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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 2008-01-14 21:20 走出理学：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 王 杰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汉唐时期的高度发展，至宋代时达到了巅峰阶段。巅峰同时也就意味着衰落。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及利益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封建制度迅速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解'、'天崩地裂'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可以与春秋战国之际相媲美的重要时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预示着中国漫长封建时代的开始，明清之际则表征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没落。明清之际，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明清之际还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如何界定与评价明清之际的思想特征？学术界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表述，如'个性解放说'、'地主阶级自我批判说'、'启蒙思潮说'、'总结批判思潮说'、'反理学思潮说'、'实学思潮说'等。不同观点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明清之际的思想特征做了描述和说明。但笔者认为，对明清之际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若仅仅局限于一个层面或侧面的观察和界说，往往难免挂一漏万之嫌，为此，笔者认为，明清之际的社会主流思潮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也就是说，明清之际的知识界、思想界在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末流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思想理路沿着两条发展主线逻辑展开：一是经世实学思潮；一是人文启蒙思潮。如果说经世实学思潮表征着科学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人文启蒙思潮则代表着民主发展的方向。这两股独立发展又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思潮代表着明清之际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也预示着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思想走出理学、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也是走向近代思想、近代社会的过程。 谁都不能否认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有其前后的继承性，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明清之际绝大多数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他们虽然各自在自己学术领域的侧重点不同，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实用，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中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摆?quot;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鼎盛巅峰期，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当某一思想形态开始走向没落走向衰退时，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修订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某些人对传统思想形态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显得尤为强烈。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形态，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内部就已包含着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就决定了它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以程朱理学为例。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quot;格物穷理'；陆王重'发明本心'，此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无极'与'太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两派都存在较大争论与分歧，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一致的即：'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 黄宗羲：《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卷58）到明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已呈现出'风靡波颓不可挽'、'竭而无余华'之势，完全沦为'游谈无根'，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对宋明以来的学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这种空疏无用之风，导致了宋明时期社会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极端腐败。随着明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理学作为政治附庸的特点日益明显，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无疑，给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王阳明以继承陆九渊的思想为己任，试图取理学而代之。一时间，作为一种崛起于民间的思想形态，王学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上所认可的主流思想观念，而理学则被一般士人所藐视。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作为两种截然不同价值观念的递嬗来看，尽管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王学，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这就是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所确立的不同的价值标准。上有所好，下未必一定好之；上有所恶，下未必一定恶之，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无论是理学还是王学，越发展越背离初衷；越发展其弊端就越暴露无遗。于是，明朝中后期，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了一股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为经世实学思潮。明清之际已有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在明后期思想家杨慎、李贽等人开创的批判理学或心学的基础上继续对理学或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新的实学精神。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无庸讳言，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恭、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如果没有社会转轨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灵震荡，或许这些思想家仍将徘徊在朱学或王学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把自己融入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走出中世纪的门槛。可见，学术文化的发展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就是从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提倡的新学风，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而产生的。学风问题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一代学风的形成与转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早在明中后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汉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入'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升庵全集·文字之衰》卷52）把陆王心学斥为'学而无实'之学，走上了'渐进清谈，遂流禅学'的道路。（参见《升庵全集·云南乡试录》卷2）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这群人虽口谈'我欲厉俗而风世，'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影响，'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李贽：《焚书·又与焦弱侯书》卷2）明亡以后，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把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恭也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之名，俱属琐屑。'（《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李恭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冯辰等：《恕谷年谱》）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黄宗羲对明以来理学空谈性理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清代七百名人传》（三），第1577页）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南雷文定后集·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陆世仪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参见《清史稿·陆桴亭传》卷480）顾炎武反对'空疏之学'，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顾炎武把当时理学的清谈与魏晋时期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卷7）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于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顾炎武从历史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李二曲在提?quot;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清儒学案李0·附录〉〉卷1）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史谓其'言言归于实践。'王夫之也主张'明体适用'，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清史稿·儒林传》傅山也认为，'兴利之事，须有实功。'（〈〈霜红龛集〉〉）卷35）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评价说，傅山是'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00亭文集选注·阳曲傅先生事略〉〉）朱之?quot;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83页）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尤其是宋儒'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颜元：《存学篇》卷1）其为学之要旨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quot;。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习、实行。总之，清初学者虽或出于理学，或出于王学，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因此，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然而，明清时期昭示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方向，昭示着学术自由、思想解放、人性复苏的社会进步思潮随着清王朝政治、经济的日趋稳定，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加强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钳制，使得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及人文启蒙思潮逐渐丧失其科学、批判精神和民主、忧患意识，而转入乾嘉时期的考据训诂一途，使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历程大大落后于西方，推延了近三百年之久，只是到了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局面才开始其发展历程；到了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正式奠定了其坚实可靠的基础。（5208字） 编辑：王立龄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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