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移民 有聚落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和粟特文资料的新解读成果，对粟特人在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地留下的遗迹做了仔细的勾稽和讨论，指出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都成为粟特人的商贸点、货物集散地甚至聚居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运转金银丝绢，然而不论向东还是向西，上述西域王国的城镇必然成为粟特人的中间站，同时也从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

【关键词】粟特人；丝绸之路；西域王国

十多年来，笔者一直在追踪中古时期进入中国的中亚粟特人的踪迹，包括入仕北朝、隋、唐中央或地方官府的文官武将、生活在乡里或城市的百姓居民、沿着丝绸之路兴商贩易的商人行客、生活在由商队转变成的聚落当中的粟特移民。对于狭义的西域地区的粟特移民，曾撰写《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一文，提交192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西域考察与研究”学术讨论会。随后做了修订，以《西域粟特移民考》为名，收入会议论文集。2001年，又改作《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以下简称《西域》），收入笔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文集《中古中国与外来文》。这篇论文主要依据的是中国传统史籍和 20 世纪初叶以来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相关考古文物被发现；一些过去发现的粟特文资料，也陆续得到解读，这些都增进了我们对西域粟特移民的认识。本文就是在笔者前文基础上，进一步追索西域粟特人及其聚落的遗迹，所讨论的地域范围较前文稍宽，即粟特本土 (Sogdiana)以东的西域，都在本文讨论之内，这包括前文没有讨论的怛逻斯、碎叶、弓月、勃律、渴槃陀等地，以及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讨论过的高昌地区。

怛逻斯、 碎叶

张广达先生在《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一文中指出：“从种种迹象判断，粟特人的东来是沿着怛逻斯河(Talas)、楚河(Chu)流域推进的。7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唐高僧玄奘(600～664年)赴印求法，归来记述所历诸国情况时，不仅把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称之为窣利(粟特)，而且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ūyāb)的地区也名之为窣利，这正是因为他看到碎叶城以西的楚河流域、怛逻斯河流域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城镇，因而把这一地区纳入了窣利(粟特)的原故。”他举出《宋高僧传》卷18《僧伽传》为例：“释僧伽者，葱岭北何国人也，自言俗姓何氏……详其何国在碎叶国东北，是碎叶附庸耳。”他指出僧伽的何国不是位于粟特中心的康国之西的何国(屈霜你伽)，而是它的移民在碎叶城东北所建立的聚居地。这一看法，诚为的论。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记呾逻斯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又记素叶水城（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按怛逻斯城即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西姆城（Ak-Beshim），这里所记载的商胡，应当就包括大量的粟特胡人。

2002年出版的魏义天 (É. de La Vaissière)《粟特商人的历史》一书，由于语言的隔阂，没有引用上述张广达先生的观点和《宋高僧传》的材料，但却补充了阿拉伯文献对粟特移民在七河流域（Semireče）扩张的记录，即纳尔沙希（M. Narshakhī）《布哈拉史》关于怛逻斯（Taraz）附近的哈木卡特（Jamukath）城建造的政治原因，是因为一些布哈拉（Boukhara，粟特安国）的贵族和商人因为阿布鲁依（Abrui）的暴政而避难至此。

我们所要补充的是，建立于神龙元年（705年）前后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陵墓乾陵的六十一蕃人石像中，有“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的题名。碎叶原属于西突厥汗国，显庆三年（658年）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在葱岭东西原西突厥汗国境内设立羁縻府州，碎叶州即其中之一。按照唐朝的羁縻州体制，刺史均由本地首领担任，那么这里记载的碎叶州刺史姓安，明显表明是安国出身的粟特人。他的名字“车鼻施”可能是粟特语čapiš（意为将军）的音译，此名也常见于西突厥的官人姓名当中，所以也可能是来自突厥语的čavïš（也是将军之意）。由此看来，安车鼻施或是一个纯粹的粟特人，或是由于突厥的统治，已经是一个突厥化的粟特人了。无论如何，在7世纪中叶，碎叶地方首长由粟特人担任，这充分表明了粟特移民在这个城市的重要性，而羁縻州刺史一职一般是世袭担任的，那么是否碎叶州刺史一直为粟特安姓所出任，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述《布哈拉史》的记载，确实有不少安国的贵族和商人移民到这一地区。碎叶在调露元年（679年）取代焉耆成为安西四镇之一，到天宝七载（748年）毁于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之手。怛逻斯和碎叶，位于从粟特地区向东的主要交通路线上，因此必然有大量的粟特胡人经停。从碎叶向东，沿天山北麓的草原之路，经弓月可以到达北庭；向南翻过天山，则可以到达拨换（今阿克苏）、龟兹等绿洲王国。

弓 月

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所记北庭至碎叶的道路，所经过的最重要的城镇是伊丽（伊犁）河东的弓月城。王国维认为唐代的弓月城就是元代的阿力麻里城，大多数学者遵从其说，其地在今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面的废城，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没有坚实的考古、文献资料被发现之前，弓月城的具体位置恐怕难以确定，但大体范围在今霍城一带。我们不是要讨论弓月城的地理位置，而是想指出，唐朝前期的弓月城曾经也是粟特商人的一个商品集散地，证明这一看法的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这件文书残存八个断片，内容是官府审讯时双方辩词的记录。通过学者们的整理，已经大体上可以明了其中的内涵，但对于其中的年代、地理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辩词各说各的，笔者这里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相关文字按考证所得的时间顺序，引述如下，后面括注文字所在残片和行数：

咸亨二年（671年）某月，粟特胡曹禄山在高昌县状告京师汉商李绍谨，说乾封二年（667年），禄山兄曹炎延与李绍谨等自京师，经安西，至弓月城买卖 。“李[绍]谨当时共兄同伴，向弓月[城]，并共曹果毅及曹二（又名曹毕娑），并外甥居者（后残）”(II/2-4)。李绍谨承认“向弓月城去时，从安[西逐兴]生胡向弓月城去”(III/12-14)。总章三年（670 年）年初，李绍谨（又名李三）在弓月城举借曹炎延练“二百七十五匹绢”(I/6-7)“付练之日，有曹毕娑及曹果毅知见” (VII/2-3)。二月或稍前，李绍谨与曹炎延“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I/8-12)，“从弓月城行百里许，即逢安西有使四人”(IV2-3)，但炎延未达。随后，而“身（曹禄山）及外甥儿逐李三后去[龟兹]”(II/8-10)，“其曹果毅及曹二留住弓月城” (II/2-4)。后“ [… …]向已西去，在不今不知，见在何处者” (VII/3-4)。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安西陷蕃，“禄山[……]者等，从安西共李三同[至高昌]”(III/1-2)。二年(671年)，曹禄山因不见其兄，故于高昌状告李绍谨。

这件文书虽然残缺，但是却提供给我们丰富的粟特商人贸易活动的信息。其中讲到曹炎延、曹果毅、曹毕娑等粟特商人从长安出发，与汉商李绍谨同行到弓月城，李向曹炎延借二百七十五匹绢，可见曹炎延在此地一定有不少的商品储存，他的兄弟曹禄山和外甥随后而到，似表明弓月是他们家族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以后李绍谨到龟兹，曹禄山随后赶到，发现兄长不在，但他在弓月从曹果毅和曹毕娑处得知兄长借练给李的事实，所以当两人都到达高昌后，即向官府提出诉讼。在曹禄山从弓月走了以后，曹果毅等二人则更向西方去贸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弓月城为中心，东向长安，西往粟特，南到龟兹、高昌的粟特商人贸易路线，而弓月城正是这些曹姓粟特商人的贸易中转站。

钵庐勒·勃律

 勃律地区在古代有各种不同的称谓，这里仅举《宋云行记》的“钵庐勒”和新、旧《唐书》的“勃律”作为代表，因为前者接近我们所举出的史料的年代，后者则更为通行。钵庐勒在今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上游，唐代分大、小勃律，大勃律对应于Baltistan，小勃律对应于吉尔吉特（Gilgit）。

1979年开始，德国和巴基斯坦两国的考古学者在中巴友谊公路 (Karakorum Highway)巴基斯坦一侧，沿着印度河上游的古代丝绸之路，进行细致的考古调查，在奇拉斯城（Chilas）和夏提欧村（Shatial）之间的河两岸，发现超过六百条粟特文题记，此外在更北边的洪札（Hunza)地区，也有少量发现，与粟特文同时发现的，还有佉卢文、婆罗谜文、汉文、藏文、大夏文、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甚至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的题记。这些粟特文的题记很短，大多数是一些过往行人的题名，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载，但根据粟特文的正字法和其他题记的年代，大体上可以判断这些题记书写的年代在公元4～6世纪。解读这些粟特铭文的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教授指出，在这些题名中，有来自粟特本土的塔石干（Tashkent）的石国人、弭秣贺 (Maymurgh)的米国人、片吉肯特（Panjikent）附近的Farn-mēthan人、瑟底痕（Ishtikhan）的西曹国人、撒马尔干（Samarkand）的康国人、屈霜你迦（Kushanika）的何国人等等，表明粟特商人经巴克特里亚地区来到这里，与印度人贸易。他还讨论了马雍先生研究过的洪札地区发现的一则“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的北魏时期的汉文题记，认为这个北魏使者可能是陪同出使北魏的米国使者回国，但为了与印度人贸易而选择了经过勃律的这条偏南的道路。这些粟特文题记的发现，说明在粟特商人大举向塔里木盆地和中国内陆进发的同时，也越过吐火罗斯坦，向印度、西藏方向挺进，但吉尔吉特的夏提欧村是否就是粟特商人在这个方向所走的尽头，恐怕还不要就此下结论，因为我们从汉文史料得知，重利的粟特商人是“无远弗至”的。

渴槃陀· 葱岭镇

渴槃陀，又作汉盘陀、诃盘陀、喝盘陀、羯盘陀等，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唐开元时立为葱岭镇，又升为葱岭守捉。其地位于从塔里木盆地向西翻越帕米尔（葱岭）高原的路上，玄奘从印度回国，就是由瓦汗山谷到渴槃陀，进入西域南道。慧超则是从胡蜜到葱岭镇，进入西域北道。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征小勃律，就是从安西 (龟兹)出发，经疏勒、葱岭守捉，过播密川（瓦汗山谷）南下小勃律的。这里应当是从吐火罗斯坦和勃律地区进入塔里木盆地的粟特商人必经之地，上述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发现的一则粟特文题记，证明了这一看法。这条题记发现于夏提欧村，据辛姆斯—威廉姆斯教授的翻译，可以转译如下：“[我]，纳里萨夫 (Narisaf)之[子]娜娜槃陁（Nanai-vandak）于十[年（?）]至[此]，并请圣地K'rt之魂予以恩赐，让我快些顺利到达渴槃陀（xrβntn），去看望[我]健康愉快之兄长。”渴槃陀的比定是根据吉田丰教授的研究成果。而葱岭地区的交通路线，则可参看王小甫教授的详细考察。

于 阗

 我们在《西域》一文中，根据贝利 (H.W. Bailey)的辑录和翻译，把和田地区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有关粟特（sūlī，复数形式是sūlya）的材料提示出来。2002 年出版的施杰我 (P. O. Skjaoervø)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新疆出土于阗语写本》一书，没有超出贝利的资料，作者也把sūlī、sūlya译作“粟特人”，但有些文书的前后文意与贝利的翻译有所不同。在《西域》一文发表后公布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彼得罗夫斯基(N.F.Petrovsky)收集的于阗语文书中，编号SI P103.41的文书上，有sūlya一词，恩默瑞克 (R.E.Emmerick)和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 (M.I.Vorob' eva-Desjatovskaja)译作“商人”。吉田丰在给他们的刊本所写的书评中指出，这里的sūlya可能仍是该词本来的意思，即“粟特人”，他还提示了和田发现的若干粟特文材料，包括拙文所未及的Trinkler和Francke收集品中各一件残片和斯坦因所得一枚带粟特文的印章。SIP103.41号文书是萨波Ssanīraka给杰谢(Gaysāta)斯略(Sīdaka)及其他征收钱者的命令，其中说：“仍有很多缺少的物品，现这些所有的东西由于粟特人而变得非常棒了。自从粟特人到达这里，迄今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你们还没有收上来任何东西。”这为我们理解粟特人在于阗王国东北边镇杰谢地区的活动，增加了新的素材 。

在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 “敦煌” (Dx)编号的文书中，也阑入一组俄国早年收集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其中编作 Dx.18925 的一件，我们定名为 《某年正月六城都知事牒为偏奴负税役钱事》，文书上下残阙，文意不完整，其中似乎是说于阗负钱人向 “族落安达汉” 借钱事。这位安达汉很可能是生活在于阗王国东北地区的羁縻州之一六城州下属的杰谢镇的粟特人，之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贯以“族落”二字，或许是因为他生活在当地的粟特族落中。

杰谢即今丹丹乌里克遗址，近年来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佛寺壁画，上面有着浓厚的琐罗亚斯德教(中国称祆教)的神像风格，使得我们在考虑这些图像的来源时，自然而然地和在此地生活的粟特人联系起来。从已知的文献和图像材料来看，粟特人曾经在于阗的杰谢地区经商和居住生活，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今和田北面的麻札塔格 (Mazar Tagh)是于阗王国北方的边镇，唐朝时名为 “神山”，它控制着沿和田河向北通往据史德 (巴楚图木舒克)的道路，我们曾经列举这里出土的于阗文、粟特文、藏文文书，来证明粟特人在此的行迹。新发表的一些汉文文书进一步补充了我们的认识，即Mazar Tagh 092 (Or. 8212/1557)唐朝时期的残过所，上有“副使康云汉、作人石者羯、奴伊礼然、奴伏浑”等名，或许是一个经过神山的粟特使团的记录。Mazar Tagh 0634《唐贞元六年(790)神山馆馆子王仵郎抄》记有“善政坊罗勃帝芬”，此人虽然是罗姓，但完全是粟特式名字(pwty prn)，他应当是住在于阗王城中的胡人。

楼兰· 鄯善

 我们在《西域》一文中曾揭示出前凉建兴十八年 (330年)的汉文木简上所记录的粟特胡人的情形，这无疑有助于判定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的年代，而且是粟特商人与鄯善王国关系的最好证明。吉田丰：《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补记》也讨论了粟特商人与楼兰王国问题，指出大谷6117号粟特文残片很可能发现于楼兰遗址，是与李柏文书(写于328年)同出的材料。敦煌发现的粟特文第2号古信札说到粟特人和印度人在洛阳一起饿死的情况，恒宁 (W.B.Henning)认为这里的印度人指的是那些住在楼兰 (Kr' wr' n)或鄯善、操尼雅俗语的印度人。第6号古信札第5行提到了粟特人要去楼兰进行贸易的事情。粟特人的贸易对象，可能是楼兰本地人，也可能是当地讲尼雅俗语的印度人，但有许多粟特商人的贸易例证表明，他们也可能是到楼兰与从西边来的粟特商人进行贸易，或者说是从河西到楼兰去取一批货物，因为那里有为数不少的粟特商人，向更东方的粟特商人提供货物。

龟 兹

上文 “弓月” 一节引用的《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提到有粟特商人经行龟兹，这条史料所叙述的史事表明，粟特商人在此只是经过而已。事实上，龟兹地区应当有不少粟特的定居移民。

      20 世纪初叶，伯希和 (P.Pelliot)在库车西约 23 公里处的 Douldour-āqour (简称D.A.，今称作玉其土尔和夏克土尔)遗址，发掘了一批唐代汉文文书，编作 Pelliot chinois D.A.1-249 号。在《西域》一文中，笔者根据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录的部分文字，提示了其中有关粟特移民的内容。现在这批文书已经由童丕(Éric Trombert)先生整理出版，使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粟特移民记载的更详细内容。

       Pelliot chinois D.A.24 负钱人“安元俊”名后，还有负钱人“罗胡[数?] 芬”。一般认为，罗姓胡人主要是来自吐火罗斯坦的胡人，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罗姓胡人，其人名的原语往往是来自粟特文。这里的“胡[数?]芬”也颇似粟特胡人名，因此，安元俊和罗胡[数?] 芬都应当是龟兹地区的胡人。

       Pelliot chinois D. A. 80《状文》中有“石啜衹承上户差科不曾有[闲?]”，这里的石啜，童丕先生认为可能是龟兹人或突厥人，因为“啜”是突厥的官称。但石姓是塔石干出身的粟特人进入中国后所使用的汉姓，所以这个人更可能是一个粟特人，只不过已经突厥化了，因此用突厥语的“啜”(cor)作为自己的名字。从内容上来看，这位石啜在当地服差科之役，已经是龟兹的百姓了。

      我在《西域》文中引用过 Pelliot chinois D. A.93号有“怀柔坊□丁安拂勒”，童丕先生所录本件的全部文字是：“怀柔坊[样?]丁安拂勒资钱壹阡伍佰文今分付安仁坊防御人张嘉兴母裴大娘领。”怀柔坊应当是龟兹都督府城内的坊名，名称取意于“怀柔远夷”，安拂勒从姓来看，是出身布哈拉的粟特人，或许龟兹都督府的怀柔坊正是安置西来胡人的地方。龟兹的怀柔坊让我们联想到长安的怀远坊，取义相同，而且粟特人安元寿的夫人翟六娘就住在那里，可能最早也是胡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Pelliot chinois D.A.107号《付粮历》中，有“曹舍利，付身，四斗”；“米恒，四斗”；“安失发十二斗，当取”；这三个人名在下面的账目中再次出现。童丕先生把曹舍利的“舍利”，译成ācaryā。按 ācaryā 汉文一般译作“阇梨”，“舍利”一般对应于佛教梵文的Sarīra。不过这里的“舍利”很可能是译自粟特文，曹姓粟特人可能来历是苏对沙那 (Sutrushana/Ushrusana)的东曹国、劫布呾那(Kaputana)的曹国或瑟底痕 (Ishitikhan)的西曹国。米姓粟特人则来自弭秣贺的米国。

     在大谷探险队于同一遗址所得汉文文书中，也有一些粟特人的记载。其中大谷1505《契约》残文中，有“保人安屯狼”。保人是粟特人在丝路城镇中经常扮演的角色。大谷1506《人名记录》上，有“石惨 (?) ”名；大谷1524《人名记录》上，有“安伏稍” 名；因为前后残缺，内容不详，似为派役的文书。另外，库木吐喇出土的大谷 8056 文书为《唐大历十六年 (781 年)六月米十四举钱契》，米姓一般来自粟特米国，这里借钱者是住在龟兹的粟特后裔。大谷8074《安西差科簿》有 “安拂延”名，说明粟特人和当地百姓一样，也承担着地方的徭役。

     以上Douldour-āqour出土的资料，反映的都是唐朝时期的情况，我们在《西域》一文中所举的伊朗语摩尼教文献资料，根据新疆发现的大多数摩尼教文献的年代，应当也不会早于公元8世纪。那么，粟特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来到龟兹的呢？迄今发现的文献材料没有记录，但图像资料却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克孜尓等龟兹石窟的壁画上，有许多商人形象，朱英荣、韩翔两位先生认为都是龟兹商人；李明伟先生也认为这些图像中有龟兹商人，但他同时把这些商旅形象和丝路贸易联系起来，强调其不是古代印度社会的反映，而是西域地区的商业生活，其中也有波斯商人；张庆捷先生在论述丝绸之路上的商队时，虽然没有指明克孜尔石窟壁画上商人的族属，但他提供了大量陶俑、壁画、雕刻的伊朗系统胡商形象作为对比资料；影山悦子博士对比了克孜尓石窟中的商人头戴的白色帽子和安伽墓的粟特萨保以及片吉肯特壁画上的粟特商人所戴的白帽子，最早指出这些商人实际是粟特商人的形象，年代为公元7世纪早期(初唐)。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彻底收集了龟兹石窟，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台台尔石窟中表现印度商队首领萨薄的形象材料，指出这些佛教壁画上所描绘的萨薄及所率领的商人的形象，实质已转换成了当时西域地区常见的粟特商人的模样，因为虽然当地的画家力图表现的是佛经中的印度商人的原形，但他们所熟悉的是经行此地的粟特商人，因此有意无意地把佛经中的印度萨薄转换成了粟特萨保的形象了。根据霍旭初先生的研究，在龟兹石窟的初创期(3世纪末至4世纪中)，壁画中未见商人题材，到了发展期(4世纪中至5世纪末)，开始出现。这显然是受到丝绸之路上粟特商人活动的影响，我们从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得知，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初叶开始，就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他们在龟兹的出现也应当可以追溯到4世纪初期。

     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从佛教文献中所记载的印度萨薄到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萨保的转换，是因为萨薄和萨保所代表的宗教系统完全不同，后者作为粟特商队首领，同时也兼理粟特人所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事务。影山悦子博士在上述《粟特人在库车》文章中还指出，原本被认为是出自焉耆的一件埋葬粟特祆教徒的纳骨瓮(ossuary)，实际上和另外一件纳骨瓮一样，年代都是属于8世纪，而且都出土于龟兹城东部的营垒之外的麻扎布坦村，而据汉文文献记载，吐鲁番和敦煌地区祭祀胡天(或称祆神)的祆庙，都是建造在城的东面。虽然资料尚不充分，但有理由认为在七八世纪的唐朝时期，龟兹城东存在着一个粟特聚落，他们和当地的佛教信徒不同，而是信奉着本民族传统的祆教。

焉 耆

我们在《西域》一文谈到焉耆的粟特人时，漏掉了一条重要的材料，即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 (685 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里作为保人的“乌耆人曹不那遮”。“乌耆” 即“焉耆”，曹不那遮从名字来看，显然是粟特人，他是在西州(吐鲁番)为前往长安的粟特商人担保的。一般契约上的保人，都是有户籍的编户。虽然这只是一个个案，但却是明确记载的已经著籍焉耆的粟特胡人，这为粟特人在焉耆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可以为粟特人在焉耆提供佐证的文物资料，是1989年在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发现的一组银器，其中有带有粟特语铭文的银碗。这些银器的发现地七个星乡，正好位于丝绸之路经行焉耆的干道上，它们明显是粟特商人留下的器物，反映了粟特商人经过此地的情形。吉田丰教授认为，这些铭文的字体和粟特文古信札以及印度河上游岩刻铭文的字体一样古老，表明是7世纪以前的遗物，透露了粟特人经过这里的大致时代。

高昌· 西州

我们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中曾说，虽然现存的吐鲁番文书中粟特人名的大量出现是在6世纪，但据安乐城废址出土《金光明经》卷2题记上胡天的记载，可知粟特人应当早在5世纪前半叶即已进入高昌，其聚落的位置很可能是在高昌故城东部，这和敦煌粟特人聚落的位置正好相同。最近，在位于高昌古城外东北方向的巴达木乡，发现了一处墓地，出土有延昌十四年 (574年)的《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和延寿七年(630年) 《康浮面墓志》，表明在墓地附近，应当有一个粟特人聚落，这个聚落正好可以使我们将其与高昌城东的胡天神祠联系起来。

    新发现的《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虽然内容非常简单，但却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过去我们所能见到的吐鲁番地区以土葬方式埋葬的最早的粟特人，是黄文弼所获《唐麟德元年(664)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所记的墓主人，因而促使我们认为吐鲁番当地信奉祆教的粟特人可能长期采用了天葬的方法处理死者。影山悦子博士发现吐峪沟沟口出土的两个纳骨瓮，应当是粟特祆教徒的遗骸。新发现的《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年代早在高昌王国的延昌十四年(574年)，在目前所知土葬的入华粟特人中，年代仅仅晚于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的康业墓，这表明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也很早就采用了当地汉族百姓的土葬形式，但在吐鲁番盆地的另外一些地方，则同时采用粟特的丧葬方式。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看出，从粟特本土向东，几乎每一个大的城镇或者是位于重要的交通干道上的一些小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身影。虽然史料极其零碎，但我们把零散的资料汇在一起，就不难看出，粟特商人可以说是前赴后继，无孔不入，不论是北方草原路上的弓月，还是南向印度的洪札河谷，不论是葱岭高原上的渴槃陀，还是塔里木盆地中的神山堡，都成为他们的商贸据点，甚至成为他们的货物集散地。粟特商人并不总是由西向东兴贩宝石香料，他们也以长安、武威等中原城市为基地，由东向西转运金银丝绢，不论向东还是向西，于阗、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等等西域王国的都市，必然成为粟特人的驻足之地，这些西域王国也从粟特人操纵的丝路贸易中获取到丰厚的利益。有关粟特商人与西域王国的交易问题，已溢出本文范围，容另文详论。

原文载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来源丨鸣沙丝路学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