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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伟民 第七章//山雨欲来 暗流涌动（续2） 尾大不掉 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以第二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列汪精卫之后。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蒋介石虽然只是8名委员之一，但实际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因为军委会主席由汪精卫兼任，首席委员由外交部长胡汉民兼任，二人既不懂军事，又不管军事；刚接替许崇智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职务的谭延闿又排在蒋介石之后。因此，已跃居第三的蒋介石成为事实上的首席委员，在军事上的地位已超越长期主管军事的谭延闿、许崇智、朱培德、程潜、李烈钧等人，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实力和声誉大增的蒋介石，与鲍罗廷达成君子协定后，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正式召开。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向大会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 会议连续举行了7次，除汪精卫已离粤赴苏外，国共两党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等基本上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邓颖超、董必武等与会共产党员，对于整理党务案等的讨论，也都采取了相当合作的态度。 林伯渠、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明确认为：改善两党关系、纠正跨党党员的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已经刻不容缓。 会议期间，中共党团曾讨论过对“党务整理办法”的态度。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说明不能接受，但提不出具体办法。整理党务案作为蒋、鲍的君子协定，又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自然在中共党团内部顺利获得通过。因此，对蒋介石抛出的整理党务案，到会的共产党员并没有提出任何颠覆性的意见。其建议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饰，即把太过批评跨党党员的条文修改得比较含蓄一些。对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长（可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没有提出过多异议。  《整理党务案》文件节选 会上，蒋介石又抛出了一个“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提议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人，并提出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张静江担任这个职务。在鲍罗廷的支持下，张静江顺利当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虽然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 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整理党务的训令，也不能不肯定：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的政党，故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管是哪个阶级的都可以参加。因此，国民党不能拒绝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当然，既然要加入国民党，其责任与义务就应该完全与其他国民党员一样。党员的行动及言论，如有不尊奉总理遗教者，一律以纪律制裁之，而不因党员的成分不同，动摇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 鲍罗廷认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胡汉民被放逐了（胡刚从从苏联回到广州，曾极力主张扣留鲍罗廷，被蒋介石否决）；阴谋捣乱的吴铁城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也不能插足于广东。鲍罗廷坚持认为，蒋介石无非是要“限共”，并不要求共产党人退出，他还需要苏联的援助进行北伐。因此这次退让最主要的成果是维持了国共合作，为此才能进行北伐，打开新局面。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根据整理党务案，开始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接替中共党员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部长，西山会议派叶楚伦取代中共党员吴玉章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顾梦余取代中共党员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出任中央宣传部长，甘乃先取代中共党员林伯渠出任农民部长，邵元冲任青年部长。工人部长空缺。 此时，随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被迫撤出，在国民党中央领导层和军队中已没有共产党员了，实际上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掌握党、政、军大权的局面。难怪蒋介石评价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时说：“这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成败的关键，也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整理党务案的通过，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合法的形式，实现了老右派早就想达到的目的，这就是从领导岗位上排除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它还使广州原来汪、蒋合作的局面，转变为蒋介石专权独揽的形势，从而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实现了历史性倒退，也为后来国民党的进一步分化及国共合作的破裂埋下隐患。 蒋介石紧抓兵权不放，并且利用兵权实现个人野心的残酷事实，给年轻的共产党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毛泽东后来也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指蒋介石——引者注）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为此，共产党人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此为后话。 在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宣判了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范和排斥不可。整理党务案通过后，大批国民党右派取代共产党人和部分左派国民党员的位置，广东许多地方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顿感扬眉吐气。 对此，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 广东区委领导深切感受到：我们的同志离开国民党中央机关后，工作更困难了，即使我们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们，也遭到他们的排斥，现时的国民党甚至它的左派，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党内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在国民党内部，根本不存在左派这个特殊的派别，共产国际所谓的左派，只是一些头面人物，现在已经瓦解，其中一部分人公开投靠了新右派。 因此，广东的同志宣称：“国民党已经死亡，国民党左派不存在，只有共产党人在工作”；“国民革命已经完蛋，残酷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革命斗争中唯一现实的力量是共产党。……我们可以退出国民党”。 整理党务案实施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扶摇直上：6月1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6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6月29日任国民政府委员；7月5日任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拥有任免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机关党代表之权；7月6日，因张静江患病辞职，蒋介石又接替他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后仍由张静江代理）。 这次整理党务案以后，莫斯科的中国政策就变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工具，成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之间政治冲突的延伸。 蒋介石在右派支持、左派软弱的情况下，在党、政、军中的权力与日俱增，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申请遭拒 前文说到，胡汉民被怀疑与廖仲恺被刺案有关。汪精卫只好把他派往莫斯科，一来暂避风头，二来也可以借此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代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 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带着由汪精卫签署的给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信来到莫斯科。  蒋介石与胡汉民 胡汉民本来是以“国民党右派”著称的，然而在莫斯科，他身上却放射出难以置信的“左”的光芒。1926年2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胡汉民慷慨陈词： “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的教导，在基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国民党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人民大众！这就是说，工人和农民必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胡汉民说，“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在这里是第一次与世界革命的领袖们面对面会晤，我感到你们是战友。”并振臂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这时会场上响起了激昂的口号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与此同时，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递交了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在申请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强调：“国民党将努力奋斗，以完成长达30年的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从国民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胡汉民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第二号人物、《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特意约胡汉民写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感想》长文，很快在《真理报》上发表。胡汉民在文中对十月革命作了言不由衷、华而不实的祝贺，用了不少溢美之词。称“苏俄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第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的第一声，是宣布资本主义死刑的第一法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第一福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的第一幕，是人类真正历史开始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轰动，博得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赏识。 他还应邀在苏联《工人报》上发表了题为《国民党的真解》，极尽赞颂之能事，美化国民党。 在一片赞扬和渲染中，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断给胡汉民以高规格的礼遇。 11月21日，在苏联东方研究所成立5周年庆祝会上，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中国劳动群众致贺辞，受到出席会议的人员“暴风雨般的鼓掌欢迎”。 1926年元旦，胡汉民对斯大林主持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又一次对苏联共产党以礼赞。 2月，在苏联活动并大肆表现了几个月的政治骗子胡汉民被任命为赤色农民国际主席团委员。可不要小看了这个职位，它同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一样，都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机构。 胡汉民在莫斯科还先后拜会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联共（布）中央领导和共产国际头面人物。即使当年蒋介石、冯玉祥访苏时，也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克里姆林宫对胡汉民的看重。 当然，他们的会见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会谈的内容当时的报刊也没披露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汉民与斯大林等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尽快以某种形式加入共产国际。1930年胡汉民在的回忆录中说到了会谈的大致情况。 按照胡汉民的说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表示赞成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接纳进共产国际，并同意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审议。然而，斯大林却心存疑虑，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话，帝国主义国家肯定会作出反应。后来胡汉民又通过其它渠道作了多次努力，最终也没能得到斯大林的同意。 出使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1926年3月13日，胡汉民怏怏不乐地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归国的路途。 就在胡汉民刚回国不久，6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接到了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要求国共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几经考虑后，选派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前往苏联出席这次盛会。 如果说第一次胡汉民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是秉承汪精卫旨意的话，那么这次邵力子出使莫斯科则是代表蒋介石的主张和意愿。 为避免重蹈胡汉民覆辙，行前，蒋介石与邵力子作了一番长谈。蒋介石认为，只有加入共产国际，才能确立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所以，他嘱咐邵力子，要转达给斯大林一个意思：不要通过共产党，而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 其实，蒋介石想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看到当时的苏联财大气粗，援助冯玉祥出手阔绰，蒋介石对其不禁心有戚戚焉，想在其中分得更大的一杯羹。为此，邵力子出使前作了充分的准备。 9月初，邵力子与中共代表谭平山一起抵达莫斯科。邵力子来不及观光游览，便匆匆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郑重地提交了申请报告，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 几天后，邵力子唯恐意不全，情不切，又绞尽脑汁写了补充报告送到共产国际领导人手中。 11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开幕，邵力子代表中国国民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三天后，他趁热打铁，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内容表达得更加直白：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间互派代表；国民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应参加国际革命的工作。 会议期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邵力子，邵转达了蒋介石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不过他只是婉转地说，希望共产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对此仍三缄其口。 1927年1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将邵力子的数次上书提到了议事日程，责成远东局进行研究和讨论。 在随后远东局的讨论中，中共代表谭平山就此作了态度明朗的发言。他说，据自己多方了解和广泛接触，邵力子代国民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个国民党员提出的，绝大多数国民党员都不知道这件事，更谈不上有这个愿望了。而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至于说到此前胡汉民的请求，也要大打折扣。胡汉民以国民党右派著称，他的行动只是逢场作戏，捞取政治资本。因此，提请共产国际慎重考虑这个严肃而重大的政治问题。 谭平山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深思。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表态。他指出，因为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现在国民党再次提出这样的要求，合不合适，需要严格把握。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和正视谭平山同志的意见。 后来，远东局将会议讨论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最后裁定。 此时，联共（布）中央也收到了鲍罗廷从中国发回的电报，报告了他与蒋介石发生的冲突。 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答复邵力子：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否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在邵力子即将回国前，斯大林和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再次接见了邵力子，并让他给蒋介石带一张自己的照片。斯大林在照片上写了赠言：“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惠存，庆祝国民党的胜利和中国的解放。斯大林赠。”他把照片递给邵力子时笑着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们会怎样看我？” 此后，邵力子由莫斯科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国，在途中，得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他心情非常沉重，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国际不接纳国民党。他于是发电报给苏联外交官拉斯科尔尼科夫，说：“上海使我担忧，我不能充当反革命的武器”。并将斯大林的照片寄给拉斯科尔尼科夫，请他亲手交还给斯大林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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