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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师建军 提起过去交公粮那些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种传说。可是出生在八十年代以前的农民都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交公粮的全过程，品尝了交公粮的艰难和无奈，体验了农民种粮吃不饱饭饿肚子的心酸。交粮纳税在我国延续了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于二零零六年被取消。那一刻，对于靠种地为生，年年交粮纳税的老农民来说如释重负。 在农业社大集体的时候，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组成的领导机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九五六年我国逐步制定出一整套的交粮纳税政策。每年按照上级计划经济指标分配种植任务，到秋天把收获的粮食无偿地交给国家叫“交公粮”，在旧体制时叫交皇粮，是一种特定的农业税收制度，是每个种地农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打我记事起就亲眼见证了交公粮的情景，至今印象尤为深刻。
八十年代以前，每年到了庄稼快成熟之前，由公社、大队领导组成的评产小组，对所属各个生产队的农作物进行产量评估，把上级分配给各个公社的公粮任务落实到每个生产队。每年不管收成好赖，收获的粮食有多少，必须得保质保量完成国家的公粮任务，除了留足集体的，剩余的粮食作为社员的口粮平均分配，收成好，产量高分配的口粮就多些，年景差，收获的粮食少社员们就得饿肚子。特别是五九年到六一年那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虽然给我们返销一些粮食，基本上都是霉变的玉米，秕子高粱，糖菜渣之类的。说实话不如留给牲畜的饲料好，给得又少，根本不够吃。有些社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没办法只好外出讨吃要饭，找亲戚朋友抓借粮食，去野地里挖野菜，秋天拔沙蓬灰菜之类的草本植物晒干后打籽磨面吃，只要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吃，那种心酸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农业社大集体的时候我们村基本年年遭灾，因为种的全是坡梁地，十年九旱靠老天爷吃饭，六二年虽然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人均口粮最高分过三百六十斤（包括薯拆粮），但是解决不了长期受饿的困扰。 在农业社的时候，秋收、场收是龙口夺食的季节，常言道“八月秋忙，绣女下床”。“男人拔麦子，女人坐月子”。形容拔小麦是一年中最辛苦最受罪的营生，每天天不亮被队长呼喊得出了工，早晨圪跪在麦垅垅，前腿弓后腿蹬，手拔小麦往前行，露水潮湿捋得手指疼。白天，头顶烈日汗满身，沙蓬扎得手难伸，小麦芒芒沾满身，皮肤划破尽印印。尘土荡得灰头土脸，每天收工后活像个盗墓贼从土里钻出来一样，那种罪，那种苦只有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现在的人根本没有经历过。
七零年以前还处在一个十分落后，物质匮乏的年代，种地全是靠人工，牛马驴骡和简单的农具，劳动强度大，战线拉得长，一个秋天下来让你脱层皮。每年的秋收一结束，队里马上安排车马把拔割倒凉晒干的庄稼拉回场面码好垛整齐，就开始搞场收。那个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个大场面，是在土地上建造的，每年到了秋雨过后，套上几颗碌碡趁潮湿的时候多次来回的碾压，把浮士压结实，用于场收碾打庄稼。但是经过一秋天的铺场，十几副连架对打，几颗双马碌碡不停地碾压，扠子挑，耙子搂，收板刮就把压实的场面土翻了起来，再加上小麦之类的作物全是手拔，根部带起的沙土又多，所以碾下的粮食很不干净，叫荒粮。公粮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要想交粮时顺利过关，就必须拾掇干净。拾掇粮是个技术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得靠村里那些种地老把式来撑握簸箕、筛子之类的农具才能把住质量这一关。像我们这些二格半的庄户人只能干些粗活，往扇车上倒个粮，把拾掇干净的粮食装入麻袋里，给老师傅往簸箕、筛子里戳个粮。通过扇车扇，筛子旋，簸箕颠把沙土，渣质清理出去，挑选最好的粮食交国家。 交公粮的时候小队会计或队长坐在装满粮食的马车上亲自去粮站交公粮。为了能顺利通过质检那一关，并把粮食的等级提高些，心眼活泛的队长提前买个三两盒好烟搞行贿，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烟塞进检质员口袋。不过那时候行贿的数额不大，也就是几盒烟几瓶酒的事。 每年到了交粮季节检质员手拿一根二尺来长的粮探子，对准拉去的粮包噗嗤噗嗤扎进去，来回转个弯拔出来，把槽钩内带出的粮食倒入手掌心搓一搓，闻一闻，放进嘴里咬一咬，通过观其颜色好坏，生芽没有，闻其味是否有发霉变质的，尝其味看小麦的干湿度，水分含量高低。通过这几道工序才能决定你的粮食能否接收。每年交公粮是个苦差事，又是个体力活，车倌和跟车人必须选配年轻力壮的劳力。七三年秋天我已不再读书，正是二十岁的年龄，队长就派我跟车粜粮。因为那时候装粮用的都是大麻袋，180斤的标准包，检质通过后几个人从车上一袋袋卸到称上过磅。过完磅由两人同时把粮包抬起来，一个人钻到下面扛在肩膀上再顺着一片架在粮堆上的长木板，心惊胆颤，颤颤悠悠扛到粮仓的最高处把粮倒下。卸粮那段时间队长拿着过磅单等待定等划价，在粮站院内来来回回忙乱的等把开好的交粮凭证拿到手以后，太阳已经落山，晚霞给云彩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月芽儿已经升起，眨巴着眼睛，村子里传来狗的叫声，已经饥肠辘辘的我们赶着空车接颠带跑行进在回村的路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把土地分到每户农民手中，俗称大包干。公社改为乡政府，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小队改成自然村，由原来集体统一行动变成分散经营。原来队里的财产如农具，牲畜之类的都分到每家每户，所以也涉及到交公粮的问题。分田到户以后，乡政府，村委会根据社员承包土地的亩数，按照历年上级下拔的公粮任务分摊到每家每户。到了交粮季节也出现不少问题，分到车辆的人家和分到骡马的人家，相处关系好的，沾亲带故两家合起来拴一挂马车，拉运、交粮很方便，但是那些只分到牛马驴骡的社员由于没有分到运输工具，交粮十分困难，靠借人家的车用也不是个长远办法，于是他们东借西凑，打家拼产购买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一吨胶轮车和毛驴拉的小平车。因为每年交粮的时间比较集中，又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车多，人多，你挤他，他挤你虽然按号排着队，但有个别不守规矩的刺头社员因为插队，占号，顶替经常出现争吵打架的现象。 不过那时候质检员权力很大，社员们都怕他，在检质员的训斥下，闹事的刺头社员规矩了很多。交粮的时候大多数社员围在质检员身旁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脸，阿谀奉承使尽办法想把自家的粮食检验过关，每个人目不转睛盯着质检员那张麻木的脸，等待着从口中吐出任何一个字都是有可能决定每个交粮者的命运，诚惶诚恐等待着一个不可预知的结论，直到质检员口中吐出“合格”二字，我们才知道自己的粮食已顺利通过验收这一关，如释重负，一颗悬着的心才跌到肚里。 那时候粮站质检员也叫“粮头”，去到哪里人们都给留有面子，就是平时见了面提前得和人家打招呼，套亲近，生怕得罪他们日后交粮遇到麻烦。因为他们掌握着每家每户交公粮的生杀大权，他们当年比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都吃得开，权力大。
一九九七年农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三十年土地不变的政策使种粮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想种什么自己说了算，根据自家土地的土质适合种啥就种啥，啥能挣钱就种啥，把种地的大权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合理种植，自主经营，年年不但能保质保量完成公粮任务，而且剩余部分远远超出在大集体时收入的好几倍，彻底结束了挨饿受穷的苦日子，家家有了余粮，有了钱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农民直接可以用钱交农业税和摊纳，从此不用再去粮站排队卖粮。 二零零六年国家取消了几千年传统的交粮纳税制度，出台了好多种扶农惠农好政策，农民种地非但不用再交粮纳税，反而能领取各种补贴钱，这是从古至今没有的好事，在我们这一代人实现了，如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种粮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惠及每家每户，钱虽然不算多，但管够吃喝穿戴，家家脱了贫致了富，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生活。 时至今日每每提到农民种地的艰辛，总能想起曾经交公粮那段难忘的历史，庄户人耕耘着贫瘠的土地，不管年景好赖，自己饿肚子也要保质保量把粮食无偿交给国家，那是我们农民交售爱国粮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们这些经历过的农民引以为傲的历史，更是应该让我们子孙后代不能忘却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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