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来，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如果不在十分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儒家(道学)的发展，从南宋到明中期，经历了一个哲学的转向，也就是“理学”到“心学”的转向。这当然不是说宋代没有心学的萌芽或明代没有理学的延伸，而是着眼于哲学主流的变化。这样一个转向的特点是什么呢? 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的兴起，其特点是：对朱子理性主义大厦建构的强烈不满(这正是康德、费希特与阳明不同处)，认为朱子哲学的结果增大了“理”与“心”的疏离；要求哲学完全以“心'为中心，从心出发，不重视“性”的概念；真理不再被认为是太极本体，而是强调主观性真理的意义；与理学偏重本体论的建构不同，更强调实践工夫；不赞成主与客、心与物的分离，而主张心与物的不可分割性；不强调知识概念，而注重内心体验，甚至神秘体验，以精神生活优于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行动，而不是知解；强调参与，而不是观察；终极实在的问题不重要，注重的是如何为己即为作为此在的个体存在；本体性范畴较少使用，情感性和情绪性范畴有重要地位；情感本质受到重视，面对人的情感情绪状态而提出的无我之境有了突出的地位，等等。简言之，从朱子古典理性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外向性的立场转向主观性、内在性、主体性、内心经验。 在这个意义上，理学到心学的转向类似于黑格尔后，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Rationalism) 到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 的转向。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正是不满于黑格尔哲学的大厦无法安心立命而转向人的存在，克尔凯郭尔的“真理就是主观性”，与阳明的“心即是理”异曲同工； 正是从克尔凯郭尔开始， 本体的What让位于实践的How， 而存在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正是由于“理性”与“存在”的疏离而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叛吗?在存在哲学中，主体性原则取代了客体性原则，心物的对立被消解，情感的本体压倒了知识的本体。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家之间差别甚大，但这一思潮的一般特点在阳明心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阳明明确把儒学界定为“为己之学”，“为己”的真实意义是指哲学不应是一套理气的命题和体系，不是一套没有生命的章句训诂，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这种立场当然是一般存在主义的。由于强调这一点，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用克尔凯郭尔的语言，就是要把知所当然变为“对我为真的真理”，一个道德原理你若不去实行它，就表示它对你不真，为此阳明才提出所谓“真知行”的问题。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真理必须是一种与我们切己相关的实践方式和存在态度。克尔凯郭尔所谓真实的主体不是笛卡儿式的认识主体，而是实践的“伦理地存在的主体”，与阳明学的立场是一致的。克尔凯郭尔的关心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因而视知识积累无意义，摒弃理性主义所说的真理；阳明关心的是如何成为圣人，他对见闻之知的轻视和归向主体的取向也使他与存在哲学家的立场相通。 当然，在某些方面，阳明哲学与存在哲学或存在主义也有较大的差异，如自克尔凯郭尔之后，个人的自我选择一直是存在主义伦理学的特征之一，在某一意义上，阳明轻视经典和权威、习惯和成见，要人遵从个体的良知选择行为方式和生命意义，也可说与个人选择为价值根源的思想相通。但存在主义中有神论与无神论思想家的“个人选择”常大异其趣，极端者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唯我主义甚至非道德主义，这就与阳明哲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道德哲学的立场相距甚远。因而，如果说，康德哲学与阳明哲学的可比性主要在于伦理学方面而不在一般哲学特征方面，那么，可以说，存在主义哲学与阳明哲学的可比性主要不在伦理学而在它作为思想运动的的一般特征和主要的哲学趋向。 因此，我们说心学在许多方面接近于存在主义的想法，一方面是指两种思潮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另一方面，更具体地指阳明哲学中人作为道德主体和存在主体密切关联，使心学与存在主义的思考之间有相互诠释的可能性。其中最突出的的是对情绪主体和情感体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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