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龙国：战国秦汉陶熨具及熨帖术再研究

摘要：自20世纪初期至今，陕西、江苏、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山东、广东等地陆续发现一些形制规整的小陶具，大致可分A、B两型。A型合模烧制而成，中空，表面布满纹饰。B型以旧瓦磨制而成。时代集中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学界对两类器物的用途及性质认识不同，其中以安志敏先生的陶、史树青先生的陶砭之说影响最大。在一些西汉贵族墓葬中，因两类器物多与沐浴器放在一起，所以学者多赞同陶之说。笔者赞同陶砭之说，认为他们是用于医疗的器具——陶砭或陶熨具。古代熨法分水、火两种，与两种熨具大致对应，A型多用于水法，B型可放在火中煨烤，多用于火法。两种方法都需要把熨具放于人体患处。人们一般在洗浴前后进行熨帖治疗，因此陶熨具通常与洗浴器放在一起。

1992年，笔者在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发掘了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一、二号墓为中型竖穴土坑墓，出土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骨器、玻璃器等500余件，从墓葬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为战国晚期夫妇并穴合葬墓。M1共出土5件陶器，除1件为陶罐外，其余4件是用陶瓦磨制而成的规整器具，每一件四边磨制平整，底部边棱磨平，两面保留了陶瓦原貌，表面饰纵列粗绳纹，里面凸凹不平或有麻点纹。长方形2件，以板瓦制成，大小一致，长23.7厘米，宽9.9厘米。椭圆形2件，以筒瓦制成，一件长17厘米，宽11厘米；另一件长13.4厘米，宽9.1厘米。陶具位于死者头部以北的棺椁之间，表面有多次煨烤的砖红色和液体浸染的斑痕，笔者认为它们是古代熨帖术所用的陶熨具［1］。（图一）

熨贴术是中国古代医学一项重要的医疗技术，也是古代的砭法之一。笔者曾结合临淄商王村M1出土的陶熨具，对古代熨帖术作过粗浅探讨［2］。近年来，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丰富，尤其是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墓等发现陶熨具，有必要结合新出资料再加以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关注。囿于学识，疏误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  考古发现与定名

自20世纪初期至今，陕西、江苏、河北、河南、山西、甘肃、山东、广东等地陆续发现一种形制规整的小陶具，根据制作情况大致可分A、B两型。A型合模烧制而成，中空，表面布满小乳丁纹及其他纹饰，形状有扁圆形、鱼形、蛙形、扁长条形、椭圆形，有的内含颗粒物，摇动有声响。B型以旧的筒瓦或板瓦磨制而成，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两种，保持了旧瓦的凸凹形态，个别可能是专门烧造的。它们多数出自墓葬、陶器作坊或遗址中，时代集中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初步统计，A型66件，其中扁圆形34件，鱼形18件，椭圆形8件，扁长条形、蛙形、长方形各2件；B型30件，长方形、椭圆形各15件。因学界对这两类器物的用途及性质认识不同，报道时名称不一，有陶响器、陶玩具、陶、陶搓、陶砭、陶饼、陶球、陶拍、陶垫、陶印模、陶配色盘等。本文以发现与报道的时间顺序，对此作简单梳理，表述中暂以报道时的名称名之。

1928—1932年，洛阳金村战国墓被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其中M7出土了2件椭圆形器具，大小不同，但形制相似，表面饰绳纹，有煨烤痕迹和红色污迹。一件长22.8厘米，宽7厘米，厚1厘米。一件较短小，长7.7厘米，宽7厘米。同出的还有陶缽、漆盒及骨刷柄。报道认为是一套绘画用的“配色盘”［3］。（图二）

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M5出土2件长方形“陶擦子”，位于墓室西壁一殉葬者头下。一件一端宽而厚，一端窄而薄，两侧内卷。凸面有许多细密的小孔，形成糙面，大端磨出菱形花纹；凹面有不规则的之字纹；长12.5厘米，宽6.4厘米。另一件长11.5厘米，宽与上同，表面均呈黑色。报告怀疑“若认为陶擦，外表不应涂黑色”。时代属于战国晚期［4］。（图三）

1950年，雁北文物勘察团在山西山阴古邑村发现一件“陶蛤蟆”，雕出四肢，头部刻画双眼。背部饰双鱼纹，腹部饰S形四足龙纹，中空，摇之有声，长10.5厘米，宽8.5厘米。时代为战国或西汉［5］。（图四）

1954年发掘的西安半坡M2，为战国晚期秦人屈肢葬墓。在人骨架胸部出土一件扁圆形“陶饼”，内无颗粒物，摇动无声。两面由凸起的弦纹组成5周同心圆，同心圆内饰3圈波浪纹。一面边缘部位均匀分布3处弧线草叶纹，直径9.5厘米，壁厚2.4厘米［6］。（图五）

河北易县发现3件“糙面陶具”，时代均为战国时期。一件为扁圆形，两面以凸起的弦纹组成3周同心圆，同心圆内饰三角纹及八角星纹，直径8.8厘米，厚3.7厘米。（图六）其他2件为扁长条形。其一，一端较圆，中空，与扁圆形器相同，另一端长条形，似柄，实心，已残。两面印有不同的图案。一面近柄处纹饰不清，似一个头戴尖帽、双手上举的侧立人像。中部饰对称的双兽，张口吐舌，身体弯曲。双兽下为扁圆形，一面饰两周同心圆，中心为十字纹，外围饰六角星纹及三角纹。另一面饰一条龙纹，龙首残缺，只存身和尾部，伸爪卷尾，身上有涡纹麟片。残长18.3厘米，宽6.7厘米，厚1.6厘米。（图七：1）其二，仅存柄部，器身已残，布满小乳丁。整体造型似龙形，头部刻画眼睛、双耳和双角。一侧刻画一只回首卷尾、身饰圆圈纹的动物，残长10厘米，宽4.8厘米，厚2.6厘米［7］。（图七：2）

1962年，史树青先生在《古代科技事物四考》一文中，报道了一件出自燕下都遗址的扁圆形“陶砭”。一面饰二兽相斗纹饰，另一面刻画一只凤鸟纹，直径8.3厘米［8］。

20世纪60年代，在秦咸阳城长陵车站附近调查发现了2件扁圆形“陶饼”及2件鱼形“陶鱼”。一件“陶饼”内含颗粒物，摇动有声响。上下两面均模印花纹图案，直径10厘米。另一件“陶饼”已残，直径9厘米。陶鱼头尾刻画逼真，腹部饰满凸起的鱼鳞，内含颗粒物［9］。标本60XYCLT10③∶83，鱼体扁长，鱼头较小，两边有鱼鳃，腹部有鳍，长15厘米，宽5.5厘米［10］。（图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秦都咸阳城做进一步调查发掘，在长陵车站手工业作坊出土和采集到13件扁圆形、鱼形、椭圆形的“玩具”。出土品7件，其中扁圆形3件、鱼形2件、椭圆形2件。采集品有扁圆形和鱼形各3件。标本59XYCL采∶92，扁圆形，一面模印一只张嘴吐舌的猛虎和大小各一的两只野猪，还有鱼纹和树纹。另一面模印奔鹿、狼、野猪、鱼、蛇等动物纹。直径9.2厘米。（图九）标本61XYCL采∶37，鱼形，满身鱼鳞。长12厘米，宽5.5厘米。标本61XYCL采∶58，鱼形。长11.8厘米，宽5厘米。标本62XYCL采∶71，鱼形，体短而扁宽。长10.3厘米，宽5.3厘米。

在此还发现3件制作鱼形“玩具”的模具。标本64XYCL采∶19，鱼形，凹陷，侧面扁长，刻画出腮、鳞、尾部。总长18.4厘米，宽7.1厘米，凹槽宽5.2厘米，深1.3厘米［11］。（图一〇）

20世纪70年代，河北燕下都郞井村战国晚期灰坑出土2件扁圆形“陶”，其中1件残，不能复原。标本LJ10T49①H113∶41，一面饰4个动物纹，一对动物形象相同，作相向行走状，另一对动物回首相望，张口吐气，一个左前肢搭于另一个颈部，长尾拖地，尾尖上卷。一面有两个同心圆，中心圆内饰十字纹，外围为三角及多角星纹。内含颗粒物，摇动有声响。直径8.6厘米，厚3.9厘米，周缘厚0.8厘米［12］。（图一一）

1974年发掘的河北中山国灵寿城成公墓（M6），为中字形大墓，在墓室东、西二层台上各有一随葬坑，称东、西库。西库出土2件长椭圆形“陶”，盛放在大漆鉴中，泥质灰陶。M6∶176，似以筒瓦制作而成，凸面饰细绳纹，凹面饰平行折线构成的波折纹，长25.8厘米，宽6.3厘米［13］。（图一二）

灵寿城内还出土17件“陶搓”，以旧瓦磨制而成。椭圆形，7件，凸面中间有一条弦纹，弦纹两侧纹饰不同，一侧为麻点纹，一侧为刻画纹。标本E5T6③∶12，通长23.3厘米，中宽7.2厘米。长方形，10件，多为残块。标本E5T96③∶37，残长7.8厘米，宽5.4厘米，厚1.3厘米［14］。

1977年发掘的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为中字形大墓，在墓室的二层台上有东、西、东北三个随葬坑，分别称东、西、东北库。在东库发现2件椭圆形“陶”，形制相同。标本DK∶71，平面呈窄椭圆形。凸面针刺成细密的横向波折纹，一道以横点构成，一道以圆点构成，相间排列无空隙，构成图案十分精致的糙面。凹面绘赭色地，朱红色夔龙纹。长27厘米，宽6.7厘米。附近有铜匜、套钵、长方形漆盆、长方形火盆等，报告推测为洗浴搓垢之器［15］。中山国未见这种纹饰的瓦，推测应是专门烧制的。（图一三）

1980—1981年，陕西阎良栎阳城孝泉刘家村西南、八斗渠西出土1件扁圆形“陶饼”（Xll∶01）。内无颗粒物，摇之无声，两面各有两圈凸弦纹，一面中心饰十字纹和其他纹饰，外围饰三角纹和多角星纹，另一面中心纹饰不清，外围亦饰三角纹和多角星纹。直径7厘米，厚2.5厘米，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16］。（图一四）

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西耳室出土7件扁圆形“响器”，内有颗粒物，揺之作响。标本C205，两面饰放射状篦纹。其他6件，一面饰放射状篦纹，如编织的竹篓，另一面戳印圆圈纹。表面均有草编织物残片，部分器表粘有丝绢。大小略有差异。标本C206，直径9.5厘米，厚5厘米。标本C209，直径8.8厘米，厚3.8厘米。后室东北角地板上出土9件鱼形“响器”，器体大小相近，内装颗粒物，摇动发出声响。鱼身两面划有眼、嘴和鳃，满身模印鱼鳞，其中8件鳞片为圆圈状，1件鳞片为篦点状。鱼身表面颜色不同，1件色黑如墨染，3件为灰褐色，5件呈灰红色。鱼长11.5～12.5厘米，头宽4.4厘米，体厚2.4厘米。发掘者推测为乐舞击拍用的“沙镲”［17］。（图一五）

1983年，甘肃陇西出土2件扁圆形响器，内含颗粒物，摇之有声响。一面饰一圈弦纹，弦纹内饰十字纹和折线纹，另一面饰一圈弦纹，弦纹内饰鱼纹、水藻纹，弦纹外饰水草纹。直径7.5厘米，厚3厘米［18］。

1984年，陕西黄龙西山坡发现1件扁圆形“响器”。内有颗粒物，摇之有声。两面各有3道凸弦纹，组成4个同心圆，中心圆内饰十字纹，其外几圈内饰星状纹或称波浪纹。直径11厘米，厚2.1厘米。伴随出土的有6件铜铃（其中4件遗失），时代为战国［19］。（图一六）

1985年，河南新乡县五陵村一座西汉早期墓（M30∶6）出土一件扁圆形“陶响盒”，内含颗粒物，摇动有声响。两面各有2周凸弦纹，中心圆内为“三鱼争头”式图案，中间一圈亦有3条鱼，等距离顺向排列，最外一圈饰7组菱形纹。直径10厘米，厚4.2厘米［20］。（图一七）

1994—1995年，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内墓道西侧北边耳室（W2）出土大量洗浴器，共71件（套），以铜器和银器为主，并有陶器、漆木器、织物和茎类植物，有的器物带“沐鉴”“沐鋗”等铭文。W2未盗扰，推测为洗浴室。在其中一件银沐鋗中，盛放有10件“陶搓”，有扁圆形、长方形和椭圆形三种。扁圆形4件，中空，内有颗粒物，摇动有声响。W2∶69，一面有3圈凸弦纹组成的同心圆，主题纹饰在中央两个同心圆内，为双线组成的类似后世的“盘长纹”，另一面有2圈凸弦纹组成同心圆，中心饰4朵外向卷云纹，外圈以4个扇形树纹等分，树纹之间饰鱼纹和鸟纹图案。直径10.83厘米，厚4.64厘米。W2∶72一面有3圈凸弦纹组成的同心圆，从内向外分别饰花瓣纹、勾连卷云纹、如意纹和垂幔纹。另一面纹饰相近，如意纹在卷云纹之内。长9.08厘米，厚3.56厘米。长方形1件（W2∶70），中空。正反两面布满凹槽，侧面阴刻菱形纹和圆圈纹组成的星云纹。长10.6厘米，宽6.5厘米，厚3.15厘米，壁厚2.2厘米。椭圆形5件，中空，质感较轻。表面不见缝隙，可浮于水面。外表做成细致的糙面。标本W2∶3，长24.06厘米，宽6.7厘米。（图一八）

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王陵M1，墓主为西汉第一代江都王刘非。墓室结构为黄肠题凑，包括外回廊、题凑、前室、中回廊、内回廊、内椁、外棺、内棺等部分。在南外回廊下层西部的洗浴用品区出土1件“陶搓”、3件石搓。陶搓（M1Ⅰ∶3604），圆角长方形，器表绳纹基本消失，长11.3厘米，宽4.9厘米，厚1.5厘米。从其厚度推测，应是以瓦片磨制而成。同出的还有漆沐盘、铜沐盘和银沐盘各一件。银沐盘中沿下刻“江都宦者，沐盘”［21］。（图一九）

1998—1999年，陕西省交通学校（98交校Ⅱ区M15）出土1件扁圆形“陶响器”。内含颗粒物，摇动有声响。两面都有模印图案。主体纹饰为细线阳纹，周边有一圈凹弦纹。一面正中为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男居左侧，身穿短裙，光腿赤足，女在右侧，身穿长裙，长发飘逸，右手和丈夫合抬一条大鱼，左手拉着一个身穿紧身上衣和条纹裤、左手拿竿挑鱼的孩童。另饰有龙、虎、朱雀和龟等动物。另一面中心圆内饰一只奔鹿，外饰两条四足长龙，身体呈S形弯转。直径10.1厘米，厚2.9厘米［22］。（图二〇）报告未判明墓葬年代，推测应属于战国至秦末汉初。

汉景帝阳陵墓园出土1件陶鱼，长16.2厘米，年代为西汉早期［23］。2002年，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西北政法学院南校区M20出土一件陶鱼，凸目，鼓鳃，有鳞，中空。长12.5厘米，宽6.8厘米。年代为西汉早期［24］。

2006年，徐州黑头山西汉早期刘慎墓椁内出土1件蛙形“陶搓石”（M1∶31）。形状为上下鼓起的扁圆形，一只昂头、圆目、张嘴的蟾蜍趴在上面。蟾蜍背部及器物下部有小乳丁。器身长9厘米，高4厘米［25］。（图二一）

除上述见诸报道外，还有不少存放于博物馆中。如甘肃天水地区历年来发现的6件“陶”，分别藏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清水县博物馆和秦安县博物馆。张家川县所藏3件扁圆形器，2件出土于该县龙山镇连柯村、1件出土于龙山镇韩川村，两村相距不远，都有规模较大的汉代墓葬群。清水县藏1件扁圆形器，出土于永清镇温沟村，1件圆角长方形器，出土于红堡镇蔡湾村，实心，表面微鼓，饰斜线三角纹和方格纹。（图二二：1）秦安县所藏椭圆形器，为郭家镇出土，中空，内置弹丸，摇动有声响。器体周身饰模压而成的几何纹，长15厘米，宽6厘米［26］。（图二二：2）清水县温沟村与张家川县连柯村所出，器物形制与大小完全相同，有可能为同模所制。除连柯村一件及郭家镇一件原名为“陶铃”的内有颗粒物以外，其他均无。

二 器物特点及年代

本文根据制作情况把上述器物分为A、B两型。A型为合模制成，器腔中空。器表一般布满小乳丁或其他纹饰，手感粗糙。形状有扁圆形、鱼形、蛙形、长方形、椭圆形等，尤以扁圆形和鱼形最多。发现于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山西、甘肃、广东等地，以陕西、河北最多。除发现于制陶作坊遗址外，多数出土于贵族墓葬。扁圆形器各地均有发现，尺寸大小差不多，都在10厘米左右。鱼形器发现于陕西、广东，长10～15厘米。长方形和椭圆形器发现于江苏，前者长10厘米左右，后者稍大一点，长19～24厘米。蛙形器见于江苏、山西，长10厘米左右。河北易县发现2件扁长条形器，一端和扁圆形器相同，另一端做成长柄状。

A型器表面纹饰有动物纹、几何纹及人物纹等。动物纹有山中的虎、豹、狼、鹿、野猪，水中的鱼、蛇、龟，天上的凤鸟，非现实的飞龙。动物纹样在关中地区比较流行。几何纹主要由折线组成三角形、多角星或波浪纹，有的几何纹似龙形。几何纹在各地均有发现。人物纹饰只有陕西省交通学校一例，画面具有生活气息，动感十足。南越王墓出土的扁圆形器饰放射状篦纹，似竹篓纹，具有南方地方特色。

另外，陕西、广东发现鱼形器，江苏、河南、山西等地发现的模制扁圆形器上也有鱼、蛇、龟、龙等动物纹。这些与水有关的造型及纹饰，似乎暗示着其用途与水相关。

B型器以旧瓦磨制而成，形状有长方形、椭圆形两种，器物表面保留了陶瓦的原有纹饰。发现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等地，其中以河北发现最多。有个别可能是专门烧制的，如中山王厝墓的2件，凸面所饰细密的波折纹，当地陶瓦不见这种纹饰。无论旧瓦磨制，还是专门烧制，均呈片状，可归为一类。原为灰陶，因多次煨烤，局部呈现出砖红色，表面还有液体浸染痕迹。

两型器物的年代集中在战国至西汉早期。秦咸阳手工业作坊遗址年代为战国秦至秦代。南越王墓可能受陕西、河北等北方地区的影响，也有A型扁圆形器及鱼形器两种。狮子山楚王陵、南越王墓、江都王刘非墓、新乡五陵村汉墓，年代均为西汉早期。除江都王刘非墓外，B型器的年代均为战国时期，其流行时间可能稍早于A型，河北和关中地区是其流行区域，特别是中山国灵寿城及秦咸阳城发现较多，秦咸阳城手工业作坊还发现制作的鱼形器模具。秦咸阳城及南越王墓均出土A型扁圆形器及鱼形器，组合相同，应是同一传统在不同时空的传播所致。

两型器物都存在与沐浴器同出的情况。如临淄商王村M1、狮子山楚王陵、南越王墓、江都王刘非墓等。临淄商王村M1，陶熨具附近有银盘、银匜、银匕、铜盘、铜奁盒、漆柄铜勺、滑石耳杯、滑石盘等，一个小铜奁盒还盛有茎叶类植物。狮子山楚王陵W2中，A型器就放在沐鋗内，附近有大量沐浴器，一件漆奁盒也盛茎叶类植物［27］。狮子山楚王陵东北发现25座丛葬坑，其中沐浴器丛葬坑出土了“宦者药府”铜杵臼［28］。南越王墓A型扁圆形器发现于西耳室中层，附近有铜盆、铜勺、铜杵臼、铁杵铜臼、漆盒及药材、五色药石、羚羊角、乳香等。A型鱼形器发现于主室东北角地板上，与银洗、铜盆、铜鋗、铜釜、铜匜等放置在一起。江都王刘非墓B型圆角长方形器位于南外回廊下层西部的洗浴用品区，且“陶搓”与石搓同出。这些器物与洗浴器物放在一起，伴出药物及捣制药物的杵臼，表明他们可能与洗浴有关，也可能与医疗有关。

三 用途及性质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学界对A、B两型器物的称谓差异很大，而称谓往往又与用途紧密相关，有称之为陶拍、陶垫、陶印模、陶响、陶玩具、配色盘、糙面陶具、陶、陶搓、陶砭、陶熨具者，也有不予定性直接称之为陶球、陶饼者。

首先，陶拍、陶垫是制陶工具，形状一般一面有纹饰，另一面带有环形钮或柱状把手，便于工人把持，使用时二者相互配合，对未干的陶坯进行加工定型。陶印模为制作小型器物的模具，如瓦当当面、小陶俑、瓷碗、瓷杯等，印模一般一面有阴、阳线纹或形状，便于在陶瓷胎体上压印出凸、凹纹饰或造型。显然，这两型器物并非制陶工具，亦非印模。

其次，A型扁圆形器虽与陶响形状相似，但二者形制差异很大。前者是完全封闭的，有的内有颗粒物，有的则没有，后者呈半开合状态，内均有颗粒物，器身上有穿系的钮或孔，便于摇动时发出声响及传播声音。不少学者未关注到二者的区别，统称之陶响［29］。实际上，A型扁圆形器即使内含颗粒物，在摇动时也不会有太大的声响，更何况还有一些内无颗粒物，完全不能发出声响者。因此，扁圆形陶器与陶铃不是一种器物。最近有学者亦否认南越王墓所出为“陶响”，认为沐浴清洁用具的可能性大［30］。扁圆形器不是陶铃，自然也不能归到玩具之列。

排除上述可能，只剩下洗浴及医疗用具两说。从出土情况看，A、B两型器在墓葬中多与洗浴器同出，因此不少学者把他们当作洗浴工具，称之为陶或陶搓。最早提出此说者应是梁思永先生，他在研究殷墟陶器时推测是“陶”。安志敏先生对此做专门研究时，否定了印模、配色盘、玩具、陶垫等推测，接受梁思永先生的说法，认为是陶制的搓洗手具［31］。

《说文解字》曰：“，搓垢瓦石。”即用之搓洗身体污垢，因此又被学者称为搓。或搓，一般用来搓掉脚部角质层，多以火山石为之，平常百姓无火山石，亦以瓦片替代，因此有“搓垢瓦石”之称。以火山石为者，西汉贵族墓中常见，如江都王刘非墓［32］、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33］都有出土。刘非墓出土3件石搓，有圆球形和椭圆形两种，器表为蜂窝状小孔。圆球形（M1Ⅰ∶3601），器身较扁，直径8.2厘米，高3.5厘米。椭圆形（M1Ⅰ∶3602），器身略厚，长18.3厘米，宽6.3厘米，高3.9厘米。（图二三）这种石质的沿用至今。如果用A、B型陶具搓洗的话，其表面的粗糙程度不可能搓掉角质层，况且在使用过程中，其表面纹饰会越磨越平，最终失去功效，用之搓洗身体其他部位，又显得粗糙生硬。因此，他们不是用来搓洗的陶。狮子山楚王陵一次出土10件，南越王墓一次出土16件，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能是用来洗浴的。刘非墓既有石搓，也有B型陶具，二者显然具有不同的功用。

史树青先生对安志敏先生的陶之说提出商榷，认为安文所举的易县燕下都3件战国陶器和山西山阴古邑村汉代蛙形陶器，不应称为陶，而应是陶制的砭石［34］。笔者赞同史先生的意见，认为这种陶具是古代砭石的一种，即熨帖术所使用的陶熨具。

熨帖术是中国一项传统的医疗技术，利用瓦石本草之寒温和以热去寒的辨证原理，把药物及瓦石之类的熨具加热，用棉麻织物包裹，或再浸以药液酒液，热熨患处，借熨具的热量和药性作用，使血脉通畅，散寒止痛，多用以治疗寒性疼痛疾病。中国最早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记载：“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35］《汉书·艺文志》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36］《砭经》云：“水者，温石于水，以保其热也”，“火者，煨于灰，以传其热也”。水熨是把熨具放于水中加热以后熨烫患处；火熨是把熨具放于火中煨烤，利用熨具热量以熨患处。一般是在熨具上淬上药液、酒液，把熨具的热量通过蒸发的汽体传导给患者。两种熨法大致与两型熨具相对应，A型多用于水法，B型可以放在火中煨烤，应多用于火法。无论哪一种方法，都需要把熨具放于人体患处。人们一般在洗浴前后进行熨帖治疗，因此陶熨具通常与洗浴器放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帛书，是一部完备的医方专书，也是已发现最古老的医方，它的成方年代比《黄帝内经》还要早。全书52题，每题是治疗一类疾病的医方，少则一二方，多则二十几方，现存医方280个，包括药物、砭法、灸法、按摩、药浴、烟气熏法、角法和熨法，其中熨法就有13方，包括伤痉（肌肉痉挛）、婴儿索痉、犬噬人伤者、牡痔、牝痔、烂者、痂、疽（毒疮）、身疕（皮肤搔痒）方2个和杂疗方3个。涉及土熨、石熨、盐熨、土盐熨、醋熨、药熨、葱熨、蚕砂熨、动物熨等熨类［37］。

陶熨方，在《五十二病方》中未见，而见于后世医方中。宋人郭思据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编纂的《千金宝要》中，就有多处利用砖瓦熨帖的记载。如治热暍者（中暑者）方，用“屋上南畔瓦，热熨心，冷易之”。又如治疗心腹冷痛，“熬盐一斗熨。熬蚕砂，烧砖石蒸熨。取其裹温暖止。蒸土亦大佳”［38］。再如《千金方》中的灭瘢痕方，“以热瓦熨之。又方：以冻凌熨之”［39］。可见，陶熨不但是中国熨帖术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有时与石熨、土熨混合使用。西安半坡秦墓M2中，扁圆形陶熨具放置在死者的胸部，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其用途。（图二四）

熨帖时，在熨具上淬上酒醯、药液效果更佳。这种情况不仅医书中常见，而且考古也发现其迹象。《五十二病方》的熨法一般都与药物配合使用，按药物的加热方法可分煮药、蒸药、灸药三种熨治法［40］。

煮药。伤痉方：治之，炊盐令黄，取一斗，裹以布，卒（淬）醇酒中，入即出，蔽以巿，以熨头。热则举，适下。为裹更熨，熨寒，更熬盐以熨，熨勿绝。一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诎（屈）信（伸），止。熨时及已熨四日内，衣，毋见风，过四日自适。熨先食后食次（恣），毋禁，毋时。令。

蒸药。婴儿索痉方：取□殖土冶之，□□二，盐一，合挠而烝（蒸），以扁（遍）熨直肯挛筋所，道头始，稍□手足而已。熨寒，复烝（蒸），熨乾更为。令。

灸药。雎病方：雎（疽）始起，取啻（商）牢渍醯中，以熨其种（肿）处［41］。

有的墓葬中，陶熨具多与中草药、五色石等药材同出，有的附近还有捣药的杵臼。如南越王墓A型扁圆形熨具与中草药及五色石同出，五色石有紫水晶、硫磺、雄黄、赭石、绿松石，墓内还出土2套杵臼。据《千金方》载：“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42］五色石主要与房中术有关，属内服药物，虽与沐浴器同出，但并非用于药浴。洛阳金村M7、中山王厝墓、中山灵寿城成公墓M6、辉县固围村M5及临淄商王村M1出土的B型陶熨具上，都有经过多次煨烤并留有液体浸染的痕迹，推测是煨烤后淬上酒液、药液的结果。洛阳金村战国墓2件陶熨具与陶缽、带盖漆盒和骨柄刷放在一起，漆盒内盛着白色物质，在较小的陶熨具上还有红色斑痕。他们既不是配色盘，也不是陶，应是一套医疗用具，白色物质应是一种药物，红色斑痕是陶熨具在使用过程中淬酒液或药液时的遗痕，骨柄刷是药刷。

四 熨帖术的产生与发展

熨帖术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医疗术。最早的熨具应是石质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漉，鑱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应劭注：“俞跗，黄帝时将也。”《索隐》云：“鑱音士咸反，谓石针也……毒熨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帖也。”［43］《黄帝内经》曰：“夫气盛血聚，宜石而泻之。”注曰：“气血未盛，未为脓者，可以石熨，泻其盛气也。”［44］有学者曾对古代砭石进行梳理，按用法分为熨、按摩、切割痈脓刺泻瘀血、叩击体表等。因迹象难寻，文中未涉及石器时代的石熨具，只提到2件战国时期的石熨具［45］。

陶熨具是从石熨具发展而来的。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人们对陶器的物理性能应是非常熟悉的，它具有耐高温、受热与散热均匀、遇热不易爆裂等特点，在不要求熨具的特殊性能的情况下，陶熨具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战国秦汉时期是熨帖术的发展时期，不仅有大量实物出土，而且文献中也有较多记载。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经常使用熨帖术为患者治病。如“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再如，扁鹊认为，“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46］

据《黄帝内经》记载：“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盐，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47］果真如此，那么熨帖术可能首先是从东方兴起的。扁鹊是渤海郡鄚（河间）人，主要活动于齐、赵、秦等地区，这里也是陶熨具出土的主要区域。陆贾《新语·术事》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可见扁鹊医术影响之深远。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北方地区盛行熨帖术，可能与扁鹊的传播有极大关系。

唐宋时期，熨帖术更加完善。《千金方》有二三十个熨方，除石熨、陶熨、盐熨、土熨和药熨之外，还有《五十二病方》中所没有的灰熨、动物熨和金属熨，而且药熨也比以前更加丰富。在各类熨具之中，因施治不同，还可细分，如石熨、陶熨又可分为淬水熨、淬酒熨、淬醋熨、淬药熨等。所治病症也比以前广泛，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小儿科以及急救方［48］。

五 结语

熨帖术是中国古代长期流传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治疗技术。熨帖术所用的熨具种类繁多，其中陶熨具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以前不少学者将其误作陶拍、陶垫、陶响、陶玩具等。因一些陶熨具常与洗浴器同出，一些学者又将其误作洗浴用具，称之为陶或陶搓。实际上，二者在形制、功能上都有明显区别，陶熨具是医疗用具，或搓是洗浴用具。古代医学研究及医疗用具辨识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熨帖术及陶熨具研究只是一次初步尝试。熨帖术是古人对自然万物及各种疾病认知经验的总结，是一种行之有效且至今流传的传统医术，包含着丰富的药理、病理知识，对其进行发掘研究，有利于推动传统医学的继承和发扬。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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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M］.济南：齐鲁书社，1997：15-16.

［2］徐龙国.从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出土的陶熨具谈我国古代的熨帖术［J］.管子学刊，1996（3）.

［3］William Charles White.tombsofold lo-yang.kelly&walsh，limite shanghai.1934，pp32，82-83，plate.xli.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105.［5］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雁北文物勘察团报告［M］.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19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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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志敏.古代的糙面陶具［J］.考古学报，1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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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J］.考古，1962（6）.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43.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41-143、274-278.

［12］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350-351.

［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83.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99-100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164-165.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J］.考古学报，1985（3）.

［1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82、117、141、297.

［18］王子初.摇响器［J］.乐器，2001（4）.［19］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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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图版26、88.

［24］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4（6）.

［25］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11）.

［26］王文斌.天水地区历年发现的汉代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24）.

［27］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J］.文物，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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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齐鸿浩.中空类糙面陶具的定名与用途［J］.华夏考古，1998（1）；王子初.摇响器［J］.乐器，2001（4）；孔义龙，曾美英.从先秦摇响器看南越王墓摇响器的新生［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2）；崔乐泉.陶响球［J］.体育文史，1995（5）.

［30］林冠男.西汉南越王墓出土陶响器试析［J］.东南文化，2018（2）.

［31］安志敏.古代的糙面陶具［J］.考古学报，1957（4）.

［32］南京博物院，盱眙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1号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409、411.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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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释文(二)［J］.文物，1975（9）.

［42］孙思邈撰，刘清国等校注.千金方［M］.北京：中医药出版社，1998：16.

［43］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卷105）［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88-2789.

［44］杨上善撰注，王洪图、李云重校.黄帝内经太素（修订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637.

［45］马继兴，周世荣.考古发现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J］.文物，1978（11）.

［46］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卷105）［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92-2793.

［47］张志聪集注，方春阳等点校.黄帝内经集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92-93.

［48］孙思邈撰，刘清国等校注.千金方［M］.北京：中医药出版社，1998.

（作者：徐龙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