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谈“中国情感”

 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者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是你讲的是不是“中国话”，它们是否表达了这个民族当下的生存经验与真实需要；二是诗中有没有“中国经验”，能否让拥有特殊精神性格的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中敞开它的存在。如果有了这样两点，人们了解中国诗时，诗人的文本就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东西。反之，如果在你这里看到的与西方文本没有什么差别，批评家与学术史家还有什么必要阅读、提及这种“第二手”的东西呢？中西方民族有共通的东西，更有异同的东西，这些差别是中国民族所独有的，也是在逻辑上最应该被中国诗人记录与陈述的。它们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有着“质”的意义的“地方性经验”，也是这个民族在恶劣的现代化条件下生命意志与精神苦痛的“本体论证明”，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遮蔽的，要使它们在后现代的众声喧哗中澄明出来，当然是需要一种特殊话语系统的。如果说，只有一种特殊的“中国话语”，才能使内涵特殊的“中国情感”出场，那么也可以说，只有以真正的“中国情感”为对象，“中国话语”才可以从“鹦鹉学舌”的叙事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谈“中国话语”与“中国情感”十分困难。这是“中国话语”在现代世界中严重“边缘化”，“中国情感”在中国民族生命中极度“陌生化”的结果。就诗歌而言，一方面是以西方诗歌话语霸权地位的建立中断了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话语”在现代的延续性与重建的可能，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族的审美经验彻底清洗、置换了中国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使独见东方内涵与气质的“中国情感”丧失了自身再生产的主体基础。其后果是两方面的，对于诗人来说，由于以古典诗词为标志的精神劳动工具已经彻底改变，更由于工具的改变同时也直接改造了主体，所以即使他仍然在使用现代汉语“说话”，但发出的声音与西方诗人在很多方面并无本质差别。对于读者来说，则是由于精神消费对象的巨大转变，而直接改写了他们传统的“思想情感方式”与“真善美”价值标准，使他们在审美感觉、心理结构、价值态度上越来越不可能与传统的一切发生认同与亲和。

　　人们不喜欢诗的具体原因会有很多种，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考察。从主体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在诗与主体审美机能之间出现了障碍，使诗的“声音”、“节奏”、“内容”、“意义”不能在主体心理结构中刺激、生产出相应的审美愉快。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也有多种，不过从主体方面考虑，最关键的是如何在诗与主体审美机能之间重建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生产关系，终止２０世纪以来日渐形成的那种冷漠甚至是恶性损耗的纯粹消费关系。在这个基础重建的过程中，如何改变我们现代以来形成的诗歌生产与消费观念首当其冲。一个中国诗人要赢得中国读者，要占有这个市场，他最应该做的是，一方面在生活中努力发掘纯粹的中国经验，引领读者发现他们真实的存在与需要，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纯粹的中国话语书写，努力培育读者对中国诗歌的感受与判断力。但实际上诗人所做的往往相反，他们不仅以西方诗学观念来解构种种传统诗学的价值，在写作中反复表现的也都是西方的现代或后现代经验，结果就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最后发现自己辛苦建立的“语言之家”，竟然是一个“豆腐渣”工程，他只能提心吊胆地居住在里面，别无选择。

　　就像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一样，“中国情感”与“中国话语”在逻辑上又是相互缠绕的，很难说谁先谁后，这是因为，一方面，一种纯粹的“中国情感”，必得一种纯粹的“中国话语”，才能不被扭曲地再现于经验世界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一种纯粹的“中国话语”，本身就是发现一种纯粹“中国经验”的前提，没有这种特殊的话语工具，即使有再多的“中国经验”，也不可能获得显现自身的“语言条件”。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才呼唤着、期待着真正的诗人出现，他们可以在汉民族经验被普遍遮蔽的当代语境中，用一种地道的“中国话语”使纯粹的“中国情感”再现于现代世界之中。这是他们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应该承担的使命。如果这种特殊话语谱系在他们的精神劳动中不能被现实地生产出来，如果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仅仅是其他民族生命经验的仿制品，那么，不仅他们自身始终不可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空间，中国民族现代性的文化、生命与诗歌经验也只能成为一种越来越空洞与无聊的文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