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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豆形器的自名以及它與燈名的关係——以出土資料爲中心* 謝明文 摘 要：文章通過對豆形器的自名作全面的整理與研究，並對燈名與豆形器自名的關係作深入分析，可以發現豆形器自名中，用共名者有“彝”“器”兩類，用其他器類之名代稱者有“簋”“敦”兩類，用專名者有“豆”“鋪”“登/鐙”“鉦/錠”“ 關鍵詞：金文；豆形器；自名 説 豆 周代金文中，豆形器的自名既可用專名，亦可用通名，還可用其他器類之名代稱，情况比較複雜，即便是專名者，亦有多種不同的稱呼。下面我們分類揭示豆形器的自名，並對燈名與豆形器專名間的關係略作討論。  一、專名類 （一）豆（9器） 《説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從古文字看，“豆”是豆形器的象形字，金文中它作豆形器自名者，見於以下諸例： （1）凡父作旅豆[1]。（凡父豆，《銘三》[2]0596，西中[3]） （2）孟免旁作父旅母豆[4]，眉壽萬年永寶用。（孟免旁豆，《銘三》0605，西中） （3）太師虘作烝尊豆,用召格朕文祖考，用祈多福，用匃永命，虘其永寶用享。（大師虘豆，《集成》[5]04692，《銘圖》06158[6]，西中後段） （4）單生作羞豆，用享。（單生豆[7]，《集成》04672，《銘圖》06129，西晚） （5）周生作尊豆，用享于宗室。（周生豆甲，《集成》04682，《銘圖》06141；周生豆乙，《集成》04683，《銘圖》06142，西晚） （6）姬寏母作太公、庸公、[奉]公、魯仲、憲伯、孝公、静公豆，用祈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8]。（姬寏母豆，《集成》04693，《銘圖》06159，西晚） （7）史盄父作寶豆，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史盄父豆，《銘三》0607，西晚） （8） 膏燈之“燈”與豆形器關係非常密切，孫機（2008:405）曾指出： 燈是從食器中的豆轉化來的。《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郭璞注：“即膏燈也。”它大約出現於春秋；至戰國時，燈的式樣就比較繁多了。但直到西漢，燈的基本形制還和豆差别不大，所以河北鹿泉高莊西漢常山王劉舜墓出土銅燈的銘文中仍自名爲“燭豆”。 孫機説法可從。燈是從食器中的豆轉化來的，因此“燈”的自名與豆形食器的自名關係當非常密切，前者常承襲後者的自名而來，也就是説“燈”的許多自名與豆形食器的自名是一脉相承的。如“豆”是豆形食器的一類自名（參看上文），“燈”的自名亦常作“豆”（參看徐正考，2007:404-405）[10]。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這是本文論證過程中的核心指導思想，下文我們將多次提及這一點。 （二）鋪[11]（27器） 從器形看，“鋪”應屬於豆形器（參看張懋鎔，2006:134；張翀，2015:36）[12]。其自名有“甫”“ 1.甫（10器） （1）□叔頌父作杜孟祁尊甫（鋪），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叔頌父鋪，《銘圖》06147，西晚） （2）叔作德人旅甫（鋪）。（叔鋪，《集成》04669，《銘圖》06124，西晚） （3）姜休母作羞甫（鋪）。（姜休母鋪甲，《銘圖》06119；姜休母鋪乙，《銘圖》06120，西晚） （4）王季姜作羞甫（鋪）。（王季姜鋪甲，《銘三》0597[13]；王季姜鋪乙，《銘三》0598，西晚） （5）曾仲斿父自作寶甫（鋪）。（曾仲斿父鋪甲，《集成》04673，《銘圖》06130；曾仲斿父鋪乙，《集成》04674，《銘圖》06131，春秋早） （6）虢季作甫（鋪），子子孫孫用享。（虢季鋪甲，《銘圖》06144；虢季鋪乙，《銘圖》06145，春秋早） 2. （7）微伯 （8）有殷天乙湯孫宋公固，作濫叔子 3. （9）唯九月初吉庚寅，晉侯對作鑄尊 4. （10）魯大司徒厚氏元作膳 5.盙（3器） （11）虢仲作旅盙（鋪）。（虢仲鋪，《銘圖續》0527，春秋早） （12）曾公得自作薦盙（鋪）。（曾公得鋪，《銘三》0600，春秋早） （13）門臺[15]之盙（鋪）。（門臺鋪[16]，戰國） 6.鋪（3器） （14） （15）遣盄父作寶鋪，其萬年永寶用。（遣盄父鋪，《銘圖續》0528，西晚） （16）楙大叔弇作雷叔姜寶鋪，其萬年眉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亯。（楙大叔弇鋪，《銘三》0611，春秋早） 7.鈇（2器） （17） 例（17） （18）銅行燭薄，重二（？）斤九兩。九年工從造，第二鼻。（九年行燭薄，《陝西金文集成》0982） （19）行燭薄，重一斤十二兩半。元年工從造，第丙。（元年行燭薄） 從器形看，九年行燭薄就是漢代習見的那類淺盤、有短足、有鋬的器物，其自名有“行鐙”“行錠”“行燭”等稱呼。郭永秉（2017、2018）對九年行燭薄、元年行燭薄的自名“薄”有詳細討論，他根據漢代的燈是從食器“豆”轉化的，從而指出上述兩例“薄”應該讀作金文中那類淺盤平底豆形器名稱“鋪”。郭説無疑是正確的，這是燈的自名承襲豆形器自名的又一個實例。 （三）登/鐙 目前金文資料中尚未見“登/鐙”用作豆形器自名的確定例子，但在古書中却有迹可循。《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詩經·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毛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儀禮·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鄭注：“瓦豆謂之鐙。”這是傳世古書中豆形器稱作“登/鐙”之例。古書中燈亦可稱作“鐙”。如《楚辭·招魂》：“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急就篇》“鍛鑄鉛錫鐙錠鐎”，顔師古注：“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中施釭。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漢代銅器銘文中豆形燈自名亦常作“登/鐙”（參看徐正考，2007:395-401），羅泊灣一號漢墓《從器志》“燭徵”即“燭鐙”（參看李家浩，1986:85），則以“徵”爲豆形燈之“鐙”。很顯然，燈的自名“登/鐙”亦當是承襲豆形器的自名“登/鐙”而來。 （四）鉦/錠（3器） （1）唯正月吉日丁亥， （2）唯王正月丁亥日，[ （3）唯正月吉日[丁]亥， 上述三器顯係同人所作。從器形看，上述三件 “登/鐙”作爲豆形器的自名，見於傳世古書（參看前文）。又“正”與“證”，研究者或認爲可通（參看張儒、劉毓慶，2002:80），古書中“证”“證”又有異文關係，因此吴鎮烽（2016:304）將例（1）的“鉦”讀作“鐙”似乎很有道理。但“正”上古屬於耕部，“登”屬於蒸部，兩者韻部並不是很近，在出土先秦文字資料中兩系字亦缺乏直接相通的例子。因此將從“正”聲的“鉦”讀作“登/鐙”實可疑。而“鉦”與“豆”讀音更不近，吴鎮烽（2020:241、244）將“鉦”讀作“豆”顯然不妥。 《説文》：“定，安也。从宀、从正。”小徐本作“從宀、正聲”。“定”當從“正”聲，出土文獻中“定”“正”兩系字亦關係密切（參看白於藍，2017:1154）。比起“登/鐙”來，“鉦”與“錠”的語音關係要密切得多，我們認爲上述三件 （五） （1）哀成叔之 （2）富子之上官隻之畫 哀成叔豆“ 䄸室門鍵（《集成》10456，《銘圖》19444）銘文作“䄸室門 值得注意的是，在盤、盆自名的位置也出現“ （3） （4）仲阪父作 （5）
仲阪父盆銘文曾著録於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9.95.6、《善齋吉金録》9.58，“寶”後之字，蓋銘、器銘分别作“ 近來周博（2018:91-92）又著文對仲阪父盆加以重新著録，公布了銘文彩照，並認爲盆銘自名之字似可讀爲“彝”。盆銘的重新公布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如付强（2018）將仲阪父盆自名之字與仲姜盆自名“46”聯繫起來，認爲它們從“灷”，仲阪父盆自名之字可讀爲“盆”24]。李春桃（2018）將仲阪父盆“ 馬超、鄒芙都（2019:19-25）在語音方面的論證過於寬泛，且將皆用作盆形器自名而在形體上又有緊密聯繫的兩個字形分别看待，恐有不妥。金文中器名用字省略的現象常見，因此李春桃（2018）關於 器物之間的代稱現象在金文中也是常見的，李春桃（2018）已經引及前人的衆多研究成果，並且對此類例子加以補充。我們在此再補充兩例器名代稱現象。宋人所謂觶這類青銅器，根據其自名，可知在西周當時應該有一類自名稱作“㠱鑵”。仲飲壺（《集成》06511）、伯作姬飮壺（《集成》06456）自名爲“壺”，但器形與舊所謂“觶”即“鑵”相近。謝明文（2017a:344-353）認爲鑵類器自名爲壺大概是由於鑵、壺兩者功能相近而代稱的緣故。山西盗掘出土的一件西周青銅壺（參看山西省公安廳、山西省文物局，2018:130-131），壺上端帶所謂觶即我們所説的鑵，這亦可證鑵、壺之間確有密切關係，那麽鑵類器自名用壺來代稱也是很自然的了。2017年10月28-29日，“商周青銅器與金文研究學術研討會”在鄭州舉行，黄鳳春（2017；2018:228-232）提及曾侯墓地M61出土一件銅匜，其自名作“
大家熟知，盤、匜是古代盥洗器皿，因此金文中盤、匜前常以“盥/浣”修飾。盤以盛水，匜以注水。由黄子戌斗銘文“盥”作“斗”的修飾語來看，可知“斗”亦可用於盥洗，在盥洗過程中“斗”當是注水之器。在注水之器這一點上，“斗”“匜”的功能是一樣的。因此曾侯墓地M61出土銅匜可自名“斗”30]，這亦當是器名代稱之例。 從金文中器物之間的代稱現象非常普遍來看，李春桃（2018）認爲 西 從時代方面看，仲阪父盆、 清華簡《封許之命》叙述周成王賞賜吕丁一組薦彝，相關簡文如下（李學勤，2015:37-44、117-123）： 贈尔廌（薦）彝， 其中“簋”後之字原作“ 謝明文（2015:4-12；2017a:298-308）曾指出清華簡《封許之命》周成王賞賜吕丁的這一組薦彝，其内部排列大體依類相從。如“ 望山二號墓楚簡46號簡、53號簡以及包山二號墓楚簡265號簡均有“卵缶”一語，金文中見於次尸祭缶（《銘圖》14093）。“卵缶”之“卵”，或認爲是就缶的外形而言，或認爲讀作“盥”（參看朱曉雪，2013:668）。從包山二號墓楚簡265號簡“卵缶”與“ 金文中器名前常出現一字作“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逸詩》（馬承源，2004）兩見“間關”一詞，“關”寫作“ “卵”“䜌”讀音相近，兩聲系字音近相通[37]。安大簡《詩經》從“艹”“䜌”聲之字用作“卷耳”之“卷”（黄德寬、徐在國，2019:7），這亦可證“卵”“ 根據“ 湖南長沙東門外柳家大山西漢墓曾出土一件 查瑞珍（1979:92）認爲那個銅盤應稱爲“𨫀”，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這個盤一側裝有扁鋬，這種平底淺盤有扁鋬之物實亦即行燈，與一般習見的行燈相比，後者只不過增加了三柱或蹄足而已。從“銅釭𨫀”一語來看，“𨫀”應該是中心語，我們認爲“𨫀”應該是燈的一種自名。《釋名·釋車》：“釭，空也，其中空也。”“釭𨫀”是表示有中空導煙管的燈，“釭”是修飾語，表明這一類燈的形制特點。宋代王黼《博古圖》18.41著録一件漢虹燭錠，器形與銘文如下（圖1、圖2）：
圖1
圖2 《博古圖》釋文作“王氏銅虹燭錠，兩辟并重二十二斤四兩，第一”，並説：“《説文》以錠爲鐙，鐙則登而有用者。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殆薦熟食之器，但闕其盖而不完。曰'王氏’者，未審其爲誰也。曰'第一’則知爲虹燭者數不特此耳。”（王黼，2004-2005:107） 明代胡文焕《古器具名》卷上25-26亦著録一件漢虹燭錠，器形與銘文如下（圖3）：
圖3 《古器具名》對該器尺寸、重量等方面的描述以及銘文的考釋與《博古圖》對它所著録的漢虹燭錠的描述以及銘文的考釋完全相同（胡文焕，2004-2005:369），由此可知《古器具名》的相關意見當是承襲《博古圖》而來，兩書所録的漢虹燭錠當是同一件器，但《古器具名》所録器形明顯是一件鼎，與《博古圖》所録器形完全不同，如此看來兩書所録器形必有一誤。 孫機（2008:410）認爲《博古圖》所録漢虹燭錠“王氏銅虹燭錠”之“虹”字應爲“釭”字之假。 從字形看，《博古圖》所録漢虹燭錠釋文似當作“王氏銅𢖶燭錠，兩辟（臂）并重二十二斤四兩，第一”。“辟”似當讀作“臂”，指器體上部兩側的管狀物。《古器具名》所録漢虹燭錠字形多有走樣或訛誤，如“兩”作“ 《西清古鑑》30.27著録一件素錠，其形如下（圖4）：
圖4 《西清古鑑》説：“《説文》以錠爲鐙。古燈字皆作鐙，非即豆登之謂。《博古圖》載有王氏銅虹燭錠，止有鐙座而無盤蓋。云'薦熟食之器，銘曰虹燭者，取其氣運如虹之義’。此器盤、蓋俱全。盤有仰錐有圓影，其爲燃燭者無疑。蓋作雙管下垂接於座，其取製之法不可知，然以爲薦熟食如豆登之登，固可按器而决其非也。”（乾隆，2004-2005a:171） 《西清古鑑》的上述説法可從，從器形看，它著録的這件素錠就是漢代標準的釭燈[38]。比較《西清古鑑》這件釭燈與《博古圖》18.41所著録的漢虹燭錠，可知後者所録的器形確是釭燈的鐙座，它是燈的一部分，只不過缺盤、蓋而已，這與其自名“錠”指燈正相合，亦可知《古器具名》所録器形作鼎是錯誤的，而孫機（2008:410）認爲“王氏銅虹燭錠”之“虹”是“釭”的假借是正確的，《博古圖》所著録的這件漢虹燭錠可命名爲王氏銅釭燭錠。王氏銅釭燭錠原是一件釭燈，自名爲“錠”，“ 《詩經·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之“輾”，馬王堆帛書《五行》作“婘”，這是“展”聲字與“ （六）用/庸（1器） 河南陝縣上村嶺（今屬三門峽市湖濱區）虢國墓葬曾出土一件春秋早期的豆形器，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其銘文作： 蘇貉作小用。（蘇貉豆，《集成》04659，《銘圖》06112，春秋早） “作”後之字，舊一般釋作“小用”二字[42]。關於銘文中的“用”，研究者很少討論。我們認爲銘文的斷句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在“小”後面斷讀，“用”單獨作一句，類似的“用”字如： （1） （2）仲姜作爲桓公尊壺，用。（仲姜壺，《銘圖》12247、12248，春秋早） 如果蘇貉豆“用”單獨作一句，那“小”的理解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用作豆形器名，一種是看作修飾語而省略了豆形器自名。前者從古文字資料以及傳世文獻看，都没有絲毫相關綫索，因此此種可能性不大。後者要同時滿足“用”單獨作一句以及“小”後面省略自名，可能性亦不大。 蘇貉豆銘文斷句的第二種可能是整個銘文作一句讀，在文義上，又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用”後面省略了自名，如叔我鼎（《集成》01930，《銘圖》01264，西中）“叔我作用”，比較𢐗伯盤（《集成》10063，《銘圖》14366，西中前段）“ （3）伯雍倗 （4）嬴霝德作小鼎。（嬴霝德鼎，《集成》02171，《銘圖》01622，西中前段） （5）競（景）之羕之少（小）貞（鼎）。（競之羕鼎[43]，《銘三》0177、0178，戰中） （6）唯王正月之初吉丁亥，此余王□君（？）作鑄其小鼎……子子孫孫永寶是尚。（此余王鼎，《銘圖續》0220，春秋晚） （7）牧 （8）復公仲若我曰：其擇吉金，用作我子孟媿寢小尊媵簋。（復公仲簋蓋，《集成》04128，《銘圖》05105，春秋晚） （9）作小鬲，永寶用。（作小鬲，《西清續鑑》甲編14.13[44]） （10）徐王之元子 以上是“小”作“鼎”“簋”“鬲”“爐”修飾語的例子。比較上述諸例，可知蘇貉豆“蘇貉作小用”之“小”亦可看作修飾語，“用”則很可能是豆形器的一類自名。爲了更進一步討論這一類自名，我們先看看從豆分化而來的燈的一類自名。 長沙馬王堆一、三號漢墓遣册中各有一處“大燭庸”的記載： （11）大燭庸二。（《馬王堆一號墓遣册》239） （12）大燭庸二。（《馬王堆三號墓遣册》300） 關於“燭庸”的解釋，各家説法很多，裘錫圭（2014:208）在羅列分析諸家意見時説： 一號墓報告隸爲燭 包山楚墓二號墓遣册中有“二燭銿”的記載，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1991:62）：“銿，借作僮，指未成年之童。燭僮，即秉燭之僮。出土的實物中有二件童子秉燈，與簡文相符。”周世榮（1994:231；1998:240）曾將馬王堆一、三號漢墓遣册中的“大燭庸”與之聯繫，並説：“對照M1與M3出土實物，有陶鐙或木鐙各二件，其狀如豆。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包山楚墓》二號墓《遣册》中有'……二 劉信芳（2003:280）認爲包山簡遣册的“燭銿”讀爲“燭俑”，出土實物中有二件“銅人擎燈”即簡文所記“二燭俑”，“俑”謂擎燈之銅人。《禮記·檀弓下》：“爲俑者不仁。”鄭玄注：“俑，偶人也。” 范常喜（2017:245-251）認爲馬王堆一、三號漢墓遣册中的“大燭庸”之“庸”讀作“豆”或“鐙”，最大的問題都在於無法找到直接相通的證據。而包山楚墓二號墓出土的2件人擎燈下部銅人不是未成年孩童形象，因此整理者將“銿”讀作“僮”的意見不可從。“俑”一般指用於陪葬的偶人，有其專指義。而此類人擎銅燈製作精美，顯然是墓主生前所用之物，故其名也當是現實生活中的實用名，自然不會以葬具之俑稱之。因此劉信芳（2003:280）“燭銿”讀爲“燭俑”的意見亦不可信。 范常喜（2017:245-251）根據古人多用僕庸或其他徒役作“執燭”之事，而包山二號墓的人擎銅燈應即僕庸執燭的寫照，從而認爲包山遣册簡“二燭銿”的“銿”當從周世榮（1994:231；1998:240）讀作“庸”，訓作僕庸。又結合人擎燈上部的燈盤可以單獨命名等信息推測説：“包山二號墓遣册所記'燭銿（庸）’很可能本來僅指執燈僕庸，但人擎燈與一般豆形燈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底部的執燭徒庸，楚人在命名時爲了突出這一特點，便將下部燭庸和上部的燈盤一起稱作了'燭銿（庸）’。與此相應，馬王堆一、三號墓遣册簡'大燭庸二’中的'燭庸’也應當如此理解。戰國時期長沙屬於楚地，西漢初年仍然保留着'燭庸’一詞自屬情理中事。” 包山二號墓出土銅燈共4件，除了2件人擎燈之外還有2件豆形燭燈（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1991:189、193、圖版57.1、57.2）。馬王堆一號墓出土陶豆燈2件，三號墓出土陶豆燈1件、木豆燈1件（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3:124-125、圖版241、圖版242；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67、彩版45），一、三號墓出土實物中皆未見到人擎燈。范常喜（2017:245-251）根據漢代豆形燈的形制與包山二號墓出土的豆形燈相差不大，多有自名“燭豆”“燭徵”“燭錠”“燭燈”，認爲馬王堆漢墓遣册中的“大燭庸二”可能與楚簡中的情况一樣，所指實爲人擎燈。但這與馬王堆一、三號墓出土實物只有豆形燈的現實不合，范常喜（2017:245-251）對此解釋説： 馬王堆一、三號墓遣册中所記“燭庸”的確切所指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指執燭木俑，因爲一、三號墓出土了大量各類木俑，其中很可能包含了兩名執燭僕庸，只是目前尚無法確認出來。另外一種可能是，由於時代的變遷，詞義範圍的擴大，原楚地長沙到了漢初，“燭庸”一詞可能已用於指豆形燭鐙。三號墓遣册中記述奴僕木俑數量之時，數詞後多加“人”，如簡7：“ 燈是從食器中的豆轉化來的。因此“燈”的自名與“豆”的自名關係非常密切，前者常承襲後者的自名而來，前文我們已經多次談到了這一點。蘇貉豆“蘇貉作小用”之“用”是豆形器的一類自名，如果僅從金文資料看，證據算不上充分。但如果聯繫馬王堆一、三號墓遣册中“燭庸”、包山楚墓二號墓遣册中“燭銿”來看，這恐怕不是偶然的。“用”“庸”“銿”表示的顯然是同一個詞。聯繫上了蘇貉豆自名“用”以後，“燭庸”之“庸”及“燭銿”之“銿”表示“僕庸”之“庸”的意見顯然不可信了。“燭銿/庸”之“銿/庸”與“燭豆”之“豆”，“燭錠”之“錠”，“燭燈/徵”之“燈/徵”，“燭薄（鋪）”之“鋪”一樣，本應該就是燈的一類自名，雖然得名緣由不清楚，但肯定與“僕庸”之“庸”無關。蘇貉豆的“用”指食器豆，馬王堆一號墓遣册“大燭庸二”指的就是該墓出土的2件陶豆燈，三號墓遣册“大燭庸二”指的就是該墓出土的1件陶豆燈與1件木豆燈。根據蘇貉豆的“用”以及馬王堆一、三號墓遣册“大燭庸二”的“庸”所對應實物來看，包山楚墓二號墓遣册中的“二燭銿”之“銿”所指更應該是同墓出土的2件豆形燭燈而不是2件人擎燈。 （七） （1）卲之御 （2） （3）楚叔之孫克黄之錡。（克黄豆，《銘圖》06132，春秋中） “  説 豆 二、器名代稱類  （一）簋（4器） （1）公簋。（公豆甲，《集成》04654，《銘圖》06104；公豆乙，《集成》04655，《銘圖》06105；公豆丙，《集成》04656，《銘圖》06106；公豆丁，《集成》04657，《銘圖》06107，春秋中） （2）伯 （3）衛姒作 （4）姜林母作 （5）㠱侯作㠱邢姜妢母媵尊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㠱侯簋蓋，《銘圖》04939，西晚） （6）此（？）兒昶朝作寶簋，其萬年眉壽，永寶用享。（此兒昶朝簋甲，《銘圖》04806；此兒昶朝簋乙，《銘圖》04807，西晚） 1977年山東沂水縣院東頭鄉劉家店子村曾出土一批青銅器，其中蓋豆7件，有4件蓋豆的銘文已經公布，其銘文即上引例（1）“公簋”二字。比較同出的公鑄壺（《集成》09513，《銘圖》12091）“公鑄壺”，可知“公簋”之“簋”必是器物自名。那麽這幾件公豆可以看作是豆形器稱名“簋”之例。 例（2）、（3）、（4）所屬器類，或稱之爲豆，或稱之爲簋。 張懋鎔（2008:19-24）從腹部深度、紋飾等方面論證例（2）、（3）、（4）所屬器類應該是“簋”而不是“豆”，並把這一類外形如豆的簋稱作“豆形簋”。按張懋鎔（2008:19-24）的意見，例（6）“此兒昶朝簋”亦屬於豆形簋。 從伯父簋、衛姒簋、姜林母簋、此兒昶朝簋等豆形簋可知，簋這種器形在發展過程中，其中有一類簋變得圈足高，腹部淺，外形與豆接近。此外，從春秋到戰國，青銅豆體量增大，腹部變深，此時的豆器身上多加蓋，這種有蓋深腹豆的形態與西周時期的有蓋簋很接近。在功能方面，東周的青銅豆具備了簋的功能，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銅禮器組合中，逐步取代了簋的地位（張懋鎔，2015）。正因爲簋與豆在演變過程中，由於外形與功能兩方面皆發生了密切關係，所以例（1）公豆自名爲“簋”也就很自然了，這可看作“簋”“豆”因演變過程中器形接近、功能相關而代稱之例[49]。 （二）敦（3器） （1）滕侯昃之御敦。（滕侯昃豆，《集成》04635，《銘圖》06057，春秋晚） （2）唯王正九月，辰在丁亥，槩（？）可忌作厥元子仲姞媵敦。（可忌豆[50]甲，《銘圖》06152；可忌豆乙，《雪齋學術論文二集》[51]72頁，春秋晚） 滕侯昃敦，1982年4月山東滕縣洪緒鎮杜莊村出土，蓋上有三環形鈕，口沿兩側對稱兩環形耳，器形如下（圖5）：
圖5:《銘圖》06057 滕縣博物館（1984:337）説：“此器銘文稱敦，但因器底有殘痕，也可能是豆。”陳公柔（1986:180）認爲“柄部雖殘，確爲戰國早期的銅豆”。 可忌豆甲乃山東淄博市臨淄區白兔丘村出土，現藏齊文化博物院。它作細柄，喇叭形圈足，腹兩側二環耳。口爲子口，可能原來有蓋，已失（張龍海，1990:1045）。可忌豆乙是張光裕從香港古玩市場購得的，與可忌豆甲同名，該器外底正中央有一外凸小銅塊，張光裕（2004:67）認爲該器是一缺足之豆形器。可忌豆甲[52]、可忌豆乙（復原了足部）器形如下（圖6、圖7）：
圖6：可忌豆甲
圖7：可忌豆乙 陳劍（1999:359）對滕侯昃豆、可忌豆甲自名爲“敦”做過討論，並認爲： 從器物組合上，“縱觀春秋時期青銅禮器的基本組合形式，經歷了諸如'鼎、簋（或簠）’→'鼎、豆’→'鼎、敦’的相繼交替階段”[53]。“簋、蓋豆、敦是相繼交替的器物。”[54]可見，中原地區、山東地區的銅敦有可能是由銅蓋豆發展而來的[55]，因此，蓋豆可以自名爲“敦”。 馮峰（2014:198）討論滕侯昃豆、可忌豆時認爲“其實它本身就是敦的一種，無所謂'分化’；以往所以稱之爲豆，主要因其柄，但其實用功能與豆相去甚遠”，並指出它們除去柄，其器身形制與敦相近。 滕侯昃敦如果不計其殘柄的話，確是一件標準的敦。而可忌豆甲如若研究者所言原來有蓋，那這件器的上部也是敦。可見與當時一般的豆相比，滕侯昃敦、可忌豆只不過是柄上部分作敦形而已，這一類器實可稱作“敦豆”。 東周的深腹有蓋青銅豆具備了敦的功能，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銅禮器組合中，青銅豆逐步取代了敦的地位（張懋鎔，2015）。正因爲功能的接近以及豆形器把上部變作類似敦形，因此豆可以用敦來代稱。 説 豆 三、共名類 （一）彝（7器） （1）康生作文考癸公寶尊彝。（康生豆，《集成》04685，《銘圖》06139，西早） （2）霸伯作大[廟]寶尊彝，其孫孫子子萬年永用。（霸伯豆甲，《銘圖續》0529，《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第110頁，西中） （3）霸伯作大廟尊彝，其子子孫孫永寶。（霸伯豆乙，《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第110頁；霸伯豆丙，《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第110頁；霸伯豆丁，《銘三》0603，西中） （4）唯弍日，王命競（景）之定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用作尊彝。（競之定豆甲，《銘圖》06150；競之定豆乙，《銘圖》06151，春秋晚） （二）器（4器） （1）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孫孫永祜福。（黄君孟豆甲，《集成》04686，《銘圖》06146；黄君孟豆乙，《信博》[56]119頁，春秋中） （2）黄子作黄夫人行器，則永祜福，靈終靈後。（黄子豆甲，《集成》04687，《銘圖》）06148；黄子豆乙，《信博》120頁，春秋中） 從目前已經發表的資料看，豆形器自名用共名或通名者有“彝”“器”兩類，其中共名用“彝”者共7器，西周早期1器，西周中期4器，春秋晚期2器；共名用“器”者4器，皆見於春秋中期。 綜上所述，豆形器自名中，用共名者有“彝”“器”兩類，用其他器類之名代稱者有“簋”“敦”兩類，用專名者有“豆”“鋪”“登/鐙”“鉦/錠”“  註釋 * 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絶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中國出土典籍的分類整理與綜合研究”（20VJXT018）、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商周甲骨文、金文字詞關係研究”（21BYY13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拙文蒙匿名審稿專家批評指正，謹此致謝。本文初稿曾於2018年12月21、28日在研究生課程《殷周金文選讀》上講授。2020年11月中旬據《銘三》等新著録的一些資料加以增補。《山西珍貴文物檔案（8）》（山西省文物局編，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86頁）新著録了一件山西曲沃晉侯墓地出土的晉侯喜父鋪及銘文照片（銘文倒置），其銘作“唯五月初吉庚寅，晉侯喜父作朕文考剌侯寶□，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剌侯寶”後面之字照片上不清晰。聯繫晉侯墓地出土的晉侯喜父盤（《銘圖》14501）、晉侯喜父盉（《銘圖》14784）、晉侯喜父匜（《山西珍貴文物檔案（8）》，第137頁），銘文“剌侯寶”後面皆爲器物專名，除此之外其餘銘文與晉侯喜父鋪銘文相同來看，我們認爲晉侯喜父鋪銘文“剌侯寶”後面之字也應是器物專名而非共名。至於它是不是從“甫”之字抑或其他的字，則有待更清晰的銘文照片或拓本的公布。另《銘三》0599著録一件豆銘，其中“ [1]“旅”後之字不太清晰，《銘三》釋作“豆”，此暫從之。此器在器形上實與自名與鋪的那一類豆形器接近。 [2]《銘三》是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的簡稱。 [3]西中表示西周中期，其他依此類推。 [4]《銘三》備注認爲“父旅母豆”似應作“父母旅豆”。 [5]《集成》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的簡稱。 [6]《銘圖》是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的簡稱。 [7]此器在器形上實與自名與鋪的那一類豆形器接近。 [8]銘文據1992年9月陝西扶風縣召公鄉巨浪海家村出土的師鐘（《銘圖》15266）銘文校正。 [9]劉體智《善齋吉金録》二十八卷（1934年）。比父豆是否僞銘，有待進一步研究。《善齋吉金録》9.18著録了一件齊侯豆，自名亦作“豆”。從銘文來看，齊侯豆定是僞作。 [10]上林燈（《陝西金文集成》1867）自名作“ [11]虢姜鋪（《銘圖》06128，西晚）“虢姜作旅□，永寶用”，其中自名之字作“ [12]下文引及的 [13]看校補記：《銘三》0597著録的王季姜鋪甲銘文拓本有誤，實是王季姜鋪乙（《銘三》0598）銘文的誤置，參看山西省文物局（2020:134-135）。 [14]厚氏元鋪丙“子”“孫”下無重文號。 [15]“臺”字釋讀蒙傅修才先生告知，謹致謝忱。 [16]游國慶（2015:110-111）。 [17]張天恩（2016）。 [18]轉引自下引郭永秉文。 [19]郭永秉：《何謂“行燭薄”？》，復旦大學2017漢語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44-49頁。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録》第四則《何謂“行燭薄”》，第二届小學專書與文獻考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2017年10月28-29日），第44-47頁。郭永秉：《〈陝西金文集成〉識小録》之《何謂“行燭薄”》，第二届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論壇會議論文集（貴陽，2018年3月30-4月2日），第105-109頁。 [20]陽信家燈（《陝西金文集成》1159）是一件豆形燈，其銘作“陽信家銅錠，高尺六寸，重九斤”，其中“錠”，《陝西金文集成》（10卷159頁）讀作“燈”，不可信。《説文》“錠”“鐙”互訓，又“錠”在漢代作燈的自名多見，陽信家燈“錠”實没有必要破讀。 [21]參看劉洪濤（2013:80-84）。 [22]林澐：《新版〈金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榷》第73、201條，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八届年會論文，1990年。 [23]謝明文（2018:238）認爲益餘敦（《銘圖》06072）“ [24]付强：《談談仲阪父盆的自名》，“古文字强刊”微信公衆號，2018年11月10日。 [25]李春桃：《談青銅器盆的一種自名》（未刊稿）。蒙李先生惠賜大作（2018年11月21日），謹致謝忱。李先生文後來提交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主辦的“紀念方光燾、黄淬伯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18年12月29-30日。 [26]黄鳳春：《釋曾國文字中的“”字——兼談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青銅器銘文中的“犺”字》，“商周青銅器與金文研究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17年10月28-29日，第164-169頁。 [27]國家文物局（2018:58）。 [28]參看廣瀨薰雄（2010:504-509；2012:441-448）。 [29]此類器物，西漢猶有稱“斗”之例，參看平邑家斗（《陝西金文集成》1166）。 [30]漢代青銅匜仍見自名“斗”之例，參看賈樹（2012:56）。 [31]會，匣母月部字，從“ [32]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五〈封許之命〉初讀》第17樓發言，2015年4月11日，http://www./bbs/read.php?tid=3246&page=2。 [33]王寧：《讀〈封許之命〉散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5年4月28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507。 [34]子居：《清華簡〈封許之命〉解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5年7月16日，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5/20150716121655713431246/20150716121655713431246_.html。 [35]武漢大學簡帛網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五〈封許之命〉初讀》第39樓發言，2015年4月17日，http://www./bbs/read.php?tid=3246&page=4。 [36]“ [37]張儒、劉毓慶（2002:690）。戰國文字中“關”或借“卵”爲之，或從“卵”聲（鄔可晶、郭永秉，2017:232-233），安大簡《詩經·關雎》“關”從“䜌”聲（黄德寬、徐在國，2019:5），這亦可見“卵”“䜌”讀音相近。 [38]同樣的釭燈，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5件（《文物》2018年11期17-19頁）。 [39]從“輾轉”作爲一個聯綿詞來看，研究者或將“輾”及其異文“婘”分别解釋，未必妥當。 [40]歌月元三部非唇音的開合兩呼之間較難相通。參看程少軒《試説戰國楚地出土文獻中歌月元部的一些音韻現象》，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06月10日，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811。 [41]單純從讀音看，這兩例“展”聲字與“ [42]此器器形與自名爲“鋪”的豆形器相同。政協陝西省寶雞市陳倉區委員會（2018年，第330頁）將“作”後之字釋作“甫”一字，讀作“鋪”。如此説可信，則此條相關論述當删，此例當歸入“甫”表“鋪”例。該字究竟是釋作“小用”還是“甫”，有待將來更清晰的銘文拓本或照片來作進一步的認定，本文暫從前一説。 [43]武漢大學、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市博物館（2018:35）。匿名審稿專家認爲：“此鼎形制較有特殊，其鼎足細長高挑，頗疑'少鼎’當讀爲'鐈鼎’，少、喬聲近韻同，《説文》云'鐈，似鼎而長足。’與競之羕鼎形制吻合，已著録的鐈鼎也與該鼎形制類似。”謹致謝忱。 [44]乾隆（2004-2005b:366）。 [45]昭器蓋（《銘圖》19300）實即卲方豆（《銘圖》06114，《集成》04661），其中“ [46]鄔可晶（2015:420）疑指方豆或豆形器的“ [47]諸家之説參看趙彤《方豆考》（“第十八届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2007年5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月2日），黄鳳春（2011），黄鳳春、黄婧（2012:279-286），劉秋瑞（2013），鄔可晶（2015:419-420），趙平安（2011:90），蔡一峰（2018:120-130），查飛能（2019:115-117）。 [48]參看王輝（2007:14）。姜林母簋“ [49]陳劍（1999:359）在討論公豆時認爲：“最初的蓋豆就是把簋的圈足加高、變細而來。因爲圈足變得近似豆之校，可以握持，故又常省去雙耳。由於蓋豆是從簋發展而來，因此可自名爲簋。”將公豆自名作“簋”看作是器名代稱，可從，但認爲蓋豆是從簋發展而來則可商榷。 [50]《銘三》0595著録了同人所作的另一件敦，形制與可忌豆乙基本相同，銘文較可忌豆甲、乙兩器多出了嘏詞部分。由於不知它原來是否有長柄，故本文不與可忌豆甲、乙一塊討論。 [51]張光裕（2004）。 [52]李伯謙（2018:285）著録了可忌豆甲器形與銘文的清晰彩照。 [53]引者按，原注：劉翔（1988:95）。 [54]引者按，原注：高明（1981:92）。 [55]引者按，原注：陳夢家先生曾指出：“齊地圓形的敦，可能是'有蓋豆’的變形。”見陳夢家（1956）。 [56]信陽博物館（2018）。 [57]據竹書資料與傳世古書，豆形器還有一類自名“籩”，由於它既不見於金文資料，亦未與燈名發生關係，故本文未予討論。 參考文獻 白於藍 2017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 蔡一峰 2018 《出土文獻與上古音若干問題探研》，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陳初生 1989 《上古見系聲母發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綫索》，《古漢語研究》第1期。 陳公柔 1986 《滕國、邾國青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陳夢家 1956 《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第2期。 陳 劍 1999 《青銅器自名代稱、連稱研究》，《中國文字研究》（第1輯），廣西教育出版社。 陳 劍 2007 《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 董蓮池 1995 《〈金文編〉校補》，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董蓮池 2011 《新金文編》（上册），作家出版社。 范常喜 2017 《馬王堆漢墓遣册“燭庸”與包山楚墓遣册“燭”合證》，《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西書局。 馮 峰 2014 《從出土器物看〈儀禮〉的成書年代》，《海岱學刊》第14期，齊魯書社。 高 明 1981 《中原地區東周時代青銅器研究（中）》，《考古與文物》第3期。 廣瀨薰雄 2010 《釋“卜缶”》，《古文字研究》（第28輯），中華書局。 廣瀨薰雄 2012 《釋卜鼎——〈釋卜缶〉補説》，《古文字研究》（第29輯），中華書局。 國家文物局 2018 《2017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 洪銀興 蔣贊初 2002 《南京大學文物珍品圖録》，科學出版社。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1991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 湖南省博物館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73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 《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胡文焕 2004-2005 《古器具名》，《金文文獻集成》第2册，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黄德寬 徐在國 2019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 黄鳳春 2011 《説方豆與宥坐之器》，《江漢考古》第1期。 黄鳳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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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器）
盆、
氏諺銘文中“
”不知是否與
仲阪父盆、仲姜盆銘文中作爲“盆”自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