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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陪你的第142篇文章 昨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被《疫苗之王》和《钱挣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害人》两篇文章刷屏。眼角掠过，弄虚作假、注射失效、疯狂套现、资本推手等关键词让人触目惊心。我们的民族人格，我们的企业家，真的要沦落到“穷病真的是没法治”的境地吗？ 此时此刻，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20世纪上半叶一位名叫张元济的出版商人。只有这样的民族人格，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只有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才能称得起中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1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径直开往上海极司菲尔路的一处民宅，这里的主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张元济。 从汽车上跳下来5个彪形大汉，手持武器，“砰砰砰”地敲响了张元济家的大门。佣人刚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一边控制住在场所有人，一边冲上二楼，不由分说地把张元济“绑架”了。 这帮绑匪得逞后，开出30万元的赎金。他们认为，商务印书馆就是张元济的“私产”。他们声称，张元济给女儿的嫁妆就值30万。 没想到张元济听后哈哈一笑，让他们去调查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30万元财产。 这帮绑匪派人四处打探，得出的结论是：张元济家果然没有30万元。于是，他们的赎金一降再降，从20万一路降到2万元，张家依然拿不出这笔钱。 更让绑匪们感到诧异的是，张元济身上穿的毛衣居然破了一个洞。 张元济是谁啊？他可是中国最大的出版商人，他和他领导下的商务印书馆曾经创下了文化出版业的一个奇迹——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每年的图书出版数量，竟然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总量。 绑匪们不无讶异地问道：“你这么有钱的人还穿这么破的衣服呀！” 可是，让绑匪们没想到的是，名满天下的张元济却根本没有钱。直到张元济的侄子张树源变卖了家里的首饰、股票，才凑足了1万元将其赎身。 2 1867年，张元济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一个书香世家。 1892年，26岁的张元济考中进士，受到光绪帝召见，随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与他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浙江同乡蔡元培。 彼时，晚清政局动荡不安，周围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凄惨境地，大厦将倾，摇摇欲坠。 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年轻的光绪帝再也坐不住了。他命人广泛收集海内外的先进著作，试图以西方“新学”来扭转颓势。然而，举目望去，通晓西方文化典籍的官员，满朝上下竟无一人。 这时，年轻的张元济走进了光绪帝的视野。当时，他的正式职务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名章京。由于知道光绪帝喜读新书，张元济便经常把自己收藏的典籍呈献给光绪帝。 每次给光绪帝献书，张元济都要具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呈”。光绪帝因此对张元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帷幕。光绪帝先后接见了康有为、张元济等人。 9月21日，“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 张元济的“罪行”足以够得上坐牢杀头。幸得李鸿章相助，张元济被清廷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1898年维新变法时期的张元济 3 被革职后的张元济，受到“红顶商人”盛宣怀的盛情邀请，到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担任译书院主事。此前支持康梁变法的蔡元培，亦来此担任总教习。 然而在1902年，张元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匪夷所思的决定：辞去上海南洋公学的职务，投身于上海一家小小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名叫夏瑞芳，出身寒微，原本是书肆一名小小的印刷工人。而出身翰林、担任过京官的大儒张元济，居然选择委身于这样一家小印刷厂，让人始料未及。 也许在那一刻，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张元济从此在这里奉献了毕生精力，创造了一项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在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的前两年，清政府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提倡开办新式学堂。然而，举国却找不到能替代四书五经的教科书。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教材，要么是熟悉古文的前清老先生编的，晦涩难懂；要么就是引进的西学知识，全盘照抄。 张元济深感新式教材的编纂任务之急、之重。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商议，设计新式教材方案。1904年初，《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炉。甫一面世，即销售10万余册，成为当时替代四书五经的唯一新式教科书。 从1904年到1911年，张元济出齐了各年级各学科共计375种、801册教材。民国成立后，张元济又出版了113种《共和国教科书》，连印300余次，销量七八千万册。 平均算下来，张元济每个月就要编出8册教科书。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54种，占52.9%。 加入商务印书馆之初，张元济就跟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真的做到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元济，一代中国人完成从科举教育到新式教育的转变要艰难许多。甚至，很可能出现文化断层。  ▲张元济主持编写的《最新国文教科书》 4 在张元济的推动下，籍籍无名的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据统计，晚清时期，资产超过百万的企业总共只有15家，商务印书馆即是其中之一。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张元济大胆启用新人，办新事，编辑出版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等十多种杂志，蔚为壮观。 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被张元济招纳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这些人很多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然而，张元济终究和同乡同科的蔡元培不同。蔡元培身为大学校长，游走于政界和教育界。而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元济就再也没有入过公门。他多次谢绝出仕为官，把几乎全部心血都投注在了文化出版事业。 曾有人问张元济，你为何不和老友蔡元培一样，投身大学精英教育？张元济回答道：“中国有四万万民众，而受过教育的人仅仅只有四十万。”在他看来，出版事业可以让更多的国民开启民智，比教育少数精英更为重要。 就这样，张元济和蔡元培，两位进士出身的前清翰林，分别掌舵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和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一时传为美谈。  ▲1929年出版的《东方杂志》 5 从1915年开始，张元济酝酿着中国文化出版史上另一项无比浩大的工程，那就是影印出版《四部丛刊》。 为了搜集挑选最好的版本，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前后历时7年，印了初编、续编、三编共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 直到今天，如果要系统地研究文献学、中国古典文学，张元济的《四部丛刊》都无出其右。 在《四部丛刊》出编完成之后，张元济开启了另一项史无前例的文化伟业——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所谓“百衲”，就是指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 在《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前，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乾隆皇帝下令编著《四库全书》。然而，纵使《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是皇帝授意、高官动员、名流参与，举全国之力，其选材的精当和校勘的质量，都与张元济的功力相去甚远。 更何况，乾隆修书是在盛世。而张元济所处的年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传统文化被弃如敝屣。更有甚者，商务印书馆的一些股东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传统文人世家出身的张元济，竟也深谙企业经营之道。《四部丛刊》初编问世后，赚了100多万元，有力地堵住了闲言碎语。 乱世中的张元济，依靠“为古人续命”的强大信念，仅凭着一己之力，几乎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精华。  ▲1910年出国访问前的张元济 6 噩运，终于在1932年1月28日降临了。 这一天，中日两国军队在上海闸北交战。日本人的飞机先后往商务印书馆投下6枚燃烧弹，并扬言道：“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日本人投弹后，位于上海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随后，日本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 当日，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大火熄灭后，纸灰没过了膝盖。 商务印书馆损失了80%的资产。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悲痛欲绝。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毁于一旦，不难想见，这对一位嗜书如命的老人来讲，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之痛。 张元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一遍遍地念叨着：“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就在商务印书馆被焚毁后的第二天，已经退休6年、时年65岁的张元济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发誓，只要“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  ▲1932年被日军焚毁后的商务印书馆 7 上海沦陷后，商务印书馆迁往四川，张元济却单身留置“孤岛”。 日本人派来两名文化特务，说要求见张元济，并递上了印有“大东亚共荣圈”字眼的名片。 张元济在对方名片上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命儿子张树年拿到楼下交给日本人，拒不见面。 汪精卫叛国投日后，托人给张元济送去他和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理不睬。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喜欢附庸风雅，给张元济送去一幅字画，并附上了11万元的支票，请张元济题字。 张元济断然拒绝，退回支票，并修书一封：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困顿之中的张元济，始终拒绝和日本人及汪伪政府合作。哪怕卖字为生，张元济都不曾丢过作为一名中国人的气节。  ▲张元济晚年书法作品 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整个中国好像突然亮了起来。 这一天，张元济出门路过十字路口，已经好几年没有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竟然传出了久违的西洋音乐。 时年78岁的张元济，自知胜利的时刻到了，赶忙跑回家，将他编选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取出20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了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这本被日本人禁了8年的《中华民族的人格》，成书于1937年。张元济从《史记》、《左传》、《战国策》里中国古代8位义士的故事，籍此鼓励国人：我们这个民族从不缺少顶天立地的豪杰，他们或重然诺，讲信义，或临危不苟，忠肝义胆，甚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真人格、真精神。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召见83岁的张元济。张元济一生横跨三朝，先后和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5位国家元首都有过接触，无意间创造了一项无人可及的记录。 张元济晚年，曾手书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1959年，卧床10年的张元济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3岁。 世间再无张元济。  ▲1949年，张元济与毛主席同游天坛  冠亚说  15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台湾作家张晓风的散文名篇《不朽的失眠》，瞬间被惊艳到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千二百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就是张继挤不进去的那纸金榜）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谁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第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 如果拿100年作为考量周期，100年后的今天，谁还能记得起2018年的首富？恐怕早就在历史的尘埃中湮没无闻了。大家只会记得，那些真正为他人、为社会、为历史做过巨大贡献的人。 张元济先生就是这样值得被后人记起的一个人。他是商人，也是文人；是企业家，也是学问家。他的人格，一如他所编写的《中华民族的人格》那样，干净、高尚、纯粹、顶天立地。 回到我们开头说的，疫苗事件折射的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更是企业家的社会良知。张元济先生为了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耗尽了毕生心力。而当今的某些黑心商人，却能够把看不见的刀轻易对向自己的同胞，对向祖国的下一代。这怎么能忍心？ 愿民族精神一直都在。  历史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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