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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鲁迅所论，《儒林外史》是一部“伟大”的古典小说，而它究竟如何“伟大”也就成为一个颇富悬念感的学术命题，吸引着一代代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以各种方式不断进行解读和阐释，并形成儒林学，其中，李汉秋先生是贡献卓著的学者。 尤其从全国政协委员和行政岗位退休后，李汉秋先生以耄耋之年、染疾之躯进入学术的高产期，2011年至2021年十年间所出的十部书中，一半以上是关于《儒林外史》的。在《儒林外史》版本和评点的发掘和研究、吴敬梓诗文研究、《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的整理以及吴敬梓诗文与小说的跨文体研究等领域，李汉秋先生新著不辍，同时他的研究实绩和思考也影响并引领着学界的相关探讨。 就周谷城先生生前预题总书名的“儒林外史基础研究”系列（见图）而言，继《吴敬梓诗传》、《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增订本典藏版之后，《李汉秋讲儒林》（以下简称《李讲儒林》）又以对文本的精深解读、对传统文化和古代小说传统的深切把握，成为李汉秋先生“儒林外史基础研究”系列的压轴之作，继续为儒林学大厦增砖添瓦。 《儒林外史》的研究与其他名著研究一样，往往会积累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在使得相关研究越发深入的同时，却也会形成思维定式，甚至成为阻碍研究继续前行的某种桎梏。 而在《李讲儒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李先生并没有停留在此前的研究上，而是在不断反思学界现有的一些观点，并力图突破这些固化思维所造成的研究阻碍。 也因此《李讲儒林》在解读《儒林外史》方面能够新意迭出。从卧闲草堂本起，“功名富贵”就被视为贯穿以及解读全书的一条重要脉络，论者也常将与“功名富贵”紧密相连的科举制度作为《儒林外史》呈现、反思和批判的核心内容，但《李讲儒林》则从这一传统思维中超越出来，认为《儒林外史》所描绘的种种士林异相并不仅仅是科举制度所致，而是“植根于更广泛更根本的一种体制机制”，并且对于士人而言，最根本的问题也便在于“如何对待功利机制和功利心”。 对于这种“功利机制”，《李讲儒林》又进一步分析了其两面性：既有激励人发挥积极性的正面效应，同时又有造成人性异化乃至人格分裂、堕落的负面效应，而双重性转化的枢纽便在于调控。 这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儒林外史》在意旨表达方面的双重奏：既有我们素来关注的对于否定性精神现象的反思与批判，同时又在肯定性精神现象的探寻和建构方面做出了很多可贵的探索。 正是由于以跳脱传统思维的新视角对《儒林外史》进行审视，《李讲儒林》中提到的很多观点都可以纠正此前研究的某些偏失。例如从批判性的角度说，此前我们的眼光多放在科举制度上，而《李讲儒林》则指出“《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制度文化层面的批判（如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而且更深入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也便是在提醒我们应将对于制度层面的关注延展到对制度影响下士人精神文化层面的关切上来，事实上，后者才是《儒林外史》重点观照的对象，同时也是反思和批判的落脚点。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李讲儒林》在对士人精神文化层面的解读和分析上尤为着力，这不仅是贯彻全书的研究理念，对于学界而言，也是如何进行士人精神文化层面研究的绝佳示范。 在《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王玉辉都是最为读者所熟悉，同时也是研究最多的小说人物，因此年轻学者在面对这些人物时往往觉得几乎没有更多阐发的余地。 但恰恰是在这些以往学界讨论最多的小说人物形象上，《李讲儒林》进行了重点的论述，并且都能翻陈出新，以新的角度和解读方式对于这些“旧人”做出了充满新意的探讨，例如从喜剧美学分析范进中举中“笑的三重奏”，从精神分析学阐发“二进”、“二娄”、马二先生的精神现象。既通过细腻的文本阅读剖析这些士人的心态、阐明其精神现象的实质，同时更深入探究这些精神现象背后的文化历史内涵。 以马二先生故事中的一处细节为例，《李讲儒林》将马二先生拜仁宗皇帝御书这一情节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和解读，并将之比拟于三岁孩童的“过家家”行为，一本正经地玩着面君的游戏。 这一童稚般的行为与马二先生已年过半百的知名选家的身份产生了奇妙的叠加，文本背后的讽刺意味及其批判力度也便由此而来。这一精彩之论便比我们此前简单地以“迂腐”来评价和分析这一行为无疑要深刻得多。 而这种“幼稚”行为与“知名”身份的反差也每每出现在小说中的诸多士人身上，因此也同样可以作为通行的行为范式去解读其他的重要人物。同时马二先生这一举动中的喜剧性特质又与其精神内涵中的悲剧性特质杂糅在一起，因此在讽刺之外，其实还有深沉的叹息和怜悯，即《李讲儒林》所说的“在幻觉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又包含着多少凄怆和悲哀! ” 对于匡超人的分析也是如此，《李讲儒林》敏感地抓住“优行”这一容易为人所忽略的细节，特意将之拈出与匡超人的堕落相对读，认为“匡超人的堕落与'优行’竟是同时到来，这无异于说明当时的考选制度乃至社会体制，黑白已经不辨，甚至颠倒了，堕落就是优行，优行就是堕落，这是尖刻的讽刺。” 就此而言，不仅精要地分析了《儒林外史》讽刺的手法，也将堕落背后的体制性因素翻转到表面，这其实也正是这一细节的笔锋所指。 此外匡超人的家乡是温州府乐清县，《李讲儒林》将这一南戏发源地域与在匡超人重婚事件中具有重要影响且在温州一带流传的《琵琶记》故事相连，由此也以“温州”的中介，在小说和戏曲两个文本之间阐发出意蕴丰富的“互文”效应。 《儒林外史》看似是由不同人物的传记组成的一部士林群像，传记与传记之间缺乏更为紧密的关联，但其实这些人物之间却往往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关系以及意义层面的呼应和对照绵密地连缀在一起，而通过这些呼应和对照考察人物塑造的深意，也是《李讲儒林》的一个突出特点。 书中认为匡超人的堕落在实质上宣告了马二先生教育道路的破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匡超人却也“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这些人物既通过彼此之间的呼应、对照显现出其各自深层次的性格属性以及作者的情感寄托，同时也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意义共同体，这或许是看似零散的“儒林”能够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外史”的原由所在。 同样令人深受启发的还有对于二娄公子的分析，这是颇受关注的人物，而《李讲儒林》同样有不同以往的解读。书中认为：“二娄没有实际的行动目标，只凭虚幻的诱导，谋取虚幻的声誉，作出虚幻的表演，终于落得虚幻的下场。虽非可恶却只剩下可笑”，这堪称切中肯綮的精辟之论。 二娄故事的核心要义正在于其目标的空缺，相对于他们所模仿的前代贤人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差异，正是由于行动目标的虚无，产生了一系列虚幻而可笑的表演，也由此使这两个人物具有了虚诞的色彩。 在对以上人物的分析中，《李讲儒林》以喜剧美学的眼光来探讨《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同时也以此为契机梳理中国讽刺小说的源流。 以这些讨论为基础，对于“讽刺手法”的别有会心与巧妙运用也体现在《李讲儒林》的诸多环节，例如“'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这部分论述，既深得《儒林外史》讽刺笔法之三昧，同时又在“出处”这一大关节上揭橥了上半部小说诸多士人的本质。 从字面上说，“文行出处”指士人的文章、德行修为，以及对待出仕、退处的伦理大节，因此，在《儒林外史》中，当王冕说到八股取士之法定得不好，会让士人“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时，“文行出处”其实构成了士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让士人的品行受到异化的“功名富贵”。 但在“'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即使在“处”的士群中，也存在着内部的矛盾和抵牾，“劣绅假儒”成为对于“文行”的悖反，这深刻地揭示出士人在面对功利体制的异化时几乎无处遁逃的现实困境。“文行出处”这一《儒林外史》中的核心议题也便由此产生了更为复杂而深厚的意蕴。 更为重要的是，《李讲儒林》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于否定性人物的精妙分析上，而是认为“《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对否定性人物和文化现象的批判和讽刺很有深度；而且表现在对肯定性人物和文化现象的反思和哀婉很有深意”，这同样也足以匡正我们此前就某一单一维度片面立论的缺失，而是将全书的所有士人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出发，更为全面而细致地考察给予这些士人的共通情绪。 这一思路也充分体现在《李讲儒林》对虞育德这一人物的探讨上。《李讲儒林》揭示出虞博士这一形象的复杂性是由于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点和弱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因此要作两重性的剖析，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可盲目肯定。 此前的论者往往陷于对虞育德某些言行的正面或负面的不同解读，并为此而争论不休，相对而言，《李讲儒林》的这一观点无疑要更具探讨的意义和深度。 事实上，相对于“否定性”的人物，对于“肯定性”人物的探讨存在着更大的难度：在一些论述中，他们往往成为某些空洞理想或理念的载体，而缺乏小说的意趣以及更为深刻的意义。 但在《李讲儒林》中，“儒道互补”成为解读书中诸多正面人物的关键词，同时也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阐释的难题。 以第一回中颇难立论的王冕为例，《李讲儒林》认为老庄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影响了王冕这一形象的塑造，把功名富贵等异己力量所异化的人生，拉回到道家的“人的自然化”和儒家的“自然的人化”相融合的状态，葆全人的淳真本性，主体自立自适，情操高洁，又自由自在，超越特定社会性的限制，心灵与自然契合，在感性自然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这个角度看，这里论及的儒道互补其实不仅是王冕，同时也是下半部小说很多形象趋于正面的士人的共同特色，而这一透彻的阐发也足以将这一特色的渊源、小说化过程及其影响完全地揭示出来。 对于王冕这一人物，《李讲儒林》还提出其受儒家“仁义”思想影响至深，并且这一思想不仅作用于政治，亦作用于人伦，对于全书的解读而言，这也足以成为贯穿始终的一条内在脉络。 实际上，楔子一回既受到普遍的重视，但对于这一回的解读还并未达到透彻的状态，而经由《李讲儒林》的论述，第一回真正显现出其提领并且统摄全书的关键作用，对于《儒林外史》的深入研究而言，这也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一步。 《李讲儒林》将杂处的儒士和名士加以分辨，这对于人物形象的解读同样会具有颇为关键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能看到他们不同的文化渊源，同时也便能对于二者不同的表现及其特征有更深的体认。 这种分辨也因为其文化底色的具备，比简单地区分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更具研究的价值，也更能产生驱动相关研究的动力。 包括书中所说“吴敬梓还让庄绍光保持着'处则不失为真儒’的完整性，只不过走到名士的篱笆跟前就止了步，让道家的思想血液流淌到真名士的形象里”，这也成为《李讲儒林》所论述的《儒林外史》“既主张以原本的儒家思想作为政教的基本方略，又在理想文士的生活情趣和处世心态中融入道家（包含佛禅的相通因素）的某些意趣”的生动例证，由此入手，不仅可以立足于儒道互补更为深切地解读庄绍光，以“书中第二人”庄绍光为代表对于《儒林外史》中的“儒道互补”也可以有更明晰的认识。 作为小说的高潮以及意旨表达的核心，泰伯祠大祭也历来是研究的重点，但由于繁冗的祭祀程序所造成的小说情节的淡化，泰伯祠大祭同时也是解读的难点所在。 对于泰伯祠大祭的意义，李先生在一向阐论它所代表的礼乐教化和泰伯“让德”之外，还进一步揭示出泰伯祠大祭对于政治以及历史的某些讽意：“缅怀泰伯，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悬泰伯为镜批判争名夺利的浇薄世风”。 这一论述实际上也可与小说中不断提及的“靖难之役”产生绵密的勾连，而在借以依托的明代历史、真实的清代历史以及遥远的先周历史之间，同样会簇生出可供讨论的丰富空间。 对于《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李讲儒林》还重点关注了其对近现代作家的影响，并希望通过这一考察“找到中国小说走向近现代的足迹”。 《儒林外史》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不止体现在张天翼、吴组缃等诸位先生对于《儒林外史》的相关论述中，更深浸在他们的小说创作里。 这也构成了一个双镜像的效果，现代人可以“从这面透视知识分子心态、灵魂的历史镜子里照见自己的某些历史构成元素，可以引起深思者的勇敢反思、锐进者的积极探求”，而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来说，其实也可以由其在近、现代小说创作所引发的深刻影响这面镜子中，返照深藏于《儒林外史》并且还未被充分发掘的“现代性”元素，对于这些元素的发掘同样也蕴含着推进《儒林外史》研究的诸多契机。 《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同样是学界聚讼纷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萧云仙礼乐兵农实践的挫折”的部分中，可以充分看到李汉秋先生对于吴组缃先生和章培恒先生的缅怀和尊敬。 但在具体的论述里，从学术观点的角度说，《李讲儒林》又完全没有受到这种个人情感的影响，而是纯粹从研究的角度出发，依据对于现有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客观公允地进行讨论。 对于学术探讨来说，不同意见的交锋或许会比简单的同声相应更具价值，而这些不同意见不仅不会造成学者之间情感的疏离，相反，还会让这种由此及彼、绵绵不绝的学术因缘以及学术热情持续发扬光大，也会不断将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 因此，不仅是《李讲儒林》所展示的研究《儒林外史》的这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李汉秋先生这种笃于情感同时又忠于学术的精神同样也是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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