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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百题》（14） 易律夫撰 古来《易》指《易经》，与《周易》是有区别的。《左传》提到《易》、《易象》二书，非卜占书。其一是“《易》不可以占验”（《左传·昭公12年惠伯语》），其二是史书，《易象》与《春秋》并举（《左传·昭公2年韩宣子语》）。故汉班固云“《易》，道天地也“（《汉书·律历志》），司马迁公云“《易》以道化”（《史记·太史公自序》）。“周易”二字，在西汉末刘歆前仅《左传》（6次），《史记》提到《周易》（2次），但均指刘歆《七略第六·术数略》所载的38卷本《周易》，与古《易经》是分道扬镳的。把《易经》与《周易》当作一回事，是错误的。（详见本人凤凰、网易博文“《周易》非《易经》考论”一文）。 古人是一直称《易》或《易经》的，如孔子《论语.述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通观诸子百家，惟《左传》《史记》等极少数书籍提到《周易》，俱非今天通行本《易经》，这是有个中原因的。如《左传·昭公2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明显指周朝的《易》，是关于卜筮的。所以《左传》关于这样的卜筮载记地方场面很多。而《左传》多次出现的《易》，还有《易象》，《易象》且与鲁《春秋》并提，俱是载史的。更何况《春秋三传》于学界早有汉初造经者“伪托”的呼声，《公羊》《谷梁》二传的伪托，证据是确定的，其结论是比较一致的，《左传》亦当是如此。至于司马迁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一句，也是指周王朝的《易》。同时，此处“周易”之“周”，是“演绎”。如汉经学家郑玄《易赞》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这里的“周”，显然是反复、循环之义。而《史记·周本纪》“（文王）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句，其中的“益”，是“增加”的意思，与“周易”之“周”，意义一样。另外，有学者已指出，此“周”是衍生字或迭词。同时，文王益《易》句，是加了不定语气词的，说明司马迁对此情况不甚清楚，也不能肯定。周王朝的《易》在西汉刘歆《七略·术数略》（中国第一部书目类著作）里有反映，即《周易》38卷，内容是杂多的，因为是卜筮术数类。而“《易经》二篇”在《七略》之首，由于是典经，内容自然是不容掺杂其它，故而只有精干的二篇。这与晋出土战国魏襄王墓时的汲冢竹书《易经》情形完全吻合。但不管《周易》之周是指周代或是指循环往复，亦或是司马迁的“益易”，都只是演绎发挥古《易经》，而不是古《易经》本身。古《易经》与《周易》是有很大区别的，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一回事。主要是解释发挥者的思想立场社会地位差别问题，百家争鸣，各执己见。就是所谓对古《易经》解释最为成功的战国阴阳家《易传》，也仅是在中国哲学文化圈里，然而比之世界层面的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显然有差距。而《易传》对古《易经》的精髓即排列组合科学，却几乎没有提及。整个汉代是没有解说《易》而称《周易》者，如汉《京房易传》虞翻《易注》郑玄《易赞》等。从西汉王莽“颠倒五经”（班固《汉书·王莽传上》）刘歆刘向父子“卜筮38卷《周易》”（《七略》）到魏王弼250多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汉末三国兵荒马乱，文明不举，《易经》少有人研究，易学观念模糊。故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古《易经》内容为对象）才得以堂皇出笼并滥觞至今。而关于王弼此举，我们还得算一笔账，那就是王弼、王粲、王龚（东汉权臣）、王莽（新朝皇帝）有无直接的裔传关系，史载，王弼与王粲为族亲，王粲是王龚曾孙，王龚与王莽出生地相距不过百里，很可能存在属亲关系。而如果存在这一关系的话，古《易经》与卜筮《周易》的混淆，阻碍中国文化文明发展问题，此或是隐匿着一家族阴谋所导致。 另外，汉文帝时的出土文物长沙马王堆《汉帛易经》是今天通行本《易经》楚域古本，当时就未标书名，考古人员名“六十四卦”，也不是《周易》，也不能是《周易》，应是古《易经》。就是宋朱熹《周易本义》书内，无见“周易”名，多是“易”，即使首造《周易》为《易经》者王弼，其《周易注》或《周易略例》书内文里亦是如此，未提到“周易”一词或书名，而且在王弼时期时人均称《易注》《易略例》。宋朱熹的《周易本义》初版亦名《易本义》。明《永乐大典》残卷（见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八册）二卷《易书》也不标《周易》，而是《易》，且到了“易”92-93卷，规模不小，至少有上百卷。虽然其中有天象晷历，但只是易学象数理论上说的，无术数卜筮的某些迷信部分。出现《周易》顶替古《易经》混乱现象，取代中国典经，不是偶然的，是一小撮杂毛不和谐分子引起的，国人应高度注意，提防颠覆我国文化文明的险恶用心。  古腓尼基字母表图览（百度） （纪元2017年3月13日阴历丁酉仲春旬日易律夫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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