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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60 年代，显正街天主堂总有修女进出，走到街上，她们穿着黑色的束腰长裙，胸前戴枚圆形徽章，有时用黑色头巾披在头上。喜欢三三两两并排行走，步伐均匀急促，目光冷峻。她们中有一位个高的修女显得十分突出，她腰板挺直，仪态高雅庄重，目光从不下视，总是平和自信地注视着前方。
街上老人说：那位清爽的修女姓邹，“蛮遭孽”（可怜）的，在日本人侵略武汉那年，她就开始在西大街的圣母堂修道。1950 年代初，还在圣母堂改成的文德小学（后为白鹤村小学）教过书。那一时代，街上的小伢们不懂修女，只听说修女和归元寺的尼姑一样，一生不能结婚。 她们在天主堂内做什么？儿时我怀着好奇的心理，几次同街坊伢们进去探秘。我们沿着教堂侧墙那条狭长阴森的通道偷偷溜进后院，那里有两幢平房、一幢两层楼房。修女们住的平房十分简洁干净，也很阴沉，安静得有点恐怖，我们每次走到那里，都感觉呼吸急促起来，没看得太清楚就慌慌张张地跑回。 有一次，邹修女在教堂大厅那架管风琴上练琴，她闭着双眼，修长的手指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欢快地跳跃，动作优美、娴熟。婉转又有些哀愁的旋律缓缓流淌。我们不知道她弹的是什么曲子，感觉还是很好听的。 街上油条铺与隔壁王家的山墙间有条四尺多宽的巷道，不知是谁用油毛毡、草垫盖在顶上搭成一间长长的小屋。一位叫堂满的孤老太婆住那儿，吃喝拉撒都在里边，听说大便常拉在裤子里。街里居委会派人轮流给她送饭，料理下家务。大家都忙，有时就管不过来。我们打珠子打到她后门口时，总会闻到一股异味，看到屋里脏兮兮的，捂着鼻子就跑开。 有一天，邹修女和另一位修女拎个小桶，提两个水瓶到她家，帮她清理满是大便的裤子，洗澡，洗头，剪指甲。临走时还在街对面的水饺铺端了一碗水饺给她吃。没见邹修女讲什么话，她干净的黑裙子与这间脏乱的房间形成鲜明对比，只是用她那弹钢琴的漂亮的双手清理着大便，她好像很习惯，平静熟练地做着。 街坊跃进的妈妈、胡伯伯信教，蛮懂她们。说这几个修女是好人，她们总帮街上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做事。
“文革”期间，宗教受到冲击，天主堂停止活动，先后被五医院、工厂和城管占用。显正街上不见邹修女她们，更不见神父，听说下到工厂、农村改造世界观去了。 1972 年，我参加了工作，忙！老在忙！1990 年显正街天主堂重新开堂，听说神父、修女都回来了，教堂的礼拜也开始做，但我没留意这些变化。直到2016年退休，我在办了“大城根脉——聚焦武汉老街巷”摄影展后，又把拍摄和展览结合到老街巷的保护上来。 因为归元寺大片拆迁改造，天主教历史建筑绣花堂、圣心堂和圣母堂的保护，我认识了汉阳修女院现任院长张进平。她应该是位70后。2003 年，她接任院长后，读完武汉大学英语本科，通过托福考试，到美国波士顿学院留学六年，获社会工作和牧灵神学两个硕士学位。2007 年，回到显正街天主堂后的修女院。 2018 年初次见到她时，联想到邹修女在 1938 年开始来汉阳修女院修道，至今正好 80 年了，两代修女的不同际遇，使我似乎感觉到，显正街上修女的故事还在继续。
1990年，严昌洪与看望启蒙老师邹文彬修女 在武昌沙湖保护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与著名历史学家严昌洪先生聊起汉阳，才知道原来他是地道的汉阳人。1943 年严昌洪先生出生在显正街北城巷，小时候住在西大街绣花堂、圣心堂对面的五显巷。新中国成立初，他在文德小学（现白鹤村小学）、文德中学（现三十二中）念完小学至高中。1961 年考取大学离开汉阳，但一直到 2012 年他父亲去世前，他总要回西大街元妙右巷看望父亲。他上小学时，同学包年生住在显正街凤凰巷的汉阳树下，严先生常到那里做作业。西门那座当年还残存的凤山城楼门洞，汉阳树下那间幽静的院落，还有显正街、西大街的青石板路，成为他儿时的记忆。 当时，文德小学有几位修女老师，校长也是神父，叫朱运广。一位叫邹文彬的修女是他语文的启蒙老师。整 70 年后，严先生还清楚记得上学第一天，他母亲牵他到学校报到将他交给邹老师那一刻的情景。 2007 年，严先生委托省民宗局，在显正街天主堂找到尚健在的邹老师。此时邹老师已是 90 岁高龄，一定要从病床上起来，穿好整洁的衣服，接待这位还没忘记她的学生。一位现在的著名教授，昔日的小学生，看望一位老修女，昔日的老师，相隔整整 58 年，不能不给人带来很多感慨和联想。 当严先生把他和邹老师的合影给我看时，我不禁惊呆！邹老师不正是我儿时在显正街上见到的那位邹修女吗？她还在显正街天主堂？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迫不及待拨通张进平的电话，约次日见面。张正好记录了这么多年邹修女断断续续的口述，她捧着一本很旧的笔记本，向我讲述了邹修女一段坎坷的人生。
邹修女是汉阳人，1914 年正月初一出生，曾有一哥一弟，出生不久先后夭折。1938 年，做小生意的父亲就把 24 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她送到修女院，还代缴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新中国成立后，修女会院解散，圣母堂于 1947 年改为文德小学校舍。修女们分别在学校、医院、工厂参加了工作，有的也回老家，或做点小生意、打点杂工，还有几位结了婚。显正街天主堂成为邹文彬等无家可归、不愿改行的修女们的住所。会院解散，天主堂还在开堂。她们住在天主堂，也协助堂里做点杂事。 后来，邹文彬与涂文丽、刘连珍、杨原胜、陈秉中五位修女又被派往文德小学教书。文德小学当时还在鹦鹉洲瓜堤天主堂内，显正街天主堂紧临当街一幢房内，设二部和三部，共有学生一千余人。 学校安排她教数学和珠算，她说珠算没学过。学校要她边学边教，她没有去，觉得那是误人子弟。宁愿不要一月三四十多块钱的稳定工资，又回到显正街天主堂，帮堂里做些杂事，情愿一月拿几块钱，直至“文革”初。 当时汉阳主教涂世华在武昌办了个电缆附件厂，并任厂长。很多修女都进入他的厂，做了几天又回。邹文彬说：“你们做不来，我去看看。”结果她一个人一直坚持做到 1979 年退休。 邹文彬退休后，暂住武昌花园山天主堂。第二年恢复宗教政策，汉口上海路天主堂在武汉第一个重新开堂。她和徐翠珍院长等修女先后在汉口堂帮忙，并多方奔走呼吁汉阳复堂。显正街天主堂当时内部被工厂改造，大堂用钢筋水泥加盖成两层楼，后院也被城管占用。
终于盼来 1990 年显正街天主堂的重新开堂。她没等政府、教会通知，自己借了一辆小拖车，拖着她的全部家当，两只小木箱、一只老式旧皮箱，从武昌花园山过长江大桥到汉阳显正街，走了整整一通宵。显正街上的老人，又看到同样也老了的邹修女身影，现在除了“蛮遭孽”的同情外，更添了几分钦佩和尊重。 开堂后，汉阳修女院成立，在偏屋处又新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供修女们住。经过 40 年的风风雨雨，当年 29 位修女中的徐翠珍、唐兴余、李芬芳等，加她们 3 人共 9 位，又回到了显正街天主堂。圣母堂改成白鹤村小学的财产也归还给教会。 这是邹文彬一生中最高兴的一段时光，落实了政策，政治上解放了，她又可以全身心地爱国、爱教，用大爱来做小事、做好事了。在经济上，她每月有一份八九百元的退休工资，比同辈修女当时一个月拿 15 至 20 元钱，多到哪里去了。比修女 2000 年时修女拿 100 元、现在拿 500 元也多。修女院长，仍由五十二年前任命的第一任院长徐翠珍担任，她扶助老院长管理修会。 1994 年，18 岁的张进平进院。此时邹文彬刚好 80 岁高龄，但仍在街上为残疾人和孤寡老人服务。张进平第一次随邹文彬出去探访的，是住北城巷的一位胖子婆婆。邹文彬帮她洗了澡、洗了头、剪了指甲后，从自己荷包里掏出 5 元钱递给张进平，要她到回民餐馆端碗牛肉面给胖子婆婆吃。年迈邹文彬的身体力行，胖子婆婆那一刻感激的神情使张进平感触很深，现在都记忆犹新。显正街上还有几位这样的老人，邹文彬总是亲自在院里煨点排骨汤，烧点她拿手的五花肉烧干子、苦瓜烧肉这些菜送去。 1996 年，82 岁的邹文彬被任命为代理院长，徐翠珍去世后接任院长。这段时间她的坚强、忠贞、善良、开朗、大度、直爽和风趣这些优良品质充分发挥和展示，她爱党爱国爱教，并感染着他人。宗教局、爱国会和同行们来院，总能看到她举止庄重、落落大方、谈笑风生的身影。 客人来了，她就通知厨房：“加几个菜，加几个菜。”都是从自己荷包掏钱。若有年轻的修女、学生外出学习或家里有困难，她也总悄悄塞点钱给她们。而自己吃用都很节约，她的一间小房，除了一张小床，就是床头匣上叠放着的那三只小箱。她还非常节约用水，动不了了，衣服才让别人帮忙洗，还要叮嘱洗衣粉不能把多，把多会把衣服洗烂。90 岁了每天还抢着帮忙灌八九人的开水，到厨房择菜、蒸饭，干些杂活。 邹文彬 97 岁去世。显正街天主堂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修女是李芬芳，整整 100 岁。至此，显正街上再也见不到这些老修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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