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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早期，审美追求并不被特别强调，只是作为文字的载体，传播信息，如东汉蔡邕的《熹平石经》使用隶书写就，林立于广场，读书的学习者前来观看，每一块碑就是如同一页书一般，所谓碑林，就是一本本书立在哪，供士人学习。
而到东晋时分，由于文人雅士集团兴起，而魏晋风度的文化氛围，使得艺术审美也贯彻到书法中，另外当时的纸张也能大规模使用，由此，书法不再是石碑上了，而是纸面上。
东晋书法，以王氏一门为最，而王羲之书法之所以不能超越。是因为王羲之自己创立了一套自己书法性灵的使笔手法，超越并吸取篆隶手法，涤新淘旧，融合发展。 甚至有些书写时的意外，也被附以审美情味，久而久之，形成不可超越的法帖。后人学右军只撷取一二，就如同秦二世时的赵高指鹿为马，可以欺一时，而不可欺一世，因为人们脑海中的鹿便是这样的“鹿”，而不是那样的“马”，这是一个长久的积习，这就如同王羲之书法一般，其书早已占据脑海，其审美情趣也已经不可移易，可谓一代引领，世代宗师，可仰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当然王羲之书法的笔法一定是复杂而又为时人和后人所喜闻乐见的，同时又超越群伦，冠绝今古，这点是最基础的，也是核心要素，使其法书悠久长传，倍极荣耀，甚至其手札、法帖中的一些意外和不经意的非出其本意的笔画和手法也被发掘而奉法。可以说，王羲之书法本身超绝，另外后人对其的解读也更使其神妙不可言。如后代的多位皇帝拼命为王右军书法点赞。
晋人流寓江南，偏于一隅，心态自然不能雄浑壮观，常常想着扬鞭向北，收复北地，复旧故都。其次，门阀政治，士人吟赏美景，风流态度。种种原因呈现到书法作品中是飘逸脱俗的，有通脱之感。 而到隋唐，尤其唐代，其人来自北方，豪迈不羁，放开国门，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各种制度建设，政治上三省六部制，选材科举制，经济上租用调制，这些制度都是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总结结果，可算是制度森严，同样在书法上也出现了总结和规范，楷书应时而出。
而且唐人还可以亲见羲之书法，并且家传绝学尚在，所以书法绵延，出现欧、虞、颜柳等楷书家，还有怀素、张旭、孙过庭草书家，开放异彩。 自晋唐以来，宋代以后，书法走了下坡路。由于五代离乱，书法传承断绝，宋四家尚意，也是无奈之举。他们各自探索书法的发展，提出理论，并加以实践。相比于唐代楷书家，大多供职中央官，亲近帝王，也方便观赏名帖，而宋四家大多官职低微，常年在地方官员，多有不得意处，其人自己发挥创作，书法写意，也是意料之事。
明代政权比较重实用，虽然有文化专制，但着眼点还是皇位永固，不会具体而微的管理地方民间文化，而且明代皇帝大多人文修养都不高。可以说学术文化下移，主要在民间，尤其是晚明时期，经济工商业发展，也为文化艺术出新做了铺垫基础。由此，明代书法家群体大多在江南，而且书画创作者大多流落民间，并未在官，或者官职较低，基本不以从政为目的，真正实现了书法创作的专业化。
清代不一样了，外族入主，自尊心较强，就如康熙皇帝而言，非要治统和道统合于一体，而且对于经集还发幽闡微，可以说无所不学，雍正帝、乾隆帝也差不多，好附庸风雅，都在为满汉合流服务，但又严满汉之别，可谓矛盾，自然而然，社会管控紧，不利于文化下移，文人趋于上，加之文字狱，可以说审美情趣也渗透了政治威权，不利突破，也不利于发展。皇室搜集书帖，地方只有碑方便学习，所以清代书坛多沉闷，渐渐走向碑学道路，也是形势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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