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不到100年间的人口数据，从公元156年人口5000余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到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下降到1400余万，而到了公元222年，人口下降到900余万，损失人口总数的83%”。也是这一年刘备在夷陵遭遇惨败，一年后死去，还有马超、刘巴、张辽等人病死。当然网上的这些数据应该有水分，因为失踪人口不能算进去。战乱时期人口消失不仅仅是因为死亡，还有很多为逃避战争而躲进山林的难民，在恢复和平后又返回故乡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西晋统一中国后，短短数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是一个非常奢靡的朝代，奢靡到了后宫居然有超过万人的宫女供他一个人享用，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规模。可见司马家族奇葩太多，从司马懿装病躺在床上累计长达十年之久，然后是孙子司马炎创造中国历史朝代后宫佳丽人数之冠。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他不知道该选哪位宫女侍寝，于是坐着羊车任由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睡觉。于是很多宫女都在地上撒盐，引诱羊走到自己的房间来，还有比司马炎更奢侈的皇帝吗？更可悲的是，他选择低智商儿子司马衷即位，没有控制朝政的能力，导致后来诸王无休止争权的乱局。因为司马家族得位不正，所以在司马伦掌权后大肆封赏群臣，官僚集团急剧膨胀的后果，就是国家财政濒临破产。那时官员都用貂尾装饰帽子，因此貂尾不够只好用狗尾冒充，才有了今日“狗尾续貂”的成语。而祸乱的根源在于司马衷的无能，导致八王之乱彻底葬送了西晋。在魏晋时期的文化出现了一种将道家和儒家融合的哲学，即玄学，“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主要的思想基础和学术要旨是对道家的重新理解，因此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但这种融合是中国文化的杂草（有害无益），因为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的出发点就不同，纯粹的南辕北辙。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是出世的人生哲学，追求精神世界。而儒家主张积极入世，追求所谓治国平天下的功名利禄的物质满足，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同的理念怎么可以融合，融合的结果就是制造出精神垃圾，所以“玄学”很快无疾而终。那个时期的人们将《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时期，玄学虽然兴起，可是并不为显学的儒家人士所认可。儒家人士以忠君爱国的口号为使命，追求的是个人积极入世参与国家治理。可是玄学却强调虚幻的安乐，藐视儒家的功利主义，重视个人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崇尚不切实际的清谈，因此在儒家看来是误国误民。儒家人士的主要人生目标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卖身求荣的入世当官。实际上，做官也是寒门摆脱贫困，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而玄学强调清谈和虚幻，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反传统和崇尚自然，但儒家认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皆无用。竹林七贤所代表的魏晋文人们的思想也都非常奇葩和逻辑混乱，例如：魏晋之风的代表，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常常脱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屋中喝酒。有客人来他家，看到这场景嘲笑他。可是刘伶却对客人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而房屋就是我的衣裤，哎呀，你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啦？”，这体现了中国文人思想中非常感性而不理性的一面，严重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如果说刘伶的房屋就是他自己的衣裤，那么他又在哪里呢？他岂不是和他的客人一样躲在他自己的裤子里捉虱子？这就是中国民间俗语：“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假大空的思想脉络。所以他们的荒诞思想和奇葩行为被后人所诟病，如同司马炎的奢侈一样，对于国家或民族文化而言不但大而无当而且有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在当时奢华腐败的魏晋官场，是少有的清明之人，深得司马昭的信任。司马昭对他的评价有四个字：“清明、雅操。”并主动给他加薪，可见山涛在司马氏心中的分量。山涛也始终没有忘记给其主子推选人才，由于司马昭仰慕“竹林七贤”之名，几次要求嵇康出来做官，嵇康就是不给面子。山涛深知司马昭的脾气，出于对老朋友处境的担心，也认为以嵇康的才华不做官甚为可惜，因此山涛想将自己的位置腾出来让嵇康坐，但嵇康不但不给面子，还给山涛写了封绝交信。可见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有才华的人就应该做官，学识的唯一作用就是替权贵们效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政做官，而文化的发展却没有人关心，导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原始的荒芜状态。在这一点上古希腊的文人在学习的目的上就与中国古代文人完全不同，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知识分子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他们都精通几何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爱智慧，而中国人把智慧理解成为权力斗争，希腊人的智慧是指哲学和科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天文学是纯粹的精神追求，没有物质利益的考虑。古希腊文化深刻的影响了欧洲后来的发展，于是文化不同，国家的命运也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把欧洲历史与中国历史做比较，自然就会明白今日中国的困境与正确的发展方向......在西晋时有个盗墓贼挖开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从而出土了一部记录上古历史的奇书《竹书纪年》，得到了司马炎的高度重视，翻译整理之后才发现，原来上古三代的历史一直被谎言所覆盖。这本书的出土，直接颠覆了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三位圣王禅让的事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为儒家的理想治国模式提供了核心的理论依据。所以按照正史中的记载是帝尧把君主之位禅让给了舜，而舜又禅让给了禹的一段上古的佳话，象征着天下为公的大公无私的理想国家的治理模式。但在《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舜为了得到统治地位，残忍地将尧给杀害了，而且还将尧帝的儿子丹珠流放于丹水，使其远离权力核心，杜绝了尧帝一脉翻盘的可能性。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将大禹的父亲“一招”给杀害了。然后大禹为了替父报仇，杀了舜夺走了他的统治地位。由于《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实在颠覆性太大，直接否定了儒家治国理想中所推崇的圣王禅让的完美政治模式。特别是在宋朝后期儒家学说占据主导思想地位时，以朱熹为首的一众文人更是直接给《竹书纪年》这本书打上了歪理、邪说的标签，并指责该书为伪书，还将其拆分和销毁。否则儒家的治国理论就成为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沦为空谈和空想。然而历史事实是，儒家的治国理想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此古代盗墓人也就是现代考古学家发现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一部《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直接戳破了某些人的谎言。孔子知道上古三位圣王的所谓禅让，不过是为了符合儒家伦理的需要而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理论，儒家伦理道德所宣扬的政治主张不但是空想而且还是幻想。孔子与其说是思想家、哲学家或教育家，不如说是伦理学家。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遵守周礼中的严格等级制度，并为此付出一生的努力，凡是不遵守周礼的贵族或君王都会引起憨直的孔夫子的极度愤怒和言语攻击。但可惜的是孔子生不逢时，儒家思想在战乱时期毫无用处，只有在大一统之后，周礼才能发挥出巩固皇权的作用。因此真实历史的所谓“禅让”，最早是由王莽篡汉开启了历史的先河。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号称“孺子婴”，以效仿周公摄政旧事。随后在儒家知识分子们的反复劝进之后，废除孺子婴的皇太子之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那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在意谁做皇帝，只要对他们有利就拥护，并没有明朝人所推崇的所谓正统观念，因此王莽作为汉朝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就在当时儒生的拥护下假装禅让做了皇帝。王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这种所谓的禅让本质就是虚伪的暴力夺权，根本没有儒家所推崇的圣王的礼仪传承。然后是东汉末年的曹丕有样学样的迫使汉献帝禅让，但结局并不美好，因为汉献帝是被迫禅让，虽然保住了小命。接下来是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让给司马炎，建立西晋，史称晋武帝，魏国自此灭亡。面对司马炎的咄咄逼人，就如同汉献帝刘协面对曹丕一样，不仅没有反杀之力，更失去了反抗的斗志，默默接受成为亡国之君的结局。晋武帝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宫室安排在邺城，给予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国正朔，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的待遇。接下来是东晋末最后一位皇帝禅让给刘裕，司马德文在420年的时候，被迫让位给权臣刘裕，相比起其他禅让的皇帝，司马德文的命运过于凄惨。在让位3个月以后，司马德文就被刘裕安排人给杀死了。还有如下所谓禅让的“新老交替”：宋顺帝刘准禅让给齐高帝萧道成，齐和帝萧宝融禅让给梁武帝萧衍，魏恭帝元廓禅让给周孝闵帝宇文觉等等。这些所谓的禅让并不是高风亮节，更不是你情我愿，而是刀架在脖子上了，不得不禅让。明明是权臣争夺皇位，还美其名曰“禅让”，无非是给自己脸上抹粉，上演“文明夺权”的闹剧！然后是隋文帝杨坚表演的禅让大戏，迫使自己的外孙，9岁的周静帝宇文阐退位，自立为帝，至此北周灭亡，隋朝建立。杨坚封宇文阐为介国公，食邑一万户，车服礼乐仍按周朝天子的旧制，上书皇帝不称为表，皇帝回复不称诏，虽有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未能实行。开皇元年(581年)杨坚又暗中派人害死介公宇文阐，时年九岁。然后假装震惊，隆重埋葬除掉了后患。杨坚也有鲜卑人的血统，但并不认为隋朝是异族统治的朝代。因为这时候北方被汉化了，凡是尊周礼（儒家思想）就被认同为华夏民族（诸夏），因此汉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最后是后周时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幼儿皇帝禅让，赵匡胤因为感念柴荣的提携之恩，没有杀害孤儿寡母，同时也因为对政权没有威胁故此善终。此后历史上再无禅让的虚伪表演，可见儒家心中“禅让”的崇高理想在现实中既不存在，也完全不如宣称的那样伟大，背后的阴暗还不如明抢，至少皇帝可以死的光明正大。儒家所推崇的所谓“禅让”，不过是伪君子们的一场秀而已，哪一次不是被迫的？只是有些禅让后的皇帝能够苟活于世就非常知足了，当然还有些就落得个非死不可的下场，因此儒家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于上古历史幻想的基础之上。儒家所谓的理想治国模式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所以中国历史数千年来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发出同样的感叹：人心不古，世道沉沦。所谓人心不古，其实是对古代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因此把这些幻想来对比冰冷的现实时，所产生的心理落差和无休止的抱怨，而抱怨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呵呵，其实古人如尧舜禹的理想人格，压根就不存在，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抱怨，自然让某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永远都活在谎言之中愚昧到死。读三国读到第十三篇了， 而13在基督教里代表魔鬼撒旦，也代表了不吉利和坏运气。有很多的西方人忌讳"13"的原因是，只要到每月的13日这一天，12个巫婆都要举行狂欢夜会，第13个魔鬼撒旦就会在夜会高潮时出现，给人们带来灾难。因此，西方人不仅忌讳"13"日，也忌讳有"13"数字。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方许多楼房都没有第13层。在圣经中也涉及到不吉利数字13，背叛耶稣的传道者犹大是最后晚餐的第13个客人。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绝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是共济会成员，尤其第一位总统华盛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可见共济会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共济会操纵美国，继而操纵全世界？共济会却把13当成他们的吉祥数字，可见美国是建立在邪恶的13的基础上。而十三在成都人的语境里有非常不靠谱的含义，因此美国就真的不靠谱，尤其是在对待盟友上的问题上。美国的国徽把这些数字融合其中，从最初十三个州加入，十三支箭，十三个条纹，十三颗星星，十三片叶子等。共济会这个由石匠组成的神秘组织，从十四世纪开始建立时就不再局限于建筑行业，而是广泛吸收学者，政客，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那些拥有先进思想或者科学技能的人才汇集在一起，秘密地探讨着整个世界的走向。由于很长时间受到欧洲宗教的压迫，于是共济会干脆把信奉的神定为路西法，这位在罗马神话中曾是光之使者，后来在基督教文化中堕落为恶魔，与撒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共济会不仅资助了法国大革命，砍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头，而且其后还搞出了最大的阴谋就是策划了美国独立战争，并成功建立一个世界强国，重新定义了世界秩序。即使今日美国遍布世界的生物实验室，就算做出怎样反人类的事情都很正常，都可以追根溯源到那个供奉邪恶之神的组织。今日世人终于开始认识到，真正的美国不再是所鼓吹的人类自由的灯塔。建立在邪恶组织基础上的美国恰恰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是地球上最不应该存在的国家。美国人始终都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人类的贫穷之上，美元周期性的回流，每一次都剪了全世界人民的羊毛，当然也包括所谓的盟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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