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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春秋左传读本》（1957年中华书局版）封面 1940年3月，《春秋左传读本》出版。这是继《二十五史补编》之后，王伯祥对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又一贡献。这虽是开明书店的选题，但王伯祥是用两年的业余时间完成的。 他先是为《春秋左传》作注，后来以重要史事的本末完整为原则，同时兼顾文学价值进行选编。 全书注释共八千三百余条，十分清晰，而且越是遇到难懂的字词或句子，越是加以详尽而清晰的注释，处处显示出注释者的用心和功力。而在年代、地方、职官等专业性强的地方，也尽量古今对照，以使读者容易理解。 例如，下面一小段话，原文字数很少，但王伯祥的注释很是详细。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这段话中，王伯祥除断句外，做了以下七条注释： 第一条：“郑武公，名掘突，郑国第二君，郑桓公友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其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岁，西历纪元前八〇六年。郑国，姬姓，伯爵。周宣王庶弟友始受封，即桓公。初都棫林，在今陕西华县西北。武公始徙新郑，今河南县。” 第二条：“申，国，姜姓，侯爵，灭于楚。其地在今河南南阳县。” 第三条：“武姜，武公妻姜氏。当时妇人称谓，每系母家之姓，示所自来，故曰'姜’。'武’则所配偶之谥也。” 第四条：“庄公，在位四十三年。其元年当周平王二十八年戊戌岁，西历纪元前七四八年。二十二年入'春秋之世’。” 第五条：“共叔段，即京城大叔，庄公弟，其后出奔共国，故称'共叔’。犹晋侯在鄂则称之为'鄂侯’耳。” 第六条：“寤生，即难产，《史记》云'生之难’是也。盖先困而后寤，始得出生，故下云'惊姜氏’。因命名曰寤生。” 第七条：“亟，读如器，频数也。'亟请’即屡次请求。”[1] 这样一番注释后，读者了解到的不止是字面含义，而且对郑国等相关历史知识以及来龙去脉也有较为丰富的了解了。 由于该书有很高的价值，所以虽然是用文言注释，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还是于1957年10月用开明书店原纸型重印出版，1960年4月已是第三次印刷；而商务印书馆也在2022年重新出版此书。
《序例》中，王伯祥中对于此书的背景、缘起、成因等，做如下说明： 经今古文之争起，《左传》一书遂成大问题。二千年来，异同党伐，历久难泯。迨至晚近，说逾纷纶。右之者，谓为亲见夫子，以事翼经。诋之者，谓出刘歆依托，欲以济阿世干位之私；是则不但载笔所及，致其疑结，即作者主名，亦且惝恍难凭矣。迄于今日，略得论定。虽翼经云云，宜可舍旃，而此书出于战国时人之手，追记东周前叶二百数十年间之事，则要可信也。然则欲治先秦旧闻及探讨文章流变者，此书犹当奉为大宗，承学之士，讵可恝置。矧当种性凋残之际，先民手泽之绵存，尤感有特殊之意义乎。二十七年春，违难孤岛，困心衡虑，百无一是，爰于事务之隙，取次选注，将纂为学校诵读之本，窃自比强挥鲁阳之戈。当时曾亦排日为程，而作辍靡恒，遂历两载，近方杀青。挦撦虫鱼，固不贤识小之本色；摘缪纠衍，实大雅宏达之盛心。述例如左，敬俟裁正。 接着，他便介绍此读本的编选、注解以及大致的编辑思路： 本选着眼在考史与学文，是以取材一以史事发展为纲领，兼以文采辞令为指归。即有略去正文者，亦必藉手释语，以为补缀联络之用，务期一事之始末，脉络分明，首尾完备；而高文妙辞，亦得有所附丽而益显。 也就是说，在这个读本中，王伯祥兼顾了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兼顾了部分与全面的关系。 读者虽然读的是《左传》的部分内容，但王伯祥在略去一些正文的同时，又以注释的形式，补说清楚事情的始末，使读者有全面的了解。 而在这样的读本中，王伯祥又引导读者抓住史事的精要部分，欣赏其辞令的高妙之处，获得历史与文学多方面的收获。 这个过程，王伯祥可谓煞费苦心。 对于选本中的史事，如何选择排序，以及如何编辑，王伯祥这样介绍：“史事之发展，以段落为区别，前后互有关联者则集成一大段落。但依十二公纪年之统编，中间有删节处，概加……符号为别，与纪事本末之移动原文序次别立标题者不同。庶几克保完整编年之绪，藉免破碎之嫌。” 之后，他又对“地理沿革、官氏人名、诠事释训”的处理，均做说明： 地理沿革，代有变异。不悉今名，何取准望。此选与当时都邑山川等名，皆详注所在，并以现行政区之地名释之。其有异说者，亦必参考折中，以归一是。 官氏人名，随文注释，取足辨识邦族，略晓识守而已。若其人其官于当时有重要关系者，则特为加详。 诠事释训，并参诸家，而要以杜注孔疏为圭臬。清儒识解有突过前人者，则改从其说。通行本释者，每有胜义，辄加采获。初无是丹非素之见，蕲申近真求是之心云尔。 由上可见，王伯祥在这一读本中，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选注解读，并与当时的具体情况（例如用当时行政区的地名与古地名对比解释）相结合，使得这一古书能够为当时的读者读懂。此外，他在选注此读本中，已对古今学者各种见解与诠释了然于心，然后经过对比、折中、思考、求真等过程，尽量为读者奉献出最合适、最公允的诠释，此工作，非功底深厚的大家不能为，非责任心非常强的作者不能为！
王伯祥（1890—1975），出版家、史学家 王伯祥之所以花很多工夫编写、注解《左传》，还寄托着他的人文情怀。他的外孙卢元锴不会忘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面对黑暗的旧中国，愤然疾书，'翻过历史的这一页’。到了七十年代中，大家担心，叹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混乱局面何日才了，他却叫我看看《左传》中第一篇中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2] 这是王伯祥的历史观察和人生体悟，是他的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 [1]王伯祥选注：《春秋左传读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2]卢元锴：《深深怀念我的外公》，载《追思集》，王伯祥家人2000年自印，第105页。 以上文字出自《中国出版家王伯祥》，张建安著，2018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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