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里的“神学”到底指的是什么？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句话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其中的神学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简中网络，对这两个字的解释往往被佛道或者一些“萨满”追随者的话语权所“霸占”，更有甚者，这句话索性被直接改成“科学的尽头是佛学”，乃至于被很多人胡乱理解和解释，等等不一而足。今天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句话中的神学，应该作何解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出处，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说的，也有人说是特斯拉说的，也有人认为是牛顿说的，也有可能不是上述三人中任何一人所说，而是某种以讹传讹，但其来源是西方的（或非本土）的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今天要讨论这句话，并非因为它可能出自某个权威之口，而是因为这句话确然有其深意，而要大致还原其本意，我们必须进入西方智识世界的深处一探究竟。

西方智识史上的神学

在“擅长”望文生义的简中网络，神学往往因其“神”字而被很多不学无术之徒和“迷信”、“神秘”以及“神棍”等类似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这种肤浅的认识，完全和其真正的原意背道而驰。

自古希腊哲学的肇始，哲人们就在不断的思考世界的源头，宇宙是如何产生的，人又是缘何而生？其中的滥觞包括泰勒斯的万物本源是水，阿那克西米尼的干燥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纯净的火，恩培多克勒综合水火土气的四元素说等。但早期的哲人在探讨本源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或者说习惯，就是都指向某种经验的物质。

随着思辨能力的不断发展，哲学家们的“抽象”之能力越来越强：巴门尼德首先提出了不可变的“一”；而受东方特别是埃及神秘主义的启发，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认为数字才是万物的源头，柏拉图深受其影响（早期的柏拉图显然可以被视为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将数学特别是几何学置于一个崇高的神圣地位，还在自家学院入口的门楣刻上了“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的标语（这让笔者无端联想到了但丁地狱门口的“入此门者，当抛弃一切希望”）。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许多和老师截然不同的见解，我们今天的关注重点并非亚里士多德的本源观，而是其对各种学科的集大成的探索，以及在深入探究基础上的分类整理。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留下了《物理学》、《政治学》、《诗学》、《伦理学》（包括优太莫和尼各马可）等各个学科的“专著”。在这些研究“具体”某个领域的专著之外，他还有一本以给学生上课的讲义辑合而成的《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合集中，他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研究一切种类的原因是一门还是多门“科学”的任务？

研究实体的第一本原的“科学”是否也应研究如何证明第一本原？

是否有一门研究一切实体的“科学”？

研究实体的“科学”是否也研究其性质？

我们绝不能以现代意义的科学理解上述问题中的“科学”，为避免混淆，可暂做“学科”理解。在其纷乱混杂的讲稿中，现代研究者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结出了亚氏为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所规定的主题：其一是对第一本原（实在）及其原因的探究；其二（如果有可能），是对实在的本质（属性）的探究。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即“著名”的τὰ μετὰ τὰ φυσικά，metaphysics，物理学之前。但似乎略显矛盾的是，他又在形而上学 的最后一章详细讨论了另一门“科学”，并将其称为形而上学的“巅峰”和“桂冠”，即神学。根据亚氏的分析：

“物理学”研究可以分离存在，但不可无运动的对象（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并非现代的物理学，对亚氏而言，研究动物和植物分类的学科，也可以纳入物理学的范畴）；数学研究的是既无运动，也不分离存在，且留置于质料中的对象；如果存在一门既无运动，又分离存在的纯形式的存在，这就需要“神学”进行研究了。

大体的说，在亚里士多德并非非常清晰的分类那里，形而上学研究普遍的存在和它们的原因，物理学研究具体的，经验的“可动”的存在，神学，则研究的是作为形而上学中存在的一个“特例”，是研究兼具实体性、独立存在和无变化的“存在”的“科学”，即亚氏笔下的第一推动力。

在亚氏看来，“神学”考察的对象要比形而上学更为卓越，如果说物理学是亚氏体系中的形而下，那么神学就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这也正好符合作为本文主题的这句话：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其认识论途径是这样的：从身边的经验的事物，逐渐认识普遍的存在，再到最完美、最终极的第一推动力。

当西方步入基督教时代后，神学的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是研究圣经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logos也就是上帝之道或上帝之言（word）的学问。基督教学者研究圣经，也并非总是从外在的“理性”出发，比如在教父时期有两大学派针锋相对：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倡导以字面意思解经的“循规蹈矩”的安条克学派和鼓吹以灵性和寓意解经，更接近神秘主义的亚历山大学派。

对基督教学者而言，上帝或第一本原，已经籍着基督进行了自我启示，这种启示要远超过人类可怜理性的任何研究和把握的努力。于是，亚里士多德对“特殊存在”的研究已然有了“现成的答案”，神学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转变成了用哲学和逻辑研究圣经的启示，并将其准确传达给普世。在教父时期，能被称为神学家的教父寥寥无几，除了约翰福音的作者圣约翰，只有纳西昂的圣格里高利和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等极少几人才有“神学家”的头衔，以彰显他们为奠定三位一体理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科学”science一词，来自于古希腊语的skhizein，以及古印欧语的词根skei或skai，意为将对象“撕裂”、“切割”、分类，进而衍生出将深入剖析对象进行研究之意。这种含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现代的科学，其实仅仅指的是以实证和归纳为基础的对客观规律的研究行为，是所有研究活动中的一个分类，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就要从前者的意义上去理解，神学，即研究“神”或“第一推动力”的“科学”。

近代科学肇始之初，科学和神学的界限也不像现在如此“泾渭分明”。牛顿在晚年研究的，就是此类的神学（这同样适用于莱布尼茨、笛卡尔、伽利略的类似研究），但却被简中网络望文生义的群体无聊的贬低为“迷信”，中世纪炼金学者的理论依据，则是相信一切事物在根源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们也许采取了错误的手段，但他们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则未必是错误的。

现代科学的产生，可以笼统的“归功于”奥卡姆那把犀利的剃刀，这把剃刀，蛮狠的剔除了形而上学和神学对一般事物研究的指导。换言之，“现代科学”是在充分认识了自己的“局限”之后才产生的，它只对可以通过实验和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的客观对象发表意见，而对无法或很难真正把握其本质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置之不论（或者说，知趣的不发表意见）。用更接地气的话来说，科学不再涉及诸如“灵魂”、“上帝”之类的话题，而是将这类无法证否的话题完全留给宗教和神秘主义。因此，在涉及灵魂和死后生命之类的话题（或诸如此类的“神学”话题）时，简单的斥之为“迷信”或“不科学”，是简单粗暴且毫无道理的。

往往这样说的人，既不了解科学，也不了解宗教，要么是这个时代培养出的，为现代科学所展现出的直观生产力和爆发力所震慑的迷信科学的“科学”信徒；要么仅仅是只能以“科学”和“迷信”（或唯物论和唯心论，大体而言，那些言必称唯物主义如何如何的人，对哲学和科学基本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认知）这样劣质的二分法认识世界的没有思想可言的可怜虫罢了。

综上，以西方的智识史发展和认识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言，神学始终是科学的终点，因为神学要探索的，是一切事物的终极原因，是一切科学的原因，以及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人类理性和智识活动最大的目标，即是催迫人类进行探索的源动力，也是人类想要得到的最高答案。按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神学”既是动力因，又是目的因，它不断催迫出人类的好奇心，并让人类在好奇心的趋势下不断攀登，尽可能接近那不可言说的至高原因。

如果将佛学也理解为神学的一支，那么科学的终点是佛学也并非毫无道理。但很显然，说这句话的人，显然不是从本文所阐述的意义上去理解神学的，而中国化的佛学，是一种逻辑被大大弱化的所谓佛学，其丝毫不具备西方神学所有的智识和逻辑传统，故而，这样的佛学，或者道教学说，再或者接近于萨满的世界观，则离开本文所说的“神学”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