。苟不能无弊，则又不可无辨焉！予窃为二君之术，一补一泻，虽有不同，而各极其至，庶乎圣之功，亦莫以加焉。然天下之病，未必尽实，则其偏于泻也，吾恐虚者之反受其害也；未必尽虚，则其偏于补也，吾恐实者之亦反受其害也。一得一失，明于此而暗于彼，此岂斯道之大成哉！若长沙则不然，可以补则补，而不偏于补；可以泻则泻，而不偏于泻。虚实随证，补泻应机，呜呼！亦可谓大成矣。拟诸古之圣贤，二君之于长沙，犹夷惠之于孔子也。盖补泻之不可偏废，犹裘葛之不可一施也。而今不核虚与实，而致补泻之各偏，犹不审冬夏之异候，而欲偏裘葛之御也，岂其理也哉。故曰∶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又曰∶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者，宜大承气汤。补泻不可偏废也，可见矣。方今之世，好补而恶泻，喜温而畏寒，大黄芒硝，视如蛇蝎；干姜附子，甘如饴蜜。遇硝黄奏效，则曰∶此惟取一时之快，后必致寒中之患。姜附错投，则曰∶姜附犹不验，归之于命。盖亦不思之甚也。故凡治疗之书，偏于补者，盛行于世，而梨枣日广，至于戴人此书，传诵甚罕，予窃童蒙学医者，哗偏补之书，而不讲泻实之方，则虚虚实实，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 鸠工寿梓，以广其传。惟冀此书，与立斋之书，并行于世，可以泻则师戴人，可以补则师立斋，无致补泻之偏胜，使斯民同跻于仁寿之域矣！ 正德辛卯八月望日渡边荣元安甫书于洛阳松下睡鹤轩 重刊《儒门事亲》序 是书也，戴人张子和，专为事亲者着。论议渊微，调摄有法，其术与东垣、丹溪并传。名书之义，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品酒食，非孝不能备也。故曰∶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予幼失怙，慈母在堂，逾七望八，髓既具，未尝不防以药物。每虑当有所馈，委之时医，恐为尽道之累。将欲遍阅方书，诸家着述繁杂。窃为是皇皇者数载矣。近得是书，如获宝璐，执是以证，何虑臆说之能惑！惜其板久失传，本多亥豕之讹。因付儒医闻忠，校订锓梓，与世之事亲者共云。 嘉靖辛丑三月戊子，复元道人邵辅序 《儒门事亲》后序 医道之大尚矣，其上医国，其下医人。而身之所系，抑岂小哉！观抱朴子之金柜肘后，其用心亦以精矣，功亦溥矣，大矣。邵君柏崖，以玉牒之亲存，以于天下后世，乃以是书命愚机之寿诸梓，以广其传，功岂在抱朴子下哉！愚不学，恐成后人之诮，幸柏崖之去，然日夜是惧，不敢语尽以力。至于析微剖奥，剔谬辨非，尚俟后之君子。 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孟冬朔日钱唐者相闻忠机于南圃陋室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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